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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戰爭前，因爲東北工作需要當面研究，我請東北党部秘書長栗直從天津來上海，我秘密從香港赴滬會他。到上海，杜月笙和萬墨林安排我住在偉達飯店，我原不知那是日本人利用的地方，一直到第二天，會見上海地下工作同志才知道這種情形。也許杜月笙和萬墨林的安排是有他的道理，但既有這話，換個地方也好， 剛好我一個留德同學在上海開頤和醫院，我就以檢查身體爲名住了進去，結果在上海逗留了半個月。

    時吳開先與吳任滄在上海辦中美日報，汪精衛與日本訂立密約，就是他們首先將之揭發的，但兩吳意見不合，鬧得不可開交，我來時陳果夫要我設法調解，到上海我告訴地下工作的負責人蔣伯誠，轉達果夫先生調解兩吳，要他們眞誠合作之意。吳任滄爲人正直，我很佩服，吳開先富幹才，有點海派，結果由蔣伯誠出面調和。不久我準備返渝，蔣伯誠也要走，就由萬墨林陪我們搭英國船上香港，正逢陶希聖、高宗武也到達香港，蕭同茲奉命由渝赴港接洽發表事宜，我與之談談也就回重慶去了。

    我回重慶不久，蔣伯誠也跟著到來。有一天，組織部長朱騮先忽然約我茶會，我到達一看，原來是東北同志爲攻擊我而設的一個鬥爭會。他們在重慶無聊，想搶我手中的幾個機構，過去陳家弟兄在位，他們苦無機會，現在朱騮先當家，他們想把握這個機會，所以在茶會上對我展開猛烈的抨擊。他們講完後，我輕描淡寫地說了幾句，會也就散了。事後朱騮先覺得很不好意思，因爲我早在德國留學的時候就跟他認識，同時他以爲我或者會發脾氣，沒有想到我的反應會是若無其事的樣子， 所以他跟蔣伯誠說：「我很對不起鐵生，原來我也不是這個意思，那知道他們竟來這麼一套，鐵生態度非常好，也沒在乎。」他特地要蔣伯誠向我致意，蔣還說騮先很佩服我，我笑笑說：「騮先佩服我什麼？他這個人粗線條，事情也不太懂，無所謂的。」但騮先卻一直耿耿於懷，來台後彼此都無聊，他還托人問我心裏是否還有這個芥蒂，我說：「這個老早都忘記了。」

    還有一次，中央党部秘書長吳鐵城在重慶請劉尚清、莫德惠、萬福麟等五、六人吃飯，特別邀我和吳煥章（東北人，常跑鐵城家，現任國大）作陪，吃飯的時候吳鐵城竟然說：「東北事眞難辦，大家不合作。」大家一聽，彼此望望，沒人說話，我於是出而反駁他說：「鐵老，你不能這樣看，你要這樣看東北事可眞難辦，你說東北人不合作，大家有什麼事不合作？好比今天我們年老的一輩和年輕的一輩都到後方來，大家都是國民黨員，都是信仰三民主義，目標都是爲著抗戰，大前提大家都一致，小處怎能沒有出入呢？就像你們兩廣吧！能不能合作？我們東北四省，江、浙、閩、贛也是四省，他們四省能不能合作呢？所以不要一開口就說東北人不合作，中央如果以這種眼光來看我們的話，我們東北人是吃不消的。」我這麼一說很使吳鐵城下不了臺，劉尚清趕緊舉杯說：「我們喝酒！我們喝酒。」才緩和了一些氣氛。

    我之所以把這兩件事情提出來，是因爲他們一個是党的秘書長，一個是組織部長，兩人都是負實際責任者，竟然對東北這樣隔閡，更使我傷心的是當時東北已經淪陷，大家退到後方，都這樣困難的時候，執政者不僅沒有促使他們團結合作，還要替他們分家。老實說我也不在乎他們會對我怎麼樣，但他們也眞不能對我怎麼樣，可是爲整個大局的前途想，這不是好現象，而我也知道我的處境困難，我自己更加提高警覺，更加小心。

    民國三十四年春，抗戰形勢逐漸好轉，大家對東北產生了研究的興趣。中央党部臨時成立一個對外不公開的東北黨務高級幹部會議，由吳鐵城和陳立夫（又當組織部長）召集，最初有一桌人，後來增至兩桌人，個把月吃飯一次，事實上也沒什麼事情好談。倒是有一次立夫和鐵城主張把莫德惠和劉哲納入黨的組織較好，要我去徵求他們的同意，結果他們同意辦入黨手續，後來他們自稱無黨無派，當然我們也樂得讓他們這樣稱去。過幾個月，抗戰即將勝利，中蘇條約簽訂，立夫要我趕緊準備接收東北，我立即秘密地展開接收的籌劃工作。

    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下午五、六點鐘，我們出版業同業公會在商務印書館開會，我是常務理事，當然也出席參加，會中突然接到電話，說日本投降了。會後我們照例吃飯。聽到鞭炮聲響徹雲霄，震耳欲聾，看到路上行人像瘋狂一般，我的內心有著無限的隱憂，使我想起以前跟果夫先生的一段談話：那已是勝利在望，日本險象環生的時候。有一天我跟果夫先生談天，我說勝利後中共的問題，以及幾年來飽受戰禍的人民所存在的問題一定很多，前途未可樂觀。果夫倒是非常迷信蔣先生，認爲委員長一定有辦法。吃過飯我走回家去，一路走、一路想，心情越來越沉重，這個問題一直在我腦海中盤旋。

    東北黨務高級幹部會議最有意義也是最發生作用的是最後一次會議，與會者受命開名單推薦將來東北各省政府委員、廳、處長的人選，繳到中央黨部，由秘書處整理。我沒有開名單，也沒有看到誰開名單，但據說名單所列的人選竟達千人之多，經秘書處整理後剩三百多人，由吳鐵城、陳立夫和我做最後決定，圈選一百多人，其中以我的意見爲多，再以中央党部的名義送給蔣先生，建議各省省政府用人要以這個名單爲准，不能亂用私人。

    名單開出後，我到南溫泉去看陳果夫，他那時在侍從室第三處，負責管人事，他問我這些經過，然後他說他們第三處也有責任，要我依照己意開一份名單給他，我說：「鐵城和立夫很尊重我的意見，而且我是最後圈選的一個，應該差不多。」但他還是要我寫，我只好寫一份給他，他看了名單以後說：「什麼人做主席沒標出啊！」我說：「主席階級你多知道的，用不著我再拿意見。」他還是要我依照己意標出，並要我住一晚，我只好留下，次日把標出的名單交給他。

    以上這兩份名單最後整理的可能是張岳軍，他當時等於是接收總管處的參謀長，住在蔣先生家。整理後的名單後來由蔣先生交給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指示他東北各省政府委員皆須從名單裏面任命。

    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初，也就是熊式輝發表爲東北行轅主任（八月三十一日）後不久，我在一次晚餐席上遇到張治中，餐後他拉我到他家去談，破口大駡張岳軍，他氣呼呼地說：「根據中蘇協定，我們須派軍事和行政兩個代表與蘇軍做聯繫，內定熊式輝和我爲代表。沒想到日本投降太快，我們的代表還沒有去，蘇軍已經進入東北。據說張岳軍跟蔣先生講，張治中和熊式輝兩個人去一個就夠了，但他們兩人皆不樂意去，張治中尤其不想去，還是熊式輝去好了，蔣先生因此答應熊去。我何時說過我不樂意去，沒想到張岳軍跟我三十年朋友，竟在這個時候出賣我，我原準備把軍校八期的東北畢生名單找來，拉你和這些學生回東北去，沒有想到被張岳軍把我整個給出賣了。」

    這件事情影響甚大，張治中氣憤之餘，終於跑到西北去投降。假如當時派張治中到東北去，他若眞能把這批東北學生（有的已經當到軍長、團長）帶回去，他們跟地方的關係深，與偽滿軍隊也容易接近，不管我回不回去，他們一定能在家鄉做出不少事來，那說不定張治中就不會投降。可惜的是當時蔣先生日理萬機，無暇考慮及此，今天談起來，令人無限惋惜。

    抗戰勝利後，中央之所以要用非東北人而不用東北人回東北，根據我的觀察，可能是西安事變使蔣先生有了戒心，何況東北老一輩的人中，能擔當這個角色的爲數不多，年輕一輩的也不同意他們這些人去，而在蔣先生的眼中，年輕一輩的分量還不夠，所以只好簡派大員。我有了這個瞭解，沒敢提意見。蔣先生也知道東北關係重大，處理不當，會生麻煩，原先有人主張派與東北關係深的沈鴻烈去，但他與老先生的關係不夠，加上張岳軍那麼一說，於是就決定熊式輝去，終於播下悲劇的種子。

    至於縮小省區，早在我進中央政治會議任職不久就有這種擬議，那時想重劃全國行政區，各方面把資料和意見交給我整理。由於這件事關係重大，我很費一番功夫，始終沒有成熟，不過中央也沒來催，事實上大家僅止於有這個意識，並沒有眞正就要去做。戰後是一個好機會，要在東北試驗一下，中央由設計委員會（熊式輝曾經擔任過主委）主其事，我沒有表示意見，只是從旁知道一些，我毋寧說是贊同此事，中央既然不能用東北人承擔整個責任，省區縮小以後，也可以多派幾個黨內同志當省主席，多給地方盡一些力。

    以上這兩件事，對東北以後的發展，關係至爲重大，一方面是中央簡派的大員既不行、還具私心，東北人幫不上忙；另一方面國民黨死硬派當省主席的，爲緩和蘇聯慢些去，所去的都是比較不會引起蘇聯注意而善於做官的國民黨黨員，這些人儘管也是東北人，除了擅長做官外，並沒有什麼主張，既不能把意見及實際情形反應給行轅，當然就更不能到達中央，於是一幕幕的悲劇就要上演了。

    東北行轅主任決定以後，過一些時候才發表省主席的名單。記得是在重慶軍事委員會禮堂，各界歡送毛澤東回延安，我以參政員身分被邀參加。時禮堂人很多，愛熱鬧的在中間走來走去，我站在後面離牆只有幾步遠的地方，看見旁邊還有一個人躲得比我還遠，原來是毛澤東，他雖也是參政員，以前沒有來過，這是我第一次跟他見面，我還趨前與之閒聊幾句，他很被冷淡，以後要喊萬歲才被請上去，他當時的想法怎樣，我不清楚，我以後再也沒有機會看見他。就在這時，吳鼎昌走過來跟我說東北各省主席的名單決定了，委員長下了條子，我因此知道九個主席和兩個市長的名單，距離正式發表的時間只有兩、三個小時。在這些省主席和市長人選中，從我交給中央党部及陳果夫的名單中採用了徐箴、高惜冰、彭濟群、吳煥章四個人，其餘如韓駿傑、吳瀚濤可能是于右任推薦的，關吉玉是出自政學系的，遼北的劉翰東與陳辭修保定八期同學，是陳辭修推薦的，總之是雜湊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