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理於事物始生之際；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此為十五年前委座（編者按：委座係指蔣委員長）親撰之聯語，並請總理親筆所書者。此一聯之意義，在平時雖已默識於心，但經過此次西安事變以後，乃更覺其含義之深遠。因此在紀述此次事變經過之前，不能不令人囘想前年九月以前，去年五月與九月之間，以及九月以後迭次關於張學良之往事。茲分述其大概如次：

    （一）溯自張學良憑空喪失東北四省以後，中央不咎既往，曲予保全，令其率部駐紮平津一帶，以觀後效。旋因在平津多所不協，乃南調至豫鄂皖各省區。最後企圖在關內樹立新的根據地，復要求將其所部調至西北，此前年九月以前事也。九月間，余隨委座辦理四川與滇黔各省中級軍官訓練事宜，同在峨眉；一日委座告余，行將東北軍調至西北，並就詢對於此事之意見。余當時表示，西北情形複雜，地位重要，恐非漢卿（張學良字）所能勝任。因為就西北國際關係言之，西有蘇聯，東有日本帝國主義者，均在勾心鬪角，虎視眈眈。同時觀察西北本身，既有赤匪肆擾，又有漢囘糾紛，更有楊虎城之封建系統，實均非易與者。而且以國防全局論，吾國不欲復興民族則已，如欲復興民族，西北實為全局之關鍵，而長江流域，則只能算得偏安。卽以號稱「天府之國」之四川而言，年來羣目為復興之根據地，然而以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六出祁山，終於無功，姜維繼之，九伐中原，竟歸失敗，可見形勢之勝，究屬不如西北遠甚。今後為保障華北，屏藩中原，以及收復東北失地計，均非特別重視西北不可，尤非慎選妥員切實經營不可。委座則謂張現在似已有決心，當不能完全以過去情形視之。余復表示，張現在雖已戒除鴉片，以此自負，實則此不過做人之起碼條件而已，以其驕妄輕浮之習性而言，決不能擔負如此重大之責任。最後，委座終以，既已允其西調，不便中途變更，余因此本與人為善之意，總希望他朝好處走，而盼余言之不中。過此不久？張學良前來峨眉，面謁委座請訓，於晉見委座之後，卽至余處晚餐，直談至深夜二時許始去。此次談話之內容，主要者為關於思想問題以及整軍辦法，當時余將中央之方針，以及個人之見解，條分縷析，開誠布公以告之。彼對余之認識，可以說自此次開始，表示極願多有機會晤談；余素以熱誠待人，亦甚願其除舊布新，走上成功之路。因為國家多難，造就一個人實在不容易，不能不顧全事實，為國家而愛惜也。

    （二）去年五月間，余因在晉剿匪告一段落，對於陝北殘匪之肅清，有與西北剿匪總部及陝西、甘肅、寧夏各省當局籌商之必要，乃自太原飛往西安，會晤張學良、楊虎城，又自西安與張、楊同機飛往蘭州，會晤朱一民（紹良）、于孝侯（學忠），再自蘭州飛往寧夏，會晤馬少雲，最後乃自寧夏同機飛囘太原，一日同赴閻（錫山）副委員長之宴，張已半醉，其時彼因所部在西北剿匪迭受損失之故，已漸次表示有容共抗日之主張，並認為中央是不會抗日的，尤表憤慨。余當時極率直的問張：我等是否相信領袖抗日？彼答：相信領袖是抗日的。隨卽又問張：你是否相信自己抗日？彼答：自信是抗日的。余卽剴切告之曰，如此說來，在根本上已無問題，其他枝節，何以還有疑問？吾人須知，一國自有一國之國是，而國是與政策不同．國是比較有永久性，一經決定，輕易不變；至於政策，則常因時因地而不同，換言之，政策需斟酌時間與空間之差異，而變換其運用。以我國之國是論，當然是復興民族完成國民革命，而要完成復興民族革命之任務，又非同日本一戰不可，所以直截了當的說，對日決戰以求民族復興完成國民革命，乃是我國既定之國是，其間絕無問題；而現在政府對於日本一切應付之辦法，自表面觀察，容有見仁見智之不同，實則均只能算是策略，亦卽故意迂迴曲折，以求貫徹我國國是之各種手段而已。例如蘇聯，共產率命可謂蘇聯之國是，而所謂新經濟政策，前後兩次五年計畫，以及加入國際聯盟，與英、美、法力謀親善等等，則均是其政策。形態雖殊，其理一也。現在中央當局之舉措，因批評者不明國是與政策之分，動招諘�，其困難痛苦之情形，較之吾人何止十倍，吾人同屬政府下負責者，豈可人云亦云，不加諒解乎？當時彼聞此說，却亦表示接受，自謂未想及此。其次，說到抗日問題的本身，余就抗戰時間、抗戰地點以及抗戰方法三點，與張反覆伸說，以剖析中央抗日之要旨，張亦表示同情。同時余卽告張，如果中央對於抗日無計畫、無決心，徒以敷衍應付為事，則吾人不僅身為將領，應卽不顧一切，率部抗日，卽令赤手空拳，也當拚此一腔熱血，與國家共存亡。只是現在吾人既已確知中央對此有計畫，有決心，則吾人無論如何，只有信仰領袖，服從命令，絕不能經舉妄動，以防破壞國家之大計。最後，說到聯俄容共的問題，余告以此為兩事，不能混為一談。關於聯俄，不能籠統贊成或反對，應從國際環境、俄國本身以及中國本身三方面作詳細之研究，方能分析其可能與否，及利弊何在。至於所謂容共云云，如果共黨能够做到：（1）取消蘇維埃政府；（2）取消紅軍；（3）停止赤化宣傳；（4）放棄階級鬪爭；誠心誠意受我中央之領導，絕對服從，一致對外，則中央自可予以有限制之收容。如果共黨未有事實上之表現，依然是肆行欺騙，搖惑人心之故技，則仍非痛剿不可。張對於聯俄容共之主張，在談話開始時，持之頗力，自經以上分析之結果，亦卽未有異議。總括張學長此次談話，如懷疑中央，反對剿匪等等，均係酒後吐露之眞情，態度甚為明顯。經余剴切陳說之後，論調似有改變。對余所見，多表同情。惟是張之此種改變，究竟是其眞有覺悟，抑或出於理屈辭窮，則不得而知已。當時楊虎城亦同在座，且同有醉意，發言甚為牢騷，如所謂中央歧視西北，西北不够單位等等，無非封建軍閥自私自利之表示，不必詳述。

    （三）去年九月中旬。余因西南問題大致結束，自廣州囘抵武昌。當時接得確報，張學良假借抗日名義，將有異動，當卽詳細轉報委座，並附以個人意見，略謂「漢卿異動，名為抗日，實卽脫離中央，走入聯共投俄之途徑，較之兩廣問題，更為嚴重。鈞座如認為抗日時機已至，則應明白領導之；如認為尚非其時，則須極力防阻之；決不可稍有大意，致陷被動，而使整個國家至於萬劫不復也。」旋得委座復電，命余急飛西安，與張從長計議，余隨卽準備北上，並電張學良告以即將入陝。張旋復電，表示歡迎，惟余以同時漢口日租界發生日警吉岡被殺事件，日本張大其事，武漢吃緊，未果成行，但一再致電張學良，剴切加以勸告，電中要點，大致如次：（1）抗日為中華民族唯一之出路，此義決無異辭，不過此中必須有整個之計畫與一定之步驟，而不可激於感情，出於衝動，則亦毫無疑義。（2）吾人一切舉動，如對國家民族確有代價，任何犧牲，均所不惜，不然則應留實力以待機。（3）以現在環境言，無論國家民族乃至個人各方面，確異常惡劣，非有堅苦卓絕之精神，決不能衝破此種惡環境，達到吾人抗日復興之最後目的。（4）剿匪與抗日分先後，實事勢之不得不然，如赤匪確有誠意抗日，則停止進剿予以自效亦可，所謂成功何必在我，但今日中國之赤匪，實際上何異歷史上之流寇，其主張之流毒，尤遠過之，吾人如不深長計慮，致有疏失，陷中央於被動，則國家民族前途，實不堪設想。（5）以我公之地位及責任，所有抗日辦法，應於國防會議時盡量發揮，或逕向委座陳述，以便製成定案，調整步驟，一致奉行，誠雖愚魯，亦決負弩前驅，當仁不讓也。總之，忍辱所以負重，委曲端為求全，古人所謂必有所忍乃有所成，敬祈三思為禱。嗣接張之覆電，對於容共抗日之說，固未明白承認，亦不完全否認，僅謂主張抗日，所以統一軍心，至於實行，自當出以慎重，且謂外間傳述，多不免斷章取義云云。觀其飾辭辯解之狀，可知其行動或可延緩於一時，而內情則欲蓋彌彰矣。

    （四）去年十月十八日，余至南京，晉謁委座，面陳一切。當時委座決定親赴西安鎮撫，而命余先至太原，籌劃短期間肅清陝北殘匪，並積極準備綏東、綏北國防事項。十月二十三日，余自南京飛往太原，勾留數日，與閻副委員長商妥剿除匪偽辦法。二十七 日，復自太原飛往西安，當晚轉赴臨潼行轅晉謁委座，報告赴晉經過，卽在臨潼住宿。二十八日，自臨潼囘西安，下榻西京招待所。當昨日到達西安時，張學良、楊虎城均已見面，今日復往訪晤，談話甚久，彼等主張確有與中央立異之處，惟態度上則尚未大變。旋從其他友人處得來消息，乃知西安情形實極複雜，羣以委座安全為慮。幸而是月三十一日為委座五十壽辰，委座立意避壽，於二十九日離開臨潼，移駐洛陽軍官分校，余亦於是日離陝前往。十一月四日，余奉委座命飛往寧夏，與馬少雲（鴻逵）等商洽防匪北竄之部署，並解決定遠營日本特務機關問題，於七日囘抵洛陽。是時東北軍不穩之風說日盛，余乃報告委座，為指揮陝北剿匪部隊，兼顧綏遠國防關係，最好駐節洛陽，短期不動。如為專剿西北殘匪計，則可進駐平涼，至西安則決非宜於駐節之地。當時委座頗為首肯，而同時在座者，尚有陳布雷、賀貴巖（耀組）、何淬廉（廉）諸先生，尤一致表示贊同。隨後余以西北殘匪，急待肅清，而任令不能剿匪之東北軍留駐西北，終歸不是辦法，且恐發生他變，乃復報告委座，請將東北軍調出潼關，分駐豫皖各地。關於人事上之安排，則因其時適值皖主席劉雪亞（鎮華）病重不能理事，請將商啟予（震）調任皖主席，劉經扶 （峙）囘任豫主席，而將劉所遺之豫皖綏靖主任公署改為委員長開封行營，以張學良為行營主任，藉作曲突徙薪之計。委座對此，亦甚以為然，至以後何以末曾實現，則因余已離洛，不得而知，以上為去年冬季第一次入陝前後之事。

    （五）去年十一月十一日，余離洛陽遄返武漢，因當時曾奉赴歐考察之命，不能不有所準備。不意數日以後，綏東戰事卽已爆發，滿蒙偽匪在日本帝國主義者操縱指揮之下，猛攻紅格爾圖，一時形勢甚緊。旋接閻副委員長來電，盼余赴晉一行，並以「此何時也，兄焉得出國」見責。同時委座亦有來電，命余赴晉轉綏協助，並於十一月二十四日派遣座機來漢備用。二十五日，余自漢口飛洛轉晉，二十七日，又自太原轉赴綏遠，送與閻副委員長及傅宜生（作義）主席商討綏東作戰方案。是月底，接委座來電，囑卽囘洛陽一行，乃將綏遠軍事上之部署，與傅宜生會商布置妥當，於十二月二日囘抵太原。當時原擬囘太原後，卽乘飛機飛洛，但因閻副委員長欲留住數日，商決國防計畫，致不果行，當卽電告委座。旋得覆電，謂不能再等，決先赴西安，並囑余逕行入陝。十二月五日，余離太原，因無便機，循同蒲路南下，經潼關入陝，於七日到達臨潼，當赴行轅晉謁委座，報告赴晉綏之經過。旋自臨潼赴西安，下榻西京招待所，與張學良晤面，當卽告以綏東之情形、我軍之部署，以及中央之決心。張此時之表示，較上次為明顯，直謂中央之對綏遠，乃係政治作用，非有誠意抗日，如誠意抗日時，應卽聯俄容共。余當卽列舉種種事實，以證明中央對於綏東戰事之一定方針，以及在國防上之確實準備，一至適當時機，卽決然與日本帝國主義者作眞面目的戰爭。至於聯俄容共，其事決不簡單，並反覆告以予對於此一問題之意見。彼說至無辭可答時，便一再指責余說：「你眞是委員長的忠實信徒！」「你眞是委員長的忠實信徒！」意謂余一切深信不疑，笑為盲從領袖也。八日，張復來訪，自述其抗日之決心，與容共之把握，可惜委座不能採納其主張，而且左右亦多不抗日之人，並謂委座近來屢次對彼嚴辭責備，彼表示有「卽是我的老子，我也受不了」等語。是晚，應楊虎城之宴，席間錢主任告余，委座命余至潼關點驗第十三師。宴畢返寓，轉赴友人密約，談東北軍之不穩，及張學良對於委座有不利之企圖，直至深夜一時許始囘招待所。九日清晨，余乘汽車赴臨潼，請示點驗第十三師事項，委座囑余不必前往潼關，可令十三師開至咸陽後再行點驗。同時余將昨晚所得友人密報，一一面陳，並勸委座早為戒備，以防意外，而委座則囑余多與東北軍各級將領談話，使其了解中央意旨，一致安心服務，蓋委座純以公忠體國為心，此次蒞陝，雖早已知東北軍之不穩，終欲化以至誠，使其感格也。是日返西安後，卽通知張學良，轉約王以哲、繆徵流、董英斌各軍長談話，張當時允為轉知，因張對所屬將領，防閑極嚴，非經張之許可，卽不能與中央各級負責者見面。自是以後，余略患感冒，除與王、繆、董諸人談話，及草擬剿匪方案外，未離寓所。十一日晚上，邵力子先生來談，略謂日前西安學生欲赴臨潼向委座請願抗日，經張學良在灞橋勸阻而囘，聞當時張告學生代表，有「一星期內定有事實答覆」之語，其意何所指，很值得研究。十二時許，邵先生別去，余細味張之語意，對於委座安全甚不放心，然終不料其倒行逆施，出以兵變方式，且不料其發動之速，卽在次日清晨也。以上為去年冬季第二次入陝以後，直至陝變爆發前一晚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