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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本刊上期所寫「我與宋希濂同時被俘」一文中」【析世鑒： 参阅 http://www.boxun.com/hero/xsj1/71_1.shtml 】，曾提到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十四兵團司令鍾彬，已在扣押中病死，綏靖主任宋希濂則用專機解送北平。但那時重慶歌樂山的高級俘虜營，却不斷由川、甘、陝、雲、貴五省地區，陸續解到許多國軍將領，其中包括有：剿總副總司令、兵團司令、遊擊司令、警備司令、師管區司令、清鄉總指揮、軍長、副軍長、師長、副師長、炮兵團長、憲兵團長、騎兵團長、輜汽團長、通信兵團長、交警旅長、保安司令、各級參謀長、高級參謀以及各級政工、軍法、軍醫、軍需、副官、參謀處長、幹訓團教育長、陸軍大學教官等諸色人物，一共約略有五百人之多，眞是林林總總，形成一鍋大雜膾！

    我們這些將級俘虜，被編爲將官隊，隸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司令部高級俘虜管理處」，以後改稱「西南軍政大學」，而隸「西南軍管會」。其實，眞正的稱謂，應爲「敵將俘虜集中營」。筆者當時是國軍中擁有全部美式裝配的甲種師師長，被認爲是比較頑固而且是罪孽深重的敵將，因此，被編入看管最嚴格的第一中隊。

    將官隊設在歌樂山中央醫院原址後面的一排竹坯夾石灰建築的平房內，由二野軍級幹部袁血卒任隊長，這位袁隊長，是一個十足的兵油子，過去一直在國軍中當職業士兵，專搞兵運工作，到了共軍全面渡江之後，才露出本來面目，榮任了軍級幹部！

    我們編好了隊，起居生活，和士兵一樣，隊部周圍，都被有電流的鐵絲網圍繞著，行動被限制得很嚴，不特不許行近鐵絲網，就連三五個人聚在一起交談，也是絕對禁止的，在營中，越是裝傻作呆就越安全。

    我們的眷屬，又被編成婦女隊；三歲以上的孩子們，編成兒童隊，被送到另一個地方，接受赤色教育。每逢星期日可以約會「愛人」（共軍稱妻子爲愛人），但時間有嚴格規定，和探監差不多。我們是席地而睡，地下只鋪薄薄的一層禾草，濕氣很重，致人人都睡得腰酸背痛，或生濕瘡。穿的是國軍倉庫遺留下來的軍服，晚上蓋的是自己隨身的棉被軍毯之屬。

    我們每晨五點卅分起床，由共軍監視著去附近水田邊或小河流旁洗臉漱口，洗漱畢，又由共軍吆喝著魚貫返回隊部之後，就集合跑步，唱「解放」軍歌，七時吃稀飯，跟着節目就繁重了：全體在曠場上大課啦；讀新華日報啦；主講的共幹，都是些毛頭小子，一講便是一兩個鐘頭，不知他說些什麽！正午十二時吃飯，有時有米飯也有饅頭，因那時中共初占大陸，猶在大施「糖衣政策」，諸如「寬大」、「不究既往」等等口號，時有所聞，因此，吃得也還不算十分壞。飯後休息，但共軍却利用休息時間，要我們列隊到山野間去挖尋野菜，或到水田裏捉螺絲，以爲加菜之用。下午二時以後，課目是開檢討小組會議，坦白自己過去的「罪惡」。在檢討過程中，即使我們眞的以最坦白的態度來歷數自己過去所作所爲，但在旁邊監視的共幹，仍然永遠不會滿意，總是一口咬定你毫無誠意向人民低頭悔過，那種淩厲的威脅，常使受不了逼迫的人自尋短見，不如一死乾淨！例如胡宗南部一八七師少將副師長張世堯，就如此這般地在半夜裏用褲帶偷偷自絞而死！

    另一個頭痛的事，便是所謂「學習」了。我們每一個中隊，都成立一個「學習俱樂部」，下設學術、時事、壁報、遊藝等組，筆者有一段時期被指定爲時事組長，每日學習時，便要我先作時事報告，內容一定要采自新華日報。那時韓戰已經爆發，共幹要我編造一篇「內容充實」的有關「南韓侵畧北韓」的事證，以便油印發給全體俘虜閱讀。天呀！誰都知道是北韓侵畧南韓，而硬要我說成是南韓侵畧北韓，還要寫成一篇洋洋洒洒的時事報告，叫我怎樣去胡說八道呢？結果是非寫不可，只有挖空心思，顛倒黑白地亂說一通，列舉了三四十項僞造事件，加以例證。例如：某月某日在某地南軍無故槍殺了幾個北韓人民；某月某日某地南軍侵佔北軍第幾號高地之類，寫好了交給一位姓王的政治委員，政委看過了連叫「交關好」！

    說到學習，使人啼笑皆非之處不一而足，記得有一次辯論「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的題目時，一位指導員先作解釋，他竟這樣說：「時間和勢力造成一個英雄人物，還是一個英雄造成時間和勢力。」乍聽之下，我們都小聲小氣的笑起來了，指導員見到我們在笑，立刻扳起臉孔大聲說道：「你們笑什麽？簡直是反動！」我們說：「指導員！時勢兩個字，照過去國民黨時代的解釋，不是這樣的。」他跟著便斥駡道：「你們眞是一群難以改造的頑固份子，你們的認識，沒有一樣不是錯誤的，以後，要好好聽我的。」

    還有一次，是中共「八一」建軍節，當日在重慶召開了一個慶祝大會，這年（民三十九年）正是中共全面勝利的初期，兼有「慶功」的雙重意義，其盛大隆重，自不待言。我們恭逢「曠典」，被帶到慶祝會塲去參觀，到會的有劉伯承、賀龍、鄧小平等中共巨頭。慶祝的秩序到了「向毛主席致敬」的當兒，竟有一名「戰鬥英雄」，頸套花圈，被擁登臺演說。他提高嗓門，大發妙論道：「我們南征北戰，消滅了幾百萬敵人，現在，還有美帝沒有打倒，儘管美帝有什麽原子彈我可不怕，我保證要獨吞一顆原子彈，來向毛主席和人民致敬！」話未說完，全場排山倒海的掌聲已震耳欲聾。我們站在角落裏一群，大家面面相覷，笑得眼淚都流了出來。

    我們在改造中、人人都懷着隨時有被處決的恐怖，共方人員則悉心悉力去尋求每一個俘虜的所謂「罪證」，不惜追溯到祖宗三代，他們最懼也最怕的，是過去曾參加過「軍統」、「中統」、「ＣＣ」、「藍衣社」這一類活動的人，如果被檢定是屬於上一類的份子，必然遭到整肅，在夜半裏將人取走，永遠不知下落。筆者當時唯一的心頭重壓，倒不是過去當部隊長時，在戰場上對共軍的格殺，因爲兩軍作戰的死傷，共軍並不完全認爲是「血債」；而我擔心的却是我領導過南京四一事件（詳情刊於第一一五期春秋）【析世鑒： 即《南京易手前最大的一場打鬥》，見http://boxun.com/hero/2007/xsj1/3_1.shtml】，和參加過「復興社」，且曾主持過「軍隊特別黨部」以及當過一任「軍警督察處長」。這一連串的事迹和職務，都是中共認爲有著「血海深仇」的死對頭，爲此，我在心緒上實在無片刻安定，加之共軍時時向我催迫：「趕快放下思想上的包袱」「趕快向人民低頭」，弦外之音，好像共軍瞭解我的秘密一樣，因之，我直覺地認爲始終不會逃過整肅的厄運的，所以處心積慮，設計逃亡。

    韓戰場正打得如火如荼，中共「志願軍」參戰了，俘虜營奉命結束，指令我們參軍。凡不是正式軍官身份的（如軍醫、軍需、政工及其他軍佐），則分別遣返原籍，受清算與公審。筆者計劃逃亡，蓄意已久，雖已被迫參軍，但於臨出發赴東北鴨綠江的前一天，終於不計一切，冒死潛逃，於此同時，華北剿總副總司令兼兵團司令李文中將，也竟傳奇似的脫出了樊籠！

    李文係湖南人、高個子、鬍鬚甚濃，原來駐軍北平，傅作義搞「局部和平」後，李率部改隸甘陝川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部的戰鬥序列，胡部在成都一帶冰消瓦解之後，李即被俘，解來重慶俘虜營。記得是民卅九年中秋節後的一個下午，突有一個共軍軍官率同四名武裝整齊的「解放軍」乘一部黑色小汽車，直駛將官隊，持著提李文的公文來見主管，當李被提去後四小時左右，將官隊的周圍，忽然緊張地戒嚴起來，一隊隊的共軍，到處搜索，嚷著：「俘將李文逃走了！」據事後傳說：李文系被璧山縣（離歌樂山二十多華里）山區國軍遊擊隊化裝共軍把李劫走的。按當時四川各地情況仍極混亂，到處有國軍零星部隊潛伏。雖然筆者以後在逃亡途中，曾詢問過李文中將逃亡的經過，但他却唯唯否否，不願細說。

    至於筆者的逃亡，却得力於我的太太，因爲她是四川重慶人，有着極好的人地關係，故終獲脫出死亡邊緣。先是，她被編入婦女隊之後，因行軍、作戰的種種磨折，而致小産，在俘虜營一直就病倒着。嗣因病勢轉劇，她因人緣不錯，居然獲准離隊在外醫治。我就利用她在外的機會，叫她進行賄購另一個低級俘虜營的「解放證」，並事先暗中爲我弄好便服，時機到了。便抱「必死必成」的決心，偷離了歌樂山，步行到重慶，連夜在儲奇門乘一葉扁舟，東下萬縣，再由萬縣步行到宜昌，輾轉抵漢口。此時，囊空如洗，已兩日未曾進食，瑟縮於江漢關右側小巷的破屋中。可幸遇著前國軍九十六軍傅參謀（彼早已脫離部隊，匿居漢口），便告知一切狼狽遭遇。傅參謀長乃慨然脫下手指上的一枚金戒相贈，囑變賣作盤川，因當時未便多談，便與傅匆匆互道珍重而別。旋即由漢口渡江赴武昌徐家棚火車站，乘粵漢路火車直往廣州。迨抵廣州，又已一文莫名，迫得冒險走訪中共廣東農林廳長丘哲（丘係民二十八年軍委會政治部陳誠部長任內的設計委員，與我有同事之雅），商借人民幣五十萬元，說是作爲返回原籍的旅費，丘哲果然照借給我，我獲款後，即搭廣九早車急遁海隅，重出生天，喜極而泣！這已是十二年前的往事了。

    以上《重慶高級俘虜營生活之憶》，是以中華民國五十一年《春秋》雜誌總第117期同名內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網際網路首發◆析世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