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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安的民眾協助我們，匪方無彈無糧，轉眼就可肅清，可惜我們調走了，由四十四師蕭之楚部來接防，共匪的黨部寫信告訴戴季英說：「江西、福建、四川的紅軍都打勝仗，現在十三師調走了，四十四師來後，你們可以好好的打一仗。」何成濬先生曾寫他的部隊蕭之楚如何打敗共匪，其實都是粉飾其詞。孔荷寵在湘鄂贛邊區鬧得很凶，中央調我去剿，何總想留我。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間，江西第四次圍剿失敗，五月間蔣委員長在南昌召開軍事會議，指示了下面的戰術戰略，那便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戰略上采攻勢，戰術上采守勢，築碉堡，修公路，實行廣大的包圍，步步爲營，步步築碉。」此時江西已有四十多縣陷匪，匪軍每一次勝利，匪區便要擴大一次。閩北、閩西，贛東、贛南，遍地皆匪。

    軍事會議之後，便召集中下級部隊長在廬山訓話，予以精神鼓勵，此後進剿乃略有轉機，十一月間彭德懷率兩個軍團進窺撫州，先攻滸灣，我第四師冷欣部突圍，將彭匪擊退，彭鍛羽而歸，此爲剿匪一轉捩點。

    十一月間，陳銘樞、李濟琛等在福州發動閩變，成立人民政府，自稱是揭竿而起的陳涉、吳廣，推廣州西南政府爲沛公，中央將派蔣鼎文六個師集中上饒，經玉山、衢州向延平出動，陳誠率四個師攻光澤，本師及九十師、九十六師爲預備隊。我接到命令由黃安向撫州出發，先在七里坪集中，由團風上船，按時到達九江，轉乘火車經南昌至撫州。我先到撫州見到侍從室主任林尉和顧祝同、北路軍總司令、總參議韓德勤等人，他們都說我行軍神速。說話之間，蔣委員長剛好走進來，看見我：「你來啦，部隊呢？」我說：「已到九江。」他異常高興。

    在撫州，駐軍還發生了一次誤會，裝甲兵不服補充旅步哨口令而引起一場槍戰。子彈都射到蔣委員長官邸之內。蔣委員長對此事件震怒非常，要我帶同該裝甲兵史隊長及補充旅方旅長晉見，手令將肇事的隊長槍斃，方旅長交軍法議處。林主任、顧總司令代爲求情，俱無效。非等執行之後才肯離去。他認爲圍剿前夕，發生不幸事件，是軍事上的大忌，可見他很重視。

    閩變時中央空軍大舉出動，閩方對大局缺乏正確的認識，以爲各方會回應他們，其實他們與各方面並沒有確實連絡，各方面也並不是完全贊同，所以人民政府便很快的瓦解了。

    我在撫州擔任警備司令住了半年多，負責地方治安，康澤（兆民）那時在撫州成立別動總隊，奉派爲總隊長，從事組織情報系統與地下工作，在鄂贛兩省發展很快，佈置了健全的通信網與軍郵，更進而擴及全國，便是以後的情報工作的基礎。此時撫州的傷病院就有五所，傷兵很多，秩序很亂，蔣委員長時常來此駐節，我的責任很重，命令傷兵上街一律佩帶外出證，並派騎兵帶卡車在街上巡邏取締。不久，撫州和九江一樣成爲示範區。東北及西北將領常常組團來撫州觀摩，向我們學習，中央爲了拉攏東北西北將領，像張學良、劉多荃等人都到撫州來過。我還保存有一張華北將領會餐位次表，可資紀念，茲錄如下：

    大公報主筆胡政之到江西來參觀，曾在該報撰文說：「華北死氣沉沉，到了南京才有生氣，到了江西一省，才看出中國有辦法。」原因是蔣委員長駐江西，被稱爲藍衣社的別動隊，隨時作有效的督導，使貪污絕跡改正官僚作風，並推行新生活運動，所以呈現了一片生機，其時熊式輝（天翼）當主席，張篤倫在南城當行政督察專員，政蹟斐然。

    二十三年四月底，我把警備司令移交給王耀武，仍去前方任第二縱隊司令兼師長，常常指揮兩三個師，與第八縱隊周渾元並肩作戰，就地取材，建立碉堡線，贛南產竹，以竹編成簍筐盛土作壘，步步推進，推進後即築碉堡，堡與堡之間，構成封鎖線，使匪無路可走，如此形成了一個大包圍圈，把寧化、石城、寧都、興國、古龍岡等地，都劃在包圍圈內，目標是指同赤都瑞金。第五次圍剿時，動員的兵力多，補給困難，深入匪區，人煙稀少，壯丁多被匪裹脅走了，留下老弱，真是慘不忍睹。

    蔣委員長爲了檢討與策劃剿匪而分期舉辦了廬山軍官訓練團，各地將領都調到牯嶺受訓。團長由蔣委員長兼任，陳誠任副團長兼教育長。第一營營長孫桐萱，第二營營長何柱國，第三營營長孫楚，我則擔任第二營的連長，訓練的目的則在「重振國魂報仇雪恥」。每期四個禮拜，蔣委員長親自主持，訓話多次，親自點名一次。中樞要人多有被邀至牯嶺演講者，如行政院長汪精衞演講「救亡圖存之道」，他口才極佳，講的十分精采，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膺白也因公來贛曾演講過，其他名流學者輪次至訓練團講話，使將領精神上增加向心力，理論上接受了不少新知，因此廬山訓練的成果是偉大的。

    江西匪軍的組織遠不如鄂東，鄂東之匪組織嚴密，無懈可擊，在江西，我們打下興國之後，老百姓已把投降名冊造好。我們接受老百姓的投降，把俘虜來的匪共予以優待，然後釋放，以收宣傳之效。稍後老百姓回來的日漸增多，有一個老年人告訴我說：「起初老百姓恨國軍。以後看到國軍並不太壞，便轉而恨共匪了！」我問他：「我們這樣多的軍隊，在此吃你們的糧食，你們不恨嗎？」他說：「這是臨時的，你們會開走的，如果國軍不來，我們永遠得不到糧食。」這是老百姓內心的流露，說的是真話。

    江西區域指揮統一，國軍火力強，比豫鄂之匪容易平定，朱、毛經過圍剿已不能停留，只有留下殘弱以紅三軍團彭德懷爲前鋒，中共中央幹部在中間，第五、第八軍團在後衞掩護，最強的第一軍團殿後，突圍西竄。此時陳濟棠爲剿匪軍南路軍總司令，匪的正面主力便是由陳的防區突破，蔣委員長對之大爲不滿，令薛岳（第六路總指揮）、吳奇偉（第七縱隊）、周渾元（第八縱隊）進至湖南境內，歸何鍵指揮追擊。迨進至黔邊時，其戰闘序列則改以薛岳爲進剿軍第二兵團總指揮，吳奇偉改任第二兵團第二路司令官，周渾元政任第二兵團第三路司令官。

    自從民國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我們開始圍攻興國以來，至十一月匪便突圍了。我們雖然有碉堡線圍住共匪，可是碉堡是單線，是阻不住共匪突圍的，追擊時也是困難重重，匪的流動性大，流竄方向不定而飄忽，不能側擊，只好在後面跟進。我第十三師隸屬於第八縱隊，一路由湖南的汝城，宜章、良田、臨汝，桂陽、嘉禾、寧遠、道州，向前進，湖南的部隊劉建緒佈置在湘水以西，結果並未能阻止匪軍西竄。我們在追擊途中，經過高山峻嶺，行動困難，不僅吃盡苦，而且時時可以喪身於峭壁之下，重武器無法攜帶，彈藥也不能多背，至甯遠時與匪發生了一次激戰，匪是利用這一仗來拉長與追擊部隊間的距離。追離江西二十多天到道州時又打了一仗。追進了廣西，廣西的民團有零星的抵抗，當然收效甚少。我的便衣前哨到道州永安關以後，與匪在馬鞍山遭遇，我上前派人查詢，原來是與桂軍廖磊部的二十六師發生誤會。匪由灌陽西方的興安、龍勝、台拱、施秉、黃平、施洞口而進入貴州苗區，從此更是了無阻礙。中央命粵軍三個師由張達率領，桂軍由廖磊率領追剿，桂軍並未照辦，只是按兵不動，周渾元縱隊經東安、新甯、武岡、洪江、天柱、三槐、施洞口，黃平，薛總指揮經晃線玉屏、施秉、黃平、鎮遠等地追擊，共匪乃走余慶、甕江、息烽，渡烏江至遵義而桐梓。

    我到全州之後，利用時間去桂林一行，何鍵之婿李覺也贊成我去，周渾元派他的參謀長余詔伴我同去，白崇禧派他的參謀長徐文明招待我們，徐爲江西人曾與余詔同學。白對我們十分謙恭，白天我們暢遊桂林獨秀峰、風洞山、象鼻山諸名勝，晚間與白及劉斐等人共餐，只談廣西建設，不觸及政治問題，廣西的民間組訓和教育辦的很好，人民反共情緒高，老百姓很能刻苦，每次白都親自送我們出大門非常客氣。

    我們離開桂林復返全州，經東安、新甯至寶慶晤周渾元，我的部隊則由洪江入黔。洪江爲湖南對西南的交通要衝。過洪江進入貴州以後，一路都是苗區，我在施洞口河左岸江西街度過二十四年元旦。迨元月三日行軍至黃平，薛岳來電報要我軍快去貴陽，其時匪已北竄，蔣委員長曾命粵桂軍至遵義，粵桂軍並未遵命，他們怕離省境太遠，防務空虛，中央軍會乘機進入，不料薛岳即在他們遲疑不決之際，已占機先，先進貴陽。我軍於元月九日抵達貴定，貴州省政府派汽車來接，我和周渾元到貴陽，王家烈率省政府人員至南門外歡迎。建設廳長劉民傑，民十六年任周西成代表，在宜昌爲共產黨工會糾察隊拘捕，經我營救得釋，稱我爲恩人，此次相見，甚爲歡洽。

    白崇禧聞訊，急命桂軍周祖晃部星夜向貴陽急進，周部到都勻始知中央軍已占貴陽，急電向白報告，白聞訊色變，貴陽在戰略政略地位之重要可見一斑。我們在貴陽住了一個多月，匪占遵義，黔軍猶國才部隊爲匪擊潰，侯之擔離部隊隻身去重慶，只剩下王家烈自然無法抗拒，中共控制了貴陽即可控制桂、川、滇各省，雲貴鴉片不入廣西，廣西稅收大受影響。

    其實匪軍張國燾、徐向前等已竄抵川北，賀龍、蕭克等則活動於湘西，亦有入川之勢。何鍵不得不分出兵力阻遏。南昌行營特派參謀團入川，協助劉湘剿匪，於元月十二日抵達重慶。上官雲相、郝夢齡等部亦至川東，陳誠主持宜昌行營，指揮一切。而廣西方面，李宗仁曾派其大將覃連芳至貴陽，要求貴陽以西之指揮由其負責，蔣委員長當然未同意。我時駐防貴定，薛岳以我與廣西將領多有同學之誼，來電要我由貴定去貴陽，相機做點說服工作。適廖磊亦第二次來貴陽，大家晤面閒談，吳奇偉向廖磊說：「你們廣西口頭抗日，買日本人飛機是什麼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