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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蘇聯的「東陲無憂」政策 抗戰時期,由楊杰引進俄製驅逐機E-15、E-16,共約二百多架。蘇聯訓練飛行員與美國訓練飛行員的方式截然不同,美國人在訓練過程中只要認為不適飛行,即予淘汰;俄國人則認為人人都能飛行,只是訓練時間多寡而已,縱使不適飛行,亦予長時間訓練。但這批俄製飛機儀表均為俄文,飛行員多下認得,對俄籍教官的講解一知半解,以致訓練時失事率極高。武漢戰役,雖略建戰功,但民國三十年前後,抗戰正激烈進行中,我空軍奮勇作戰,這批飛機即在作戰與訓練失事雙重損失下,蕩然無存。 當時亦曾引進俄製T-9戰車,大約有九噸重,據知一營在西北屬胡宗南部,一營在雲南屬二百師,我曾駕駛過。之前國軍已有英國製六噸戰車,但已很老舊,此批T-9戰車投入戰場後,日軍的兩噸半戰車已不經打。蘇聯巴不得中國跟日本打仗,以實現其「東陲無憂」政策。當時中國國力尚待充實,委員長百般忍讓,就為了積極備戰,蘇聯則力勸中國人打仗,又密令中共積極鼓動抗戰,無非一石二鳥,中日雙方都中了俄國人的圈套。 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至民國二十六年全面抗戰開始,這十年間,不論在國防、軍事、財政、經濟、交通、教育等各項建設上,都有長足的進步。十六年一美元兌換八銀元,二十三年一美元兌換五銀元,二十六年開戰時,一美元兌換二點七三銀元,當時中華民國政府雖稱號令全國,實際上政令所及者只有三省多不到四省:浙江、江蘇、及安徽、江西、湖北各一部分,但幣值卻漲升了三倍,人民生活水準大幅提升,大學一所一所設立,全國大學生已達五萬餘人(當時一所大學有四、五百人就相當不錯了,不同於現今之上萬人),所以這段時間是我們的黃金時代。假如民國二十六年不開戰,再過三五年,日本就不得不對我們有所顧忌。雖然委員長一再忍讓,積極充實國力,但中共在蘇聯的支持下,主戰尤力。日本又得隴望蜀,擬在華北製造另一個滿洲國,蠶食我國土,中日全面戰爭,終至引爆。蘇聯的「東陲無憂」政策已經實現了。
二、空軍的撤回台灣 大陸陷共前,我空軍共有八個大隊及一個偵察中隊,約有三百架飛機,機種有P-47、P-51、B-24、B-25及蚊氏機等,大都能完整的全軍撤離,叛逃的只有少數。B-24屬第八大隊,除在南京叛逃兩架(飛行員名字已不復記憶),餘均撤至新竹;B-25為第二大隊;蚊氏機為第一大隊,其他都是驅逐機,以P-51為大宗,P-47少一點,驅逐機也有幾架叛離。另在重慶撤成都時,有一大隊P-47,約十幾架,因天候不良,不敢起飛,飛行員已先到成都,飛機仍在白市驛機場,杜長城未遵令予以破壞炸毀;成都撤台時,成都已沒有戰鬥機了,只剩下運輸機,用於撤退人員、重要物件等。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初,中國航空與中央航空兩公司負責人,率叛徒駕駛十二架客機飛往北平投降,兩家航空公司另有約七十架飛機都在香港,汽油遭封鎖。當時只有陳納德的民航空運隊撤運老百姓,但汽油嚴重不足,成都距離香港又相當遠,從香港加滿油,飛去兩架,只有一架能飛回來,我不顧職權所在,向閻院長錫山報告,乃下手令給空軍第三路司令徐煥昇,兩家航空公司封存之汽油供民航空運隊使用,如此才能去一架回一架。徐也很相信我,假如需派用飛機,經呈報總統,總統指派給某個單位幾架(如中央黨部C-46兩架),我就傳令派飛,當時中央銀行的帳册等,就是這樣從成都撤離的。 又蚊氏機雖屬轟炸機,但速度比驅逐機還快,執行轟炸任務時,如遇敵機攻擊,它一跑了之,效率非常高,是向英國購買,從加拿大運來的,有一個大隊,共一百多架。英國迪·哈維蘭家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開始製造飛機,是英國空軍的主力,以後在二次大戰期間,更製造輕巧的蚊氏機,該機為木頭製,雙人座,配有機槍。英國民間飛行俱樂部到處都是,平常以飛行為休閒娛樂,待跟德國開戰,俱樂部人員即投入空軍行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三、組織空軍秘密敢死隊 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一日,總統於台北復行視事,我改任總統府秘書職。某日,我報告總統,在重慶時,日本人曾建議我們提供五十架P-51飛機,由他們組織敢死隊,對入侵台海的共軍船艦,於轟炸不成時,實施自殺式攻擊,當時以我空軍健兒均視死如歸,無須日人效命,但又因空軍無任何組織,而不了了之。我乃請求籌組秘密組織,總統乃答應我的請求。時空軍總司令為周至柔將軍,在總部作戰署教育處下,有一巡迴教育團編制,當時空軍有編制,沒有補實,我們乃頂著這個編制,秘密組成空軍敢死隊,對外則不聲張。 首先我找了李成源,他是航校第十三期的畢業生,原為通信官,後改飛行,為陳納德將軍來台時接待五成員之一。時巡迴教育團成員尚有李經綸,為毛瀛初的參謀,飛B-25,我到岡山打電話表示有事找他,電話裹他說:「你不用來,我一定來的。」我的同學左宗惠(曾任民航局副局長,為青年黨主席左舜生公子),當時以湖南話說:「你去麼,我也來囉!」這種見危授命的革命情操,忠勇而感人。 我們到處巡迴演講,研究如何以B-24重轟炸機及B-25輕轟炸機及驅逐機消滅大型軍艦,當時七千噸巡洋艦「重慶號」投共後,業經修復,我艦無法匹敵,遂擬於轟炸不成時,師法日本神風特攻隊,以自殺飛機去撞擊。 我們一起先在彰化以B-24練習高空飛行,並利用當地非常準確的橋樑等地形地物,由五千呎到三千呎高度,摹擬投彈;在後龍外海有一沈船,我們以它為目標,B-25超低空投彈打靶;在嘉義配合四大隊以P-5l練習俯衝炸射;在屏東以三吋半火箭射機帆船,當時空軍尚有三千五百發三吋半火箭,我們以五百發練習,達到百發百中的目標。 自民國三十九年三月開始,我們從基本飛行、摹擬投彈到投彈打靶、俯衝炸射等各種戰術戰技,與各部隊配合著輪流訓練、演習,在六月底韓戰爆發時,已完成泰半,我奉令回總統府。 十二月,總統親赴嘉義主持校閱,我隨行,貴賓為美國前第七艦隊司令庫克(Adm.Charles Cook)海軍上將,他已退休,擔任總統的私人顧問。當時由四架飛機,每架掛彈兩枚,自六千呎高空投彈,全部命中目標,總統欣喜,馬上傳見獎勵。緊接著續飛抵屏東校閱,項目為空中火箭射擊。庫克將軍詢問我火箭是群發或總發?我說是單發命中,他認為不可思議。當時郭汝霖、周石麟、陳鴻銓都在隊上,三架飛機自二千呎低空、三千五百呎、六千呎高空,發射單發火箭,每發均正中地面上以二十只汽油桶堆砌成約半個屋子大的目標靶,庫克將軍從座位上跳了起來,驚呼從未見如此精準、高超的戰技展示,猶如特技表演。蓋美國人空中火箭射擊,為避免人員犧牲,都是全隊對準目標,總發火箭,迅速脫離,而我們為反共復國的聖戰是要拼命的。總統非常滿意,馬上傳見嘉獎。至此圓滿達成組訓空軍秘密敢死隊的任務。 外傳組訓空軍秘密敢死隊的任務完成後,我國曾與美國有兩個計劃,也簽了很多合同到大陸出秘密任務,實則並沒有這回事,當時可能有人構想過,但沒有作業,也沒有實施。甚至有人說中共政權在三十八年十月一日於北平成立時,台灣本欲前往轟炸,後來覺得距離太遠而作罷,這個說法也是不確實的:因為如果說因路程太遠,我們自己會先研究,如果不可行,改從舟山起飛炸上海就容易多了,不過舟山不能起落大飛機,而且上海距北平四百多哩,對於驅逐機來說,航程太遠。
附、黑貓中隊(U2) 我空軍偵察隊飛軍刀機(F-86)時,所有搜集來的情報都和美國共享,我們的軍援也都是靠這樣得來的,因為美國是個非常現實的國家,沒有幫他們做事,他們是不會平白給錢的。因此當時空軍組黑貓中隊,飛U2高空偵察機,偵察大陸、蒐集情報,並與美國簽了合同,這是一大敗筆。那時我在美國,等我回國,便與剛葆璞、冷培澍三人晉見俞大維部長,認為基於幾點政治理由,我們不要此一合同:1.美援都是靠與美國分享我們蒐集來的情報,若美國人自己得了情報,美援自然就減少。2.U2飛行員領取美國薪餉,等於是傭兵,中國空軍是不應該當傭兵的。 俞部長聽後,一句話不講。我想當時國家正在艱難時期,美援確有其必要,部長也有其難處吧!但是我們空軍的英勇敢死,是美國人所不可及的。
四、暂别空軍 總統於一九五六年要我接美國武官,但又因原武官楊紹廉期別比我高,他才去四個月,若總統為提拔我而使全軍心生怨懟,殊為不值,所以總統叫我等待。我因此計畫在美國唸大學。本來我在大陸唸的是電機工程,但是只唸了兩年即爆發中日戰爭,遂投筆從戎,考入空軍,現在重拾課本,已相隔十九年。電機工程的知識突飛猛進,自知已跟不上,所以換修國際法,於一九五九年獲得學士學位。後來碩士學位還沒修完,空軍就在一九六○年調我回來。 回國後,總統要我進外交部,但是因為岳父黃少谷任外交部長,會帶給他人事困擾,我婉拒,總統笑道要我等。 岳父在八月底調差,出任西班牙大使,外交部由沈昌煥接長,總統馬上關照參謀總長彭孟緝下令給空軍總司令部:「奉層峰命令,空軍上校夏功權調外交部。」外交部方面也說妥了,我乃正式赴外交部就任。 借調外交部三天,空軍要我回頭,希望我能向三百四十個二級以上軍官講解有關計劃,我向外交部請假,重著軍裝。 那時我的官階是上校,加上長期為總統侍從武官,所以與上將銜的主官講話容易點。我到各基地詳細說明計劃的要點時,要二級軍官先做計劃,待完成八、九成後,才向他們做為時三個鐘頭的全盤講解,他們也都領受。講畢,我流著眼淚出來,因為這是我最後一次為空軍服務。 彼時我國空軍屬美國太平洋司令節制(司令部在夏威夷),因為美國作戰組工程官仍有兩億多美元的建築餘額,我乃要求必須將空軍的六大通訊系統建設起來,其中還包括跑道加寬、建造新的跑道、通信設施、道路、地下室、飛行員宿舍等。預算為一億多美元,但我們不能將兩億美元全部挹注於此。所以後來新添 兩個機場,一是馬公,一是花蓮。 關於馬公機場的油料中繼設備,我有一次難忘的經驗。我在六大隊任作戰科長時,職階較中隊長高一級。某日夜裏七、八點鐘接到一個命令,國防部要我到粵、桂、滇、越邊境察看。時作戰官陳槐計算後對我說,我們無法到達,因直線去、直線來都做不到,況且我們必須彎曲飛行,要我退回這個命令,我答:「我的部隊絕不退回命令。」陳問我派誰,我說早晨再說。次晨早起,我自己揹個傘上F-86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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