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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成立的主因及組織素描 民國三十八年春,國民政府對中共的陸上戰爭,已顯於陷於劣勢。大陸淪陷,勢所難免。那時候中共的海空軍,最多只能說是剛在萌芽階段,距離能與國民政府海空軍抗衡的程度還遠。臺灣孤懸於東南海上,與大陸的距離,最近處亦約八十海里。中共面對海空軍都佔絕對優勢的國軍,要作渡海登陸臺灣的作戰,就難操勝算。國民政府亦深知臺灣在地理形勢上有此優點,乃於三十八年七月,在臺北成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作為在東南沿海對中共作戰的主要根據地;任命陸軍上將陳誠(辭修)為長官,積極籌備對中共作戰的準備工作。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的組織,首腦部是長官、副長官、參謀長、副參謀長。下面設行政(總務)、人事、情報、作戰、後勤五個處。副長官有三位:林蔚中將主管行政及人事,郭寄嶠中將主管作戰,羅卓英中將主管後勤。參謀長是張兼鈞中將。以上各位,都是陸軍將官。副參謀長亦是三位,陸海空軍各一。以下各處的處長都是少將,都是陸軍將官。副處長則有海空軍軍官充任。 當時的副參謀長人選,陸軍是楊業孔中將,空軍是趙國標上校,海軍就是我,海軍少將。其實我們三個人年紀都差不多,在四十歲上下。楊兄在抗戰後期就隨陳辭修將軍組織滇緬遠征軍,擔任遠征軍參謀長,是陸軍中後起的佼佼者,因此晉級得很快。我呢?如果照海軍以往的標準衡量,四十一、二歲的,很難得升為將官,只因戰後海軍急速擴充,我適逢其會,脫穎而出,方成為同期同學中第一個升將官的人。而趙兄則一直受空軍壓低官階的影響,所以還是上校。我們三個副參謀長,亦與三位副長官一般,分擔不同業務。所不同的,我們是按軍種的案件來分。因此所有海軍總部報上來的公文,都分到我這邊來看。陸空軍總部的公文,則由楊、趙二位去看。 當時長官公署中還設有一個政治部,負責人是袁守謙先生。這個政治部與近年的軍中政治部不同。它的主要任務是協調民政,與我們這些負責作戰的人員,在業務上甚少發生關係,所以較少接觸。
貳 開不完的作戰會議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成立的時候,我還在廣州擔任海軍第四軍區司令。調任公署副參謀長的命令發表之後,海軍總司令桂永清不肯讓我即時離開廣州。等我收到公署第三道催我到職的命令時,桂總司令方派海軍少將梁序昭來接我的工作。所以我到臺北就職的時候,已是八月下旬,距離公署成立後開始辦公,已經遲了一個多月。我一上班,立刻就被「開會」纏住。現在回想起來,還隱約有「頭脹」之感。 當時從大陸撤到臺灣的陸軍部隊,人員數量及裝備都相當零落,士氣亦尚待振作;加以臺灣西岸陸上交通主體的鐵路與公路,其設備都很單薄,運輸量很有限。一旦中共登陸攻臺的戰事發生,陸軍兵力的南北調動就緩不濟急,不易適應戰況。因此在我到任的頭幾個月,如果沒有特殊事故,上午一定得參加由郭副長官或張參謀長主持的「防衛臺灣」作戰會議。其目的是依據情報及作戰兩位處長提出來的資料,來研判中共渡海來攻,最可能及次可能的登陸地區,來決定我們的作戰計畫。 說起來很簡單,做起來就不那麼容易。因為這問題不僅與國軍的兵力、裝備,及臺灣西岸的地形與交通狀況有關,還得研究中共可能使用的兵力,集結地區及渡海工具的性能。關於敵方的資料,只能從情報搜集得來;即使資料的正確性高,它仍是一個可變的因素。因此制訂防衛臺灣作戰計劃,根本就沒有「一勞永逸」這一回事。何況當時大陸上的戰況仍在進展中,中共方面準備攻臺的態勢還完全沒有徵兆,因此我們那個防衛臺灣作戰計劃的會議,常常從早晨開到過午,開了個多月,若干重要問題還是不能確定。 以上說的是紙上作業。實際上我們還需要將與防衛作戰有關各處所提的資料,如西岸的地形及交通設施,陸軍部隊目前的軍心、士氣與裝備實都是陸軍的細部作戰範圍,我與趙副參謀可以說幾乎都是門外漢。只有在推測戰事進展過程中,海空軍對敵人的偵察效率,及其所能加以破壞的程度時,方需要我們提供意見。 事實上,這一類的問題並不太多。我與趙副參謀長在這個會議中,多半是枯坐聆聽,心中有時不免著急。因為上午的時間都這樣消耗掉了,下午常常還有些關於行政支援與各處間需要協調的問題,需要我去召集會議來解決。這一來一天的時間所剩無幾,公文就看不完。但是又不能積壓著。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晚上加班。一般人便把公文帶回家去看。我是從來不帶公文回家的人,因此只有交代我的辦公室勤務人員,我回家吃過晚飯,還要來辦公,叫他們等著我,不要把門鎖了。這種安排,每星期都有,而且常常不止一兩次。這就是我初到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之後,頭幾個月的日常辦公生活,相當忙,但是亦很枯燥。
參 追鋪「海牛」引起風波 我是民國三十八年八月離開廣州到臺北的。國民政府在十月初從廣州向四川撤退。中共的部隊則於十月十四日佔據廣州。在這個混亂的期間,停泊在汕頭港內的臺灣商船「海牛」號,因為沒有及早離開,便被海軍的汕頭巡防處處長李涵帶了警衛排的士兵上去,把船扣住,逼它開向香港。 這位李處長,是四川人,雖然是海軍軍官,卻從未在軍艦上服過務,亦就沒有任何海上經驗。但是江湖上那一套手段,他卻相當在行。他在海軍中利用某種關係,居然亦做了小主管。汕頭巡防處屬海軍第四軍區管轄。我對這位李處長的能力與行為,略有所知。但是礙於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將軍,正在利用這個與陸軍有淵源的派系人物,作為他的親信來掌握海軍,我只好對李處長的工作表示,不予深究而已。 這艘「海牛」號貨船,裝的是臺灣物資局的茶葉及白糖等土產,準備運去香港換取外匯。李涵迫它開去香港,則是另有打算。他打算把這船上的貨物由他去香港脫售,得款之後,便在海外作「寓公」。他的膽子很大,但是百密中卻有一疏,這就是因為他從來沒有在軍艦上生活過的緣故。他不懂得先要切斷這條船對臺灣的通信聯絡,方能確保他的企圖及行蹤。他以為用槍桿在駕駛臺逼著船長開向香港,這一船貨物便跑不掉了。那裏知道船上的無線電臺,一看情勢不對,就發電報向臺灣報急。陳長官接到這個消息,立刻要我通知海軍派艦把「海牛」截回臺灣。那時候海軍總部還在左營,我便打電話給海總的參謀長宋鍔將軍,請他趕快派艦截扣「海牛」。他一查,知道海軍的一艘「美」字中型登陸艦,正在汕頭與香港間海面巡弋,便電飭它的艦長李之傑少校,趕快去截捕「海牛」。美字登陸艦是各型登陸艦中速度最高的,很容易就找到了「海牛」,押解回臺灣。因為證據確鑿,無可抵賴,很快就把李涵正法了。 「海牛」貨船案,在當時那一起紛亂的軍政波盪中,本來算不了是多大的案子。只因海軍在桂總司令幾年來總握之下,派系的壁壘又趨分明。不巧的是,我與李之傑都是先後從青島海校畢業,李涵則是電雷學校出身,他的同學們便藉此揚言,李涵是被青島系的人陷害死的。他們還沒有把此案的真相弄清楚,便向桂總司令告了我一狀。好得「海牛」裝得是臺灣物資局的貨,陳長官對此案十分重視,一再告訴桂總司令要認真處理。桂總司令不敢疏忽,只有將李涵科以重刑。所以李涵的同學們向桂總司令告我的狀時,他就碰了他們一個軟釘子。他說:「楊副參謀長在廣州任上的時候,從來沒有向我說過李涵的壞話,這案我知道得很清楚,你們不可以亂猜測。」 這些人碰了桂總司令的軟釘子,並不死心,揚言楊某人李某人這一箭之仇非報不可。我聽了之後,只有搖頭嘆息。當時我雖然沒有受到任何損害,但是這個「派系」的結子,卻硬是加深。後來還是因為打小報告的暗箭難防,吃了他們一個大虧。這是我在打電話給宋參謀長截扣「海牛」號時所沒法料到的。政治舞臺上的派系傾軋,常常是顛倒是非,暗箭傷人,沒有道理可講。你只要站在一個有點份量的地位上,就避免不了要被捲入這漩渦。現在回想起來,還有點寒心。 我在海軍工作數十年,從未遭遇過像「海牛」案這樣蒙受不白之「冤」的事。今天回溯當年在長官公署工作的經過,由不得不把這案插進來,否則讀者看到桂總司令對我的態度,作了個一百八十度轉變時,可能會不明其所以了。
肆 兩項份外工作 我在長官公署服務,前幾個月實在很忙。本職位的任務之外,還要負擔若干額外工作。譬如,陳長官要視察新從大陸撤來的陸軍部隊、張參謀長抽空去勘察敵人可能登陸的灘頭一帶地形、或是兵工廠設計或改造的新兵器試射,我都要伴隨參加。這些戶外活動,雖然佔了我不少時間,可亦對埋頭辦公的生活,發生一點調劑作用。至於室內的額外工作,可就不那麼輕鬆。 我初到長官公署工作的時候,海軍桂總司令對我還不錯。那個時期,陳長官每星期都召集陸海空三軍的總司令到長官公署開一次會,商討與防衛作戰及軍事設施有關的協調與分配政策。那時海軍總部還設在左營。桂總司令有時不去出席,便叫我去代他。這個會議,只有四個人參加,陳長官做主席。陸軍是孫立人總司令,空軍是周至柔總司令,海軍如果桂總司令不來就是我,他們三人都很資深,而且都有其獨特的個性,遇到不容易協調的問題,就難免要發生爭執。我不但官階只是少將,職務又不是海軍總司令而是長官公署的副參謀長,沒法就海軍立場發表意見。而且,我只看海軍總部送到長官公署的文件,對海軍其他方面的事務,及桂總司令的想法,並不很清楚。因此在會上多半只有坐聽的份,不敢隨便插嘴。坐在那裏,真是為難,好得這種機會並不太多,我就硬挺著應付過去。 我的另一額外工作,是去陽明山革命實践研究院代海军讲「海軍介紹」這門課。 革命實践研究院,是民国三十八年秋蒋老總統還在「下野期間」以國民黨總裁名義開辦的。前幾期召訓的學員,絕大部份是三軍副總司令以下的高級軍官,海軍桂總司令自知他不宜去講這門課,便叫我去代講。 我在尉級及校級軍官時期,曾經兩度去青島海軍官校擔任教官,有足夠的講學經驗。這時候來講海軍性能及作戰運用要領,可以說是游刃有餘,這工作應該不算吃力。只以聽講的學員都有相當份量,講時又須嚴格配合班中所定每節五十分鐘的時間,所以準備資料及作時間配合的預習,都得花點時間。此外,我的辦公地點,是後來改為總統府的介壽館。從那裏開車去陽明山,受道路狀況不良影響,差不多需要四十分鐘;但為怕途中可能發生意外耽擱,我每次去講課,都是一小時之前就動身。早到一點,就在講員休息室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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