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世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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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许春菊: 日本投降前后满洲见闻

婚後赴满洲

    我的婚事是我小姑梁淑介绍的(她是我台南二高女的同学),後来梁家也亲自来提亲,我先生还特地从满洲回来相亲。我在教了两年书後,对於待遇问题不甚满意,既然人家来说媒,就答应了。双方约定不收聘金、也不需嫁妆,婚礼是采用基督教仪式,请曾为梁博士[按:梁许女士昵称其夫粱炳元先生为博士或梁博士]受洗的日本牧师主持婚礼。

    我公公粱道於日据时期担任新化街长,娶了三个老婆,生有八个儿子、九个女儿。我先生粱炳元排行第二。夫家并非基督教家庭,但因为大家族难免有纷争,所以大姊信仰基督教以求心灵寄托,先生也跟著她信教。

    我先生梁炳元的头脑很好,他於公学校毕业後,直接进入高等学校寻常科就读,寻常科相当於中学,要成绩非常好的学生才能入学,非常难念。读完寻常科後,成绩优秀者才能进入高等学校念理科。先生念完高等学校理科後,进入满洲医科大学就读。他之所以去满洲念书是因为他的叔叔梁宰在满洲开了一间大医院,公公希望先生毕业後到他的医院帮忙。

    结婚後先生准备读博士班,所以婚後不久,我陪他到满洲的奉天(即今渖阳)医大念书。我们坐船由朝鲜釜山上岸,经过朝鲜半岛到奉天(当时朝鲜和满洲都属日本管辖)。我一到东北便觉得东北的土地非常辽阔,天气很乾燥。由於日本人建设满洲已有一段时间,所以满洲的民生设施都很好。当时满洲的城市分中国街与日本街,日本街的设备很完善,治安非常良好,台湾人视同日本人,都住在日本街,食粮等民生配给也都和日本人相同,没有差别待遇的问题。

    我们住在奉天时,正好住在教会旁边,牧师娘为人很好,教我很多生活之道。刚开始时我不懂事,有一次看天气好,就将衣服拿出去晒,牧师娘看到便说赶快收进去,要不然衣服很快就会变得硬梆梆的,一折就会破,原来衣服只要放在屋子裏晾乾就行,我刚去满洲时也不会烧洗澡水,一大桶洗澡水要烧两天。後来才知道,煤炭起火後,要慢慢等,不能常搅动,否则水烧不热。平常我自己一个人带小孩,有闲暇时就到教会帮忙,等先生拿到博士学位後,我们便搬到抚顺帮叔叔的忙。

    我於民国二十九年到满洲,年底生下老大(梁昭真)。在东北时,平均两年生一个孩子,在满洲生了四个。我的小孩都是由我一人带大的,当时不敢请佣人,因为满洲人较不重卫生,而朝鲜佣人听说喜欢偷东西,所以我只有请一个朝鲜人到家洗衣服,这之间我还得看著她工作,怕她会将喜欢的东西拿走。

  丈夫行医

    我公公的弟弟梁宰於台北医专毕业後赴满洲抚顺开设「天生医院」,这是一所满铁的指定医院,後来他也到奉天的满洲医大修了博士学位,叔叔一向重视人才,如果有台湾人到满洲医大就学缺钱,他都会资助他们完成学业。

    天生医院的规模颇大,有许多病房,来看病的患者非常多,这间医院有个特色就是执业的医生都是台湾人,除了叔叔梁宰、我先生,另外还有堂哥梁清文,叔叔梁宰的女婿林昌德、一位新竹人,还有一位姓高的。梁清文後来回高雄开了「清文外科」,现已过世。而叔叔的女婿林昌德在东北时过度劳累患有肺痨,光复回台後过世。

    我先生的大姊梁金莲和夫婿杨澄海当时也在鞍山开大医院,先生的妹妹梁金菊和妹婿罗福岳也同在满洲执业。还有小妹妹粱华(药剂师)嫁给赖雅徵医生,也在满洲执业。除此,在东北仍有不少台湾医生,像我姨丈卢昆山,他的三姊夫简仁南在大连开设医院,他便去那儿帮忙。

    我先生学的是内科,有时也兼看妇产科,尤其一些较危险的生产,由我先生接手,他都能使其顺利生产。因为先生的医术很好,来看病的人不分国籍,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後来先生因事务繁忙,劳累过度而得了肺痨,於是离开大医院,自行开了间小医院,因此有较多休息时间可以调养。

  日本投降

    我们到满洲时已是战时,台湾人在满洲的配给与日本人无异,待遇也等同日本人,要是真缺什么东西,也可在中国街的市场买得到。在满洲待了那么久,并不觉得日本人的军事力量正逐渐衰退,不过,我问过一些刚从日本本岛来给梁博士看病的人,他们说:「日本国已常有美国的飞机来空袭,日本军队已无反击的能力了。」但我们住在满洲并不觉得局势变坏,也不太相信日本有这么差劲。直到後来有美国飞机空袭满洲鞍山铁矿才相信,当时我大姑梁金莲也在那儿开大医院,她说,空袭时应躲在都市建筑的地下室避难即可,如到郊外避难反而危险,因为美国飞机轰炸都有固定目标,不会侵袭住宅区;而且美机有种习惯,将一些未投掷完的炸弹,随便丢掷到郊区,所以到郊外的人反而容易遇难。从这次空袭以後,满洲也能感受到战争的激烈了,而且医院的男职员不断地被徵调从军(即关东军)。听说他们从军後,部队也没枪,有些人甚至用竹子和敌军对抗。等日军投降,这批被徵调的关东军能生还的很少,有许多人都变成苏联的战俘,也不知被苏联人带到那儿去了。

    日本投降後,满洲的日本人都不相信日军真的战败了。我则一听到日本投降就很高兴,因为战争停止便可以回台湾了,我到东北这麽久都没回台湾,初期还可写信回台湾和家人联络,後来因战争激烈便断了音讯,而今,日本投降,也不知道台湾的老家怎么样了。

  俄军进入抚顺

    在满洲的日本人接受日军投降的事实後,便赶紧加强「邻组活动」,以邻为中心,将邻内房屋的门窗都用木板钉死,并在邻的外围钉满木头,将全邻围起来,只留一个小缺口出入。当大家集合起来商讨对策时,日本人都说,通常战争时的军队进城後有三或四日的自由,随便他们奸杀掳掠,要女人家小心。我们妇人都认为怎会有这么乱来的事,他们自己就招认说以前他们当兵时就是这样。

    而日本人也组织了自卫队准备与苏联军对抗,在苏联军队进来之初也发生了零星战事。本来大家都躲在地下室,有一个躲在对面的日本人在地下室待了许久後想到外面看看动静,一出来便遭苏联兵射击,苏联兵走了以後,这名负伤的日本人被带来给梁博士医治,我便在旁帮忙,被其他的苏联兵发现。苏联兵一发现我在那儿,便回去部队报告说医院这边有女人,不久就有个苏联兵跑来找我。起初他比东比西,我先生以为他要拿东西,点点头随他拿,但他指著我,要我跟他走,极不怀好意,我吓了一跳,向他点个头便溜到地下室去。过了一会儿,博士的堂弟(当时在医院当药局生)跑来跟我说:「嫂嫂,如果你不出来,哥哥的生命会有危险。」於是我只好心里祈祷,壮起胆子走出来。我特意拿个菜篮放几个罐头,假装是去准备东西要请他吃饭,我向他点个头後便进厨房准备酒菜,虽然那士兵作势要我快一点,但我就是向他点头拖延。当时我的家人——婆婆、梁博士、堂弟、我的几个小孩们,和那苏联兵都围在会客室等候。等我将东西弄好後,端到会客室,我心里非常害怕,猛向上帝祈祷。还好最後那士兵受了感动良心发现,唱了一首“Home Sweet Home”(即甜蜜的家庭,虽然词不同,但曲调是相同的),就放弃他的恶念两手空空地走了。这时我才真的卸下心里重担,真是感谢主。隔天有个日本人来,大家说起这件事,他就说:「奥さん(太太),你的睑要涂黑,比较没有危险。」当时我早已穿起婆婆的衣裳,被他一说,我便将头发剃成像男生头。一般人无法想像当时军纪之坏,而且对方有枪,我们也无力反抗。我们本来以为只要年轻人去躲起来,让老人家留守房子应该不会有事,结果还是有老妇人被轮奸至死的惨事发生。

    苏联军队进城只有三天任由他们奸淫掳掠,三天後苏联的军纪要求便很严格,绝不让士兵犯规,当然这些士兵也不会乱来了。这时日本人赶紧将卖春妇集中在一处,开始营业。我之所以知道他们军纪严格是因为有卖春妇来我们这儿看病,提到有苏联兵喝酒乱来、不规矩时便马上被枪毙处死的事。这些卖春妇都是日本人,可能是过去日本军队特地集合在满洲的慰安妇。

    当时共产党的八路军和苏联军一起进来,前面所述为非作歹的士兵都是苏联军,八路军一直很规矩。这时治安良好,夜间可以不必关门。半年後国军来接收满洲,八路军不愿与之正面冲突,便先撤走,临走前还打电话通知博士。在国军尚未进城、共军将撤走之际,共军却四处抓医生,有一次还要城里的医生去开会,我要先生不要去,又不知他们要开什麽会?便由药局生参加,所以先生并未被抓走。当时共军抓了不少医生,有好多人都不知下落,像黄永盛就行方不明。八路军撤退後,一时呈现无政府状态,我在屋内看到有些中国的老百姓跑去将公家的东西,如桌子、椅子等公物扛回家,非常没有规矩。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是我们不太能接受的,过去在日本人管理之下,城市里的水、电供应都很舒适,在满洲待了好几年从没停过电,但当国军进来接收後,不是停电,就是没水。东北的冬天一定要有暖气,要不然自来水管会结冰,国军来後,这些公共设施的维护都忽略了。

  设法回台

    在国军进入抚顺之前,我早已归心似箭,而当时联合国组织了救济总署,让滞留在大陆的台湾人可以用难民名义申请回台。我就想去登记,但博士不肯,他想等局势平静後再搭头等舱回来,以免旅途太过劳累。本来苏联兵和八路军初入抚顺时,有的来给博士看病,虽然没钱付医药费,但他们会掏掏口袋拿出一点小钱交给博士以表谢意。日後他们接收了日军物资,领了衣服、薪饷後来看病还是很客气。而後国军进入抚顺,有一个士兵来给博士看病,这名士兵不坐在患者的椅子,偏要坐在博士的大椅子上,博士作势请他坐到患者位子上,那人竟打了博士一巴掌。博士有了这次经验後,自此死心,也想尽快回台湾了,於是我便赶紧以难民的名义申请准备回台。

    当时联合国组织“难民救济委员会”,由吴三连负责协助台湾难民回台。我办理申请回台後不久,我们一家便加入难民队伍,从抚顺坐火车到渖阳,再转车入山海关,一路上战战兢兢,一行人到山海关换车,一时找不到地方住,只好住破屋,由男人轮流守夜,好不容易才到了天津。我们在天津等候了一段时日,而後直接坐船回到台湾。由於路途艰辛,无法带太多行李,所以像相片、皮衣都没带回来,非常可惜。李秋远(後来当选台北县的省议员)和我们一起回来,一路上他也帮我带小孩。当时我已育有四个小孩,最小的梁爱惠才几个月大,坐船期间,我又晕船,她时常吵闹都由先生照顾,他把她抱到外面甲板哄,结果晒得好黑。回台湾後,我二姨母看了笑我说是去那儿抱来的小孩,这么的黑。人家都叫她”黑甜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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