（一）东北人的报复行动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之前我带著老大到大连找小叔，当我们要由大连回新京时，一时无火车可搭，後来来了一班火车，规定只有日籍人士才能搭乘，上车後见一车子都是关东军，坐了一天一夜，有日本人从四平（四平再经公主岭站即可抵达当时称新京特别市的长春）上车，告诉我们：「日本已宣告无条件投降了！」有人听到後，便当场哭了起来：「我们特地由日本到这里，是为了什么？」这一批关东军後来都被苏俄军带走。以前由大连坐火车回新京，几个小时便能到，这回却坐了两天才抵达。一回到新京也不知发生市街战，只觉得街上闹哄哄的，问一东北人：「在干什么？怎么这么热闹？」他竟回我：「在看热闹啊！」当时没车可坐，大女儿一直叫：「走不动，不能走啦！」正见一辆拖板车，请他搭载，开价二十元，也只好给他。

    回到家中不见先生人影，一问之下，才知道先生已随溥仪一行人离开新京，当时东北已遭空袭，日方顾及溥仪的安全，安排他们疏散至满洲与朝鲜交界的一处隐密的乡间躲避，准备日後送溥仪到日本。

    当日有同邻组的日本人来敲门，说：「我们要走了，赶快走！」我问他：「做什么？」他说：「中国兵要进来了，大家要去表敬意。」我们所住的地方，东北人多，日本人少，在城另一边是日本街，都住著日本人，我听他说，已派了消防车预备载日本人到日本街集合，要我们赶紧收拾行李跟著邻组走。过一阵子，又派小孩来叫，我原先答好，後来一想要跑去那呢？先生又不在怎能离开？而且若如日人听说，要向中国兵表敬意，何必要走呢？叫了几次後，我说：「我不去，我要到朋友家，」一个日本人来说：「你不走也好，以後大家就各走各的了！」

    决定不走後，便弄了东西吃，不一会儿对面的东北邻居跑来说：「快走！快走！到我家去！」我回答说：「正要吃饭呢！」「不能吃啦！快走啦！」我觉得事情有点紧急，便说：「我有些贵重的东西放在地下室还没拿。」他连说：「不要拿了，来不及了！」我赶紧将小孩穿戴後，急忙跟著邻居跑到他家。不久後，便有人来抢，有邻居对来人说：「不要抢，这户也是中国人！」於是才无事。我带著小孩躲在那人家中两、三天，这其间都未进食，也不觉得饿，当时大家只能打地铺睡觉，头都不敢抬起，只听到外面的流弹咻咻叫！

    这时我才知道东北人和日本人打起来了，双方发生市街战。据闻东北人早有预谋，要杀死新京的日本人，遂由一所专供东北学生所读的军官学校发起，在一日晚上，东北学生将日本教官全都杀了，天亮新京就乱了。东北人齐声一喊，持大刀，棍子找寻日人踪迹，并在手腕上绑白布条做记号。

    事实上日本人自己也知道，只要日本一投降，东北人一定不会放过他们，早就买好中国服装应变，乱起，一下子日本人都跑走了，但听说有人东西忘了拿，又跑回家去，正巧被东北人逮著，即被杀死。当时东北人急欲杀死日本人和朝鲜人，为什麽东北人这麽恨朝鲜人呢？我曾问一东北人原因，他说：「你不知道，日本初入东北、九一八事变时，朝鲜人依附日本势力，害死了多少中国人。」後来听说有朝鲜人被东北人抓到後活埋至死。

    东北人知道日本人会换穿中国服，所以抓到人时就用国语问话，试看对方会不会说；有个念建国大学的台湾人，不太会说国语，被东北人抓著，正要用西瓜刀砍他，情急之下，赶快说自己是台湾人，东北人遂带他到我们家求证，查明不是日本人之後也就放了他。而一位当警察的台湾人，混乱之际也有人要杀他，他跑去躲在东北人的床底下才逃过一劫。也有东北人以戴眼镜来辨识日本人，当地人都是不戴眼镜的，可是台湾人也有很多都戴眼镜，所以大家都将眼镜拿下，唯恐被抓走。还有位台湾人来找我，并将手伸给我看，说最好将手毛，脚毛剃光，因为听说东北人没脚毛，日本人才有，这点就令我想不通了。

    东北人暴动後，日本人原想：「已经无条件投降了，只要情况不严重，我也不用管它。」但实在是杀死太多人了，日本人於是反击，变成了市街战，当时日本虽投降，但武器尚未被接收，还有许多枪弹、坦克、飞机，於是一动员，飞机一飞，东北人也吓到了，一时之动乱才告平息，而我们也有惊无险。

　　（二）苏俄军队入城

    动乱过後苏俄军队入城．一时呈现无政府状态。苏俄军犹如土匪般见人就抢，有一个台湾人不知情，见战争结束，很高兴的穿著新鞋上街，回来後却是赤脚，一问之下，鞋子被苏俄兵抢走了。苏俄兵不管什麽东西都好，见人便抢，好似他家没有一样。每次为了躲他们，睡也不安稳，我一个妇道人家，又要带三个小孩（二女一男，最小的出生不久），每次一听「苏俄人来抢了！」大家都赶紧躲在屋内的隐密处，晚上不敢睡，连咳嗽也不敢。有些苏俄人强行撞门入内行抢，当时我家原是玻璃门，有邻居说，玻璃门危险，便替我钉上木板，某次一苏俄兵见是玻璃门便用手敲破玻璃，但他不知道面还有一层木板，他一敲击，玻璃虽碎，他也因而受伤流血，才佯佯然离去。为了躲藏，我们还跑去躲到朋友家中，那朋友家在苏联宪兵司令部附近，苏俄兵才不敢靠近。不过，说来好笑，苏俄兵不会分辨东方人男女之别，女人只要理平头，他们就分辨不出男女了。

    日本投降後，一些在建国大学读书的台湾学生，因为学校停办，宿舍也不能住了，无处可去，这些学生便自动分配住到台湾人的住所，也有三名学生来我家住，他们说：「你先生不在家，家里没有男人很麻烦，我们搬来住可以吗？」当时正烦恼自己一个妇道人家，既要带小孩，苏俄兵又常来抢，於是便说：「好啊！但是你们来後，没什么东西好吃，只能煮粥给你们吃。」当时每天眼睛一张开就害怕，不知苏俄兵今天会不会来，与那些台湾青年一群人跑来跑去，不能安安心心的吃一顿饭，一有风吹草动，背起小孩就跑。

    等苏俄的宪兵来，军纪稍有改善，如果有人为非作歹，就会遭到逮捕。我听苏联兵说：「这些做坏事的苏俄兵都是带有中国血统的，大多住在蒙古附近，只要混有中国血统，发色乌黑的才会做坏事；至於金头发的就很守规矩，是真正苏俄血统。」是不是如此，我也不知其详。

    当混乱之际，也有些东北人见我们生活不错，想趁势抢劫，认为台湾人是日本人不是中国人，但邻居都会帮忙解围说：「不要抢，都是中国人。」这些东北邻居对我真的很好，一有什么状况，就来通风报信，要我小心。也有人说，如发生什么事，便可去他家，避避风头。

    共产党是随苏俄军队入长春的，听人说我们是日本人，派一小兵来我家，才知我们是台湾人。他没对我们怎样，但事後一位建大学生说，他的手表被抢走了。由於苏联军入城後，枪声大作，我们都躲起来也不敢出去，後来一位连长（广东人）来到我家，便问：「台湾人，你们怎么没跑？你的邻居都跑光了。」一看，还真的呢！大家都走了，就我们这一户没跑！我留了那名共军在家吃饭，隔天他便随军队启程往吉林去了。

　　（三）日本人的遭遇

    战後，日本人的遭遇极其悲惨，尤其在边区、乡间垦殖的日本开拓团更是受尽折磨。其中有一开拓团，一路搭火车来到新京，夜裏惨遭东北强盗的洗劫，所有行李都被抢走了，来到新京後，没得吃、没得穿、没得住，住在新京的日本人便安排他们住到日本学校，没有炊具就用牛奶罐煮饭，非常可怜，每天都有小孩子饿死，均就地埋在学校。有一次，有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子，背著小孩来卖麻糬，我看那小孩脸色乌黑，原来是没奶可吃，很可怜，过了几天她再来，小孩已经死了，这一批开拓团後来为国民政府遣送，也回到日本。

    那段日子，常常听到日本人为筹盘缠，将女儿卖给人家当佣人；也有人养不起小孩，将小孩丢弃，曾有一对日本夫妇逃难到山上，下山时将小孩丢在山上，後来反悔，再回去找，小孩已找不到了；也有人因土匪来抢，小孩哭闹，情急之下将小孩闷死了；还有人一听到日本投降即全家自杀的。

　　（四）逃离新京、辗转回台

    过去我从未曾想到日本会战败，在日本投降前，有一次听先生朋友提起：「局势不好，听说日本快要无条件投降了！」这位朋友平时很喜欢说笑，又会乱讲话，所以他说这事时，我只当他胡说，我说：「你说谎！才不听你的。」并不相信他，因此日本投降消息传来，大家都不太相信，在东北的台湾人又都是薪水阶级，原来日本人还配给米粮，一旦光复，大家没有工作，没有薪水，没有配给，而物价飞涨，米价涨到几十元一斤，生活极为难过。我还算幸运，过去并不完全依赖薪水为生，手头稍为宽裕，但不知何时才能回台，因此也不能太过浪费。虽然处在局势如此混乱的境地，但是台湾人之间仍然保持联系，建大的学生和郭松根博士都常来探望我。

    郭松根博士，台南人，台湾医学校毕业後取得日本医学博土及法国理学博士学位，与先生是学长、学弟的关系，未光复前即常到我家。郭先生的为人很风趣，我听他说过，他在日本拿到医学博士学位後，有法国某医学院到日本招生，仅收三名，只有他一个台湾人录取，其余两个都是日本人。由此可见，郭先生是多么优秀的人才，他也是世界知名人士。郭先生比我们晚到东北，在新京医学院担任教授，光复後，医学院的日本教授都走了，中国政府便要郭先生当医学院院长，他也不便拒绝，便答应了。而他见台湾人的处境日益困难，为了使新京的台湾人能回到台湾，便和联合国救济总署交涉，申请以台胞难民的身分回台。当时郭先生被迫任医学院院长，便以送太太回台湾後再回东北任职为由离开新京。

    以前由新京坐火车到大连，再搭船回台湾，一星期即可回到台湾，但战後不行了，只能由天津至上海再回台，在救济总署的安排下，滞留新京的台湾人便分成三批回台。第一批由当时的建大学生（一、二十人）打头阵，我们想年轻人胆子大，让他们先走试试看，结果安然回台。以後又有一批也跟著离开，轮到我们这最後一批时，一行人约有一、二十人，郭松根家族（一男二女）也在这一批；我本来不想离开新京，想等先生回来再走，但郭先生说：「黄太太，这是最後一批了，要赶紧走哦！不能再待下去了。」「要牺牲就牺牲你先生一人，不要把全家人的生命都赔上了。」听了他的话，我便带著小孩离开新京。当时大女儿八岁，二女儿五岁，最小的才刚满周岁（民国三十四年出生，到天津过一周岁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