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敬亭在庫倫等候馮玉祥，然後一同到達五原，組成國民聯軍，誓師參加北伐。開始，馮任命鹿鍾麟為總參謀長，石敬亭為政治部長，不久鹿率參觀團赴蘇聯，石繼任總參謀長。他對馮的整編部隊，指揮作戰，贊助甚多。西安解圍後，他隨同馮玉祥進駐西安，籌畫進軍中原的各項準備工作。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馮玉祥在西安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即統帥部隊向河南進軍，並將所部編為八個方面軍。原來，馮玉祥以于右任為駐陝總司令，主持陝西省的軍政事務，此時于右任離陝前往武漢，參加國民政府工作。馮乃留石敬亭為陝西省政府主席，主持陝政，並命他兼任第六方面軍總指揮，統轄駐陝部隊，仍保留他的總參謀長職務，令曹浩森以副總參謀長名義隨馮往前方指揮。第二集團軍進入河南以後，馮玉祥又在洛陽成立了一個訓練總監部，由石兼任總監。令邱山寧（即邱斌、邱峴章）以副總監主持工作。石敬亭在陝期間，一面安定後方秩序，一面籌畫向前方部隊輸送軍用物資，工作十分繁忙。

    同年夏天，第四方面軍總指揮宋哲元從寧夏率部追剿流竄於陝甘邊區的黃得貴、韓有祿匪部，將該匪剿平後，於冬季進駐西安。馮玉祥遂將石敬亭調到河南總司令部工作，由宋哲元繼任陝西省政府主席，所有駐陝部隊改歸第四方面軍指揮，第六方面軍總指揮部隨即撤銷。此後，石敬亭正式執行第二集團軍總參謀長任務，協助馮玉祥訓練部隊及指揮作戰。

    一九二八年五月，北伐軍占領山東，南京國民政府以孫良誠戰功卓著，任孫為山東省政府主席，馮玉祥以孫正在前方指揮作戰，派石敬亭代理山東省政府主席職務。當時濟南為日軍占領，省政府暫時設在泰安。石敬亭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把省政府組織起來，開始辦公。

    北伐戰爭結束後，馮玉祥被南京國民政府任命為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長，於一九二八年秋天到南京就職，鹿鍾麟隨馮去當軍政部次長，曹浩森隨去當軍政部陸軍署長。馮離河南之前，把石敬亭調回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部，讓他以總參謀長身分主持第二集團軍的日常工作，以秦德純為副總參謀長協助之。山東省政府主席職務，由孫良誠正式接任。過了不久，南京政府召開編遣會議，將第二集團軍列為第二編遣區，馮玉祥委派石敬亭為第二編遣區主任，主持編遣工作。按編遣會議決定，第二集團軍編為十二個師，每師一萬五千人左右。第二集團軍當時有四十萬人左右，需要遣散一半以上，任務是相當艱鉅的。特別是師長、旅長等高級將領，留誰去誰。煞費斟酌。馮玉祥所部的高級將領，大部分是行伍出身，他們由於學識不夠，政治頭腦簡單，在當中下級軍官時，都能服從命令，遵守紀律，為馮所喜愛；但當升任軍師長之後，自己獨當一面，權力漸漸加重，便忘乎所以，驕悍成性，不受約束。特別是當面臨困難之際，韓復榘、石友三等竟脫離西北軍，向閻錫山投降。以後雖經馮玉祥勸勉，率部歸回馮之麾下，但在馮心中，卻留下深刻的傷痕。因此．馮玉祥想在此次編遣中，提拔一部分學生出身的軍官擔任師、旅長，以便逐漸改變高級將領的素質。石敬亭當時在第二集團軍中，已經成為學生出身的軍官的首領，自然極力贊助馮的主張。但行伍出身的將領們，已經各有一套人馬，根深柢固，調動牽扯甚多，只能採取慢慢來的辦法。在進行編遣時，韓復榘部改編為第二十師，馮便想以這一師為突破口，遂把韓升為河南省政府主席，第二十師師長一職由保定軍校出身的李興中接任。這一措施，不僅韓復榘個人不滿，認為是削去他的兵權；其他行伍出身的將領，也都對石敬亭表示不滿，認為是他在馮玉祥面前獻計進言，企圖奪取軍隊的控制權。因此，後來韓復榘、石友三等叛馮投蔣時，都把反對石敬亭作為一個藉口。平心而論，石敬亭的主張，不失為改造馮玉祥部隊的一種方法，可惜為時太晚了。韓、石叛變之後，馮玉祥軍中有些人也認為石敬亭對馮部的團結起了破壞作用，石敬亭有口難辯，以後他辭去了總參謀長職務，不再多提意見了。

    一九三○年，閻、馮聯合反蔣，發生了中原大戰，石敬亭曾任隴海鐵路督辦。結果蔣介石勝利，閻、馮失敗。晉軍失敗後，大部分撤回山西，仍然保有一定的實力，而且內部相當團結，為閻錫山再起奠定了基礎。而馮玉祥所部失敗後，繳械的繳械，投降的投降，竟然土崩瓦解，一敗塗地，其失敗之慘，大大出人意料之外。最主要的原因，筆者以為還是高級將領的素質問題。晉軍的高級將領多是軍事學校畢業的，而馮部的高級將領多是行伍出身的，由於知識高低、素質優劣的差別，其結果竟大大不同，這對馮玉祥的教訓實在太大了。記得一九二八年我在陸軍大學第九期學習時，何基灃也在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一期學習。有一次我們閒談，何基灃很有感慨地說：「馮先生淨用兔子來駕轅，早晚非倒楣不可。」北方農民有句諺語說：「兔子若能駕轅，誰還花幾百塊錢買騾子！」何基灃這個預言，竟不幸而中了。

晚年曾自嘲：「過的是半日聖賢、半日禽獸的生活」

    馮玉祥集團失敗後，石敬亭寓居天津，過隱士生活。一九三五年，宋哲元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並兼冀察綏靖主任時，聘請石為他的總參議。後來石因為和參謀長富占魁發生矛盾，憤而辭職。同年十一月，馮玉祥到了南京，次年一月，出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石也到了南京，並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常與馮玉祥、鹿鍾麟等同到陸大特別班第三期聽課。抗日戰爭期間，石任軍事委員會軍風紀視察團第二團的主任委員，到各戰區巡查軍風紀。他每到南陽視察時，因為第二集團軍熟人很多，往往一住數月。在談到視察工作時，他說很不好辦，因為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他不敢管，對雜牌部隊，他不忍管，只好在發現問題時，向部隊長提出來，聽不聽就由他們了。在我到他的住處看望他時，有時他在打麻將，有時他在吸鴉片。他自我解嘲說：「我白天向部隊講話，滿口仁義道德，晚上又賭又吸，過的是半日聖賢、半日禽獸生活。」

    一九四五年上半年，胡宗南向蔣介石推薦石敬亭為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這是因為石在馮玉祥舊部中有一定的威望，胡宗南想透過他把這些部隊吸引到自己的指揮之下，以壯大實力。實際上石既不能過問胡宗南部隊的內部事務，而且個人的行動也受到限制。

    解放戰爭末期，他乘飛機到了台灣，一九五一年蔣介石給他一個「國策顧問」名義，一九五七年又被任為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實際上領乾薪無所事事，除了和原馮玉祥麾下的老朋友孫連仲、馮治安、劉汝明等有時來往外，很少參加其他活動。一九六九年病逝於台北，終年八十四歲。 （一九八九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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