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清石律师处当助手

   【HGC：以下除原文注明口述者的段落外，均为卢昆山口述内容。】

    我的成绩不如二哥，台南第二中学毕业後未能考上理想学校，经吴秋微、高秀员夫妇（按：吴秋微为医师，澎湖人，在台南开业）的介绍，到欧清石律师处当助理。欧清石是马公人，本来当教员，以後赴日取得早稻田大学法律系学位，并考上司法官。他为人亲切有趣，某次我丢了钱，我说要赔偿，他连说不用；又常要替我做媒，有一次要将他的小姨子嫁给我，我心里嫌她太胖未答应，後来又要介绍一位客户给我认识，我也不喜欢。

    刚到律师事务所时，一个月薪水三十五元，每半年升两元；我一共待了三年，每次领薪，我就拿十五元给大哥，大哥说：「这些留下来给你娶老婆。」犹记得第一次领到薪水，我马上做了一套西装来穿。当时做一件洋服需二十五元，也要不少钱。

    在律师处时，偶而我会借自行车骑到法院，有时也到太平境教会与幼稚园老师打乒乓球，有一次还被欧太太看到，非常尴尬。

　　赴大连仁和医院

    日据时期我的三姊夫简仁南，以甲状腺方面的研究拿到医学博士学位。由於姊夫在日本读书时曾参加文化协会，日本特务盯他盯得很紧，为了脱离这种不自由的环境，便到东北大连找博爱医院院长孟天成，并进入大连医院第一外科工作，当时侯全成、傅元煊也在第二外科服务。姊夫工作一段时日後，自行开设「仁和医院」。医院的规模日益扩张，业务繁忙，因此三姊特地由东北回来台湾，叫我不要再待在律师处，并说姊夫很希望我到大连当他的助手，问我愿不愿去大连？我想到东北看看也不错，便答应了。当时台湾人要到「满洲国」并不是很难，也不须特别办手续，不过能去的地方仅限於关东州一带，即锦州，旅顺，大连等地。

    我到了大连後，先在姊夫的仁和医院当助手，姊夫并安排我到博爱医院学习X光操作技术，为期三个月。博爱医院是间综合医院，规模不小，院长孟天成，台湾台东人，在台湾拿到医科文凭後赴满洲开业，以後在奉天医科大学拿到脾病医学博士学位。孟院长很早即到了满洲，当时中国人都不相信西医，但孟院长的医术很高明，只要让他看看病人，就知道得了什么病，不过民智未开，许多病人都不愿意打针，孟院长聘请了三个日籍女医，分别负责小儿科、耳鼻科、妇科，每人月薪五十元，其中有一位还是他的女友。另外博爱医院也有所分院设在大连中国街，由其小舅叶英生负责。战後，东北沦陷，孟医生不幸被共产党抓去做事，其名下的财产均被没收。

    以後我也到大连医院学了三个月的X光操作技术，大连医院也是所综合医院，是由日本人所创设，本院有五层楼，其中有地下室通到分院的传染病房室（专收传染病童），长达一百公尺。

    我在仁和医院的事务忙碌，又兼管总务，常常到了晚上九点半才能休息，有事时，半夜还得起床，以後又帮姊夫筹设X光分院，事情更多了。只有假日到西岗子信义会礼拜堂做礼拜，有外籍牧师主讲，讲的是标准国语。

    我刚去东北时，不懂当地语言，有中国人打电话来，我只会说：「你找谁，请你等一等。」以後到中国人的礼拜堂，跟著读圣经，慢慢就学会中国话了。大陆人称我们为南方人，彼此相处和睦，而医生这一行也很受当地人的尊敬，台湾人不论和大陆人、日本人的感情都不错，不过来姊夫医院看病的以中国人居多。

    大连在当时可说是非常进步的城市，人口有五十万人（台南才六万人），不但有公车还有电车，交通非常方便。

    医学博士杜聪明也曾到东北找过三姊夫，他住在大连时，由我负责招待，我曾安排他到旅顺水源地，及日本人所设的博物馆等地参观，也带他到东北各地的医院参观，当时陈章哲有栋别墅，我也安排他到那边渡假。杜聪明的精力过人，他每天晚上都十二点才睡，三、四点就起床，吃得不多，但精神却很好，令我佩服。

　　回台相亲

    我在东北待了三年後，算算已经二十六岁了，仍未娶妻，几经三姊敦促才回到台湾相亲，先後相了几次亲都没有成功，拖了两个多月，才和受惠牙科医师的小姨李谨慎小姐结缘。李小姐是澎湖人，小我两岁，虽未读公学校，但到台南神学院女子部学习护产知识，是助理护士。

    婚後一星期即搭「乌罗尔丸」赴大连。当时台湾、大连两地交通便捷，由基隆出发到大连，船行仅需三天两夜即可到达。同时信件往返也很便捷，一星期即可收到。

　　就读哈尔滨医大

    新婚回到大连即负责寺儿沟分院的工作，不久有位曾在仁和医院当助手後自行开业的姜某，因竞争不过，乃检举我不是正科医生并联络警察来突检。由於警察常来找麻烦，逼不得已，姊夫乃打电报给在台的杜聪明博士，请其推荐医生应援，并改请日医来代理分院事务，我又调回本院当总务及X光技术员。虽然工作和以前一样，但是心里总不舒坦，兴起习医的念头，又经傅元煊提起他有位亲戚杜庆祥学长在哈尔滨医大读书，如果我有决心，愿意去哈尔滨，他可以写介绍信。我心想，这总是个机会，於是决定动身到哈尔滨参加哈尔滨医大的入学考试。

    哈尔滨医大入学考试结束，我顺道游了哈尔滨。哈尔滨有「东北上海」之称，街区分三处：中国街、日本街、外国街，其中外国街主要是苏俄人居所，马路宽大，有电影院，洋服店。同时杜学长介绍了两位本省人给我认识，一位经商，姓杨；另一位姓刘，刘的父亲是「满洲国」少将军医，刘也在医大读书，可惜成绩不好曾被留级。

    回到大连後不久，接到哈尔滨医大的录取通知，非常兴奋，我已经二十八岁了，还能考上医大实在难得，这时接替我工作的洪医师（高县路竹乡人）也到了大连。

    我将太太留在大连，独自一人先到哈尔滨，准备一切就绪後再接太太同住。到了哈尔滨，先到二姊夫黄受惠（牙医）所介绍的东尚牙科暂住，因每天往返上课，花在车上的时间实在太多，常常赶不及上课，加上功课繁重，於是搬到日本人宿舍住。本来是和两位韩国人同住，後来杜君说他太太将到抚顺天生医院任助产士，可与我交换房间，於是我便搬到他那间，并接太太前来。

    哈尔滨医大是日本人接收旧哈尔滨医专改制成立的，教师大都为日本人，也有几位曾至日本留学、会日语的中国老师，上课都用日语。我那一届只有我一个台湾人，早一年的杜君也是他那一届唯一的台湾人，而低我一届的有两个台湾人，他们是在日本读书後与日本人一同考上的，其中杨宦奇仍在世，住在三重；另一位林维乔在毕业後回到台中开业。哈尔滨医大本来以中国人为多，以後日本人渐多，也有韩国人就学。我那一届有日人学生四十名，及由日本来满洲的开拓团学生七、八名，另有几位女同学。在课程方面，最初是基础医学、解剖药理、生理、英文、物理、化学、体育、军训、国民道德（训导长是退伍的陆军大佐）等科目，由於每月学费需一百二十元，我除将旧洋服、衬衣变卖外，还利用晚上教授日文（每月津贴五十元）以为贴补。三年级以後，开始上临床医学，内科、外科、皮肤科、小儿科、耳鼻科、眼科、妇产科、X光科、公共卫生等都要上，同时还需临床讲学。

    在东北的医科大学中，除哈尔滨医大外，另有奉天医大、旅顺医大、长春医大，这都是「满洲国」时代新设的。三所医大以奉天医大规模最大。

    民国二十九年十月，我已是三年级生，农安县（约距哈尔滨两个小时的车程）附近发生鼠疫，医大三年级生被派为工作队（内分巡回队、策後队，我被编在巡回队内），行前接受实务讲习及军队的训练，由曾到军队受训的日人学长当班长、队长，另有些是日本开拓团的成员。当时全体睡在大火车里面，每天早点名、体操後，分配好各队职务後，到消毒场换服装，穿好大衣、胶皮长靴，戴好手套、口罩、帽子，坐上卡车前往各班地点做消毒扑灭的工作。鼠疫蔓延的情形非常严重，有时连房子都要烧了才可去除。下午五点归队，先用石炭酸水喷洒消毒後才能卸装，集合点名、吃过饭後即可休息。有时晚上有病理解剖报告，相当有趣。预防工作前後约一个月之久。

    当我不在哈尔滨时，两位韩国同学亦不在家，家中突遭盗匪，幸内人勇敢应付才得以无事。我回到哈尔滨後，不久，外甥女梁许春菊和新婚夫婿梁炳元到哈尔滨观光，我还带他们到移民村参观。送他们离开後的那天，内人不幸流产，还好，一个月後又怀孕了。为调养身体，内人先行回大连由三姊照顾。以後产下一女美惠。大女儿出世四十天後我才把她接到哈尔滨。哈尔滨的气候相当严寒，五月天就下雪，有时低达摄氏零下四十度。由於天冷，小孩哭个不停，我都抱著她一边读书、一边取暖，当时我亦任邻长，除召开邻组会之外，仍须负责防空演习，灯火管制及分发配给券给各户。平时功课重，都利用假日有空时才去领配给物品，有时配给肉品，取回後用小火炉先将肉烤熟，要吃时再稍微加热即可食用。

    由於我习医比别人晚，所以也比别人认真，遇有休假也都自动放弃，积极准备学校课业，因此我的成绩很不错。毕业前日本召募军医，厚生省还特地派专员来考试，我也去应试，当时日本学生都希望能取得军医官资格，如此即可不用服役。试毕取得医生资格，可进入内、外、皮肤科；且若被正式录用，月俸有一百五十元，足够生活。但是我觉得外甥女梁许春菊所介绍的鞍山天生医院的条件较好，每个月薪津多达六百元，加上鞍山一地比较暖和，故决定到鞍山发展。

　　鞍山天生医院

    鞍山天生医院是梁炳元姊夫杨澄海博士所开的，其妻梁金莲是梁炳元的大姊，彼此有姻亲关系，既经介绍，我便到鞍山天生医院任职。杨澄海先生，日姓福原，在日本取得医生文凭後即到东北发展，夫妻两人都是医生，他专看儿科，太太则看耳鼻科。他们在日本投降後很快就回台湾了。

    医院的工作忙碌，每天求诊的病患有一百多人，出诊也在二十人次以上，对象都是日本人。白天门诊，下午四点後出诊，晚上轮流当值，只有假日可参加日本基督教会礼拜。不久外甥黄文生亦转到鞍山大信公司。

    我在鞍山天生医院一共待了两年，其间长子出生。战时除实施配给制度外，也加强防空演习，当地医师都须参加救护队，我因是队员兼邻长，更是战战兢兢。由於鞍山为制铁工业区，不时有空袭，三姊认为鞍山很危险，劝我回大连，於是和内人商量後便辞职回到大连。

　　疏散瓦房店、军队入城

    我回到大连後，空袭的情形更是严重，乃决定疏散至瓦房店开业，租了间店稍做整修，开设「慈爱医院」，内、外、小儿、皮肤、妇产科都看，同时找了一位药局生兼工友及一位助产士，开业不到两年日本投降，战争结束。这时日本军队都卸下军装，仅穿洋裤，集体到当地小学商议今後的行止。此时的日本人走起路来就没什么精神，有的没有工作，只好出来扫街；有些人则准备盘缠回日本。日本人深怕为敌国报复，将家当拿出来拍卖後，不少人先行回国，留下来的日本人则遭到悲惨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