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略的扩张造成美国加强援华的决心，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美总统罗斯福批准军事援助中国以後十二天，发表了他著名的「炉边谈话」，表示「美国要做民主主义的兵工厂」。所谓「民主主义」当然包括中华民国在内。可是跟著在三十年三月十九日英美参谋会谈商定两国作战总战略决定，如英美两国须同时对德国与日本作战，军力应首先集中对付德国，对日本则取消耗的阻遏战，直到击败德国为止。在这种先德後日，也可以说重欧轻亚的总战略下，美国的外援虽包括中华民国在内，和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比较之下，中国所能得的帮助就显得微乎其微了。

    可是罗斯福却还曾郑重其事的作了几次切实援华的表示，并在租借法案尚在国会辩论之时，就派遣白宫行政助理居理博士（Dr. Lauchlin Currie）来华，考察中国军事及经济情况。居理在三十年二月七日到了重庆，晋谒 蒋委员长长谈十次之多，对有关军事、政治、经济各个角度详细交换意见之後，复向中国政府其他主管官员与美国侨民徵求资讯，停留了二十天才返回美国。他回到美国刚巧是租借法案签署生效的那一天，他就向罗斯福作了一次详尽中国需援的报告，并说明 蒋委员长得援之後各种加强战斗力的具体计画。同时，居理建议，美国应派一位专家去做蒋委员长的顾问。

    四月十三日，日本与苏俄签订了中立条约，促使日本军阀公开扩张其南进侵略计画，也就促进美国加速推动其对中国之援助。於是从四月起我国提出的各种美援物资源源而来。但可感叹的是，总计美国租借法案在民国三十年二月中拨给中国的物资总值二千五百八十二万一千美元，只占美国拨给各国的物资总额百分之一点七！

    这一点点得之不易的戋戋美援，今日事後检讨，竟带来了大陆沦陷在共匪手里的祸水！因为，居理到重庆是负著双重任务的，美国政府的援华竟带著严重的条件。居理携带了罗斯福总统致蒋委员长的一封亲笔密函，信中说道：

    「在万里外的我们看起采，中共似乎是我们国内所称的社会主义者。我们赞同他们对农民、对妇女与对日本的态度。据我看起来：这所谓共产党与国民政府间相同之点殆多於相异者。我们希望双方能够消泯歧见，更密切地合作，以有利於对日本作战的共同目标。」

    居理在重庆时，曾表示希望有机会跟周恩来谈谈，蒋委员长并不反对，他就找美国驻华大使约周在大使馆中长谈。後来他又去访晤了苏俄驻华大使潘友新（A. S. Panyushkin）。对罗斯福国共合作的建议，蒋公要居理带他口头的答覆，大意说：各国共产党的工作不是为自己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第三国际的利益，并执行其命令。中共决不例外。因此，中国政策不与第三国际目的冲突时，中共尚可与我中央政府合作，倘中国政策与第三国际目的不能一致时，中共必尽力破坏之。现在，第三国际反对中国与英美合作，不愿见中国与英美站在同一战线上。这可以中共因滇缅路封启而转变其对我中央政府态度来作例说明之。在滇缅路封闭时，我中央政府与英美未取得谅解以前，中共乖乖地服从政府的领导，等到滇缅路重开，中央政府与英美站到了一条战线上，中共立刻采取叛变中央的态度。因此， 蒋公希望居理转告罗斯福总统，只要中共肯遵从政府命令，严守国家纪律，中央政府决不会歧视他们，倘他们藉抗日的掩护来扩张第三国际的势力，为了国家安全起见，中央政府自必加以制止。

    居理回去，是不是这样说，无资讯可证，但他回美国却向罗斯福总统转达 蒋公建议，美国援华，希望白宫能派一位总统完全信任的人到中国来担任政治顾问。不久，罗斯福推荐给 蒋公的政治顾问是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蒋公发现拉铁摩尔在接受任命之前根本跟罗斯福无一面之缘，怎能符合他白宫完全信任的要求，始终感到骇异。实际，事後证明是居理在中间弄了玄虚，使罗斯福好意援助中华民国的动机，竟恶化而成陷害中华民国大陆赤化的杀手。

    在中日战争结束後的七年，民国四十一年七月二日美国国会开会的议程中，有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提出的太平洋学会凋查报告，详细说明共产党力量在这个学会内部和周围活动的情形，以及这些力量如何影响美国舆论以及美国的国策。这报告竟在抗战结束七年後追溯居理当时推荐拉铁摩尔的阴谋说，居理此次推荐直接取得总统同意，没有跟国务卿磋商，当时国务院顾问贺伯克（Stanley Hornbeck）表示反对，居理竟悍然表示总统核定了是既成事实不容争辩。这报告又揭露，实际拉铁摩尔在未得任命前十一天（即是月十八日）已与苏俄驻美大使乌满斯基(Konstantin Umansky）聚餐详商此後工作联系与合作办法。到了七月，拉铁摩尔跟中共高级干部冀朝鼎同机飞到重庆就他的新职。

    这个报告跟着说明居理是太平洋学会的高级顾问。拉铁摩尔也是太平洋学会的会员，主编「太平洋评论」，为该会的喉舌。居理位居美国白宫行政助理的要职，太平洋学会当然要利用他去影响美国政策，更因为在重庆会晤了周恩来更将利用他做沟通中共的桥梁。

    这个报告彻底揭开了太平洋学会的底牌说，在民国十六年这个学会的第一任秘书长就想建立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後来由贺兰德（W. L. Holland）继任秘书长就进一步跟在中国推进共产党活动的俄共高干鲍罗廷取得了联系。到了民国二十三年末，太平洋学会领导负责人和民国十九年第三国际来华策动组织中国共产党、那时已为第三国际远东部负责人的吴廷康取得正式联系。从此，美国共产党和莫斯科都正式承认太平洋学会是第三国际发展阴谋的一个前哨机构。这个学会在太平洋沿岸各国都有分会，各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是会员。共党分子和共党间谍组织就利用它来掩护各种阴谋活动。更重要的，太平洋学会是全美国没有任何匹敌的远东及亚洲问题的研究权威，美国所有研究远东及亚洲问题的教授和学生们对於亚洲局势的观点都受了它的出版品的影响，

    太平洋学会的出版品最有号召力的当推拉铁摩尔主编的「太平洋评论」。一直到民国十九年拉铁摩尔准备到中国发展他更上层楼的阴谋活动为止，「太平洋评论」已成为共党势力在美国最坚固的据点，而太平洋学会也就成为共党用来引导美国远东政策趋向共党目标的工具。苏联也利用这个学会的声望来增进苏联在美国的利益。

    太平洋学会的一个主要工作是影响美国舆论，它的实际领导人不断努力与美国政府中的外交决策人员建立积极的合作与机密的关系。民国三十年迄民国三十四年间美国对华政策显欲协助国民政府增强其抗日战争的实力，大平洋学会的阴谋却要扶助中共使它死里逃生，破坏中国国民党领导抗战实力，完全摧毁了美国的援华政策。民国三十年居理来华带给蒋委员长的一封罗斯福总统密函，表示了罗斯福受太平洋学会蒙蔽之深，已危及中美两国此後合作的基本观念。这就是苏联利用太平洋学会渗透白宫的显著成效。

    以上揭开太平洋学会活动内幕情况都是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报告的实录，史料确实，无一言虚构。然而美国也有少数明眼人洞烛这可怕的危局，例如美驻苏大使蒲立德（William Bullitt）在民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给美国务院的电报中就说：苏俄希望美国跟日本打起来，苏俄自己尽量避免参战，可是等美国打败日本的时候，苏俄一定会乘机攫取东北，赤化了中国。这位美国外交家真是目光如炬，他的预言都成了事实，这也同时反映了罗斯福当年受太平洋学会尽情利用的颟顸了！

    我们今日回头检讨，居里带给 蒋公那封罗斯福总统的密函，已以事实证明，早在民三十年太平洋学会已在美国政府从总统罗斯福起塑造了一套牢不可破的偏见，种下了大陆赤化、我政府播迁来台的祸根。今天我们可以断言，太平洋学会受第三国际（那时还是俄共利用的统战工具）的策动，要乘日美战争的机会，帮助中共来夺取中国政权的。他们决定的政策，一方面丑化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久失人心，一方面美化共匪的进步，博得民众的拥护。美国要把中国培养成一个与它并肩抗日作战的有力夥伴，一定要压迫中国国民党把政权让给中国共产党。压迫之道无他，只须运用美援之予否，就可使中国国民党俯首就范。太平洋学会决定了这套阴谋之後就发动攻势，一方面渗透美国决策层，主要说服总统次及国务院，一方面设法渗透美国派赴中国的外交与军事使节机构，使美国对华政策的运用，朝里与现场都在他们掌握之中。事实证明，罗斯福致 蒋公秘函既暴露了太平洋学会渗透美国决策层的成功，而拉铁摩尔的派遣更暴露了太平洋学会渗透美国驻华使节的成功。此後，中美关系不愉快之发展多可以找到太平洋学会阴谋的痕迹。史迪威与 蒋公之磨擦，虽有史迪威桀骛性格促成的因素，但实际检讨，在史迪威左右助其策划成其智囊团的两位政治顾问实为他与 蒋公不能合作的主因。这两人，一为美军驻华考察团团员谢伟志（John Serrice）【HGC：其中文名字彼时又写作“谢伟士”、“谢伟思”等。】，一为美国驻华大使馆秘书戴维思（Joseph E．Davis）。两人都是太平洋学会会员。史迪威被 蒋公拒聘免职返美，谢伟志跟著回美国，竟调入国务院，变成了无人能比的权威「中国通」。此後马歇尔来华以调人身分促成共匪赤化大陆的所谓「联合政府」的美国国策，都是国务院中这位「中国通」智囊团的贡献。

    我们事後聪明来做检讨，究竟美援救了我们还是害了我们，值得我们深思。上述概要简报已把美援给太平洋学会把持促成大陆赤化的经过史迹如实揭发，美援贻害中国有了铁证。我们再进一步检讨，假定我们坚持反共政策，不受太平洋学会挟美援来要挟我们的威胁，我们确信，蒋公「以空间换取时间」战略的成功，仍可以不需美援，而作困敌於我泥淖中的贡献，在世界战胜利计功时，占优越地位。因为，日本军阀偷袭珍珠港，冒险与强敌美国展开太平洋争夺战，势必倾其海、陆、空全力作最後之一掷，那末，抽出中国战场部队，减弱中国战场的作战实力是日军阀必然要改变的对华战略。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日美战的展现，已种下了我们无须美援，独力可以制日进而胜日的根。假定我们当日能看到这一点，那末不会有雅尔达强把我东北权益换取俄共参战的美国卖友丑行；不会有俄共对日宣战三日後日本投降，俄军竟以战胜国身分接收东北，藉机壮大共匪军力；不会有强把叛逆作平等政党、美国作调人的「联合政府」谈判；不会有四平街匪军大败溃逃，马歇尔强迫 蒋公下令停战的无理干涉；最後当然不会有美国停止援助促成匪势猖獗篡踞大陆的意外突变。这一些当然只有事後聪明才可以看得到的，当时主政的人，面对环境的压迫，自必就事论事，解决实际问题，无法作这样深远的预断。但，前事不忘是後事之师，我们鉴往可得知来的智慧，做这样的检讨也还有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