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世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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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伯川:
「美國人太天眞,日本一投降,
他們復元是應該的,而共產黨武力坐大,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戴雨農:
「不特如此,他們把共產黨當成土地改革者,
要中國政府和他們合作、和談。
殊不知和共產黨談判,無異與虎謀皮,
美國的和平夢想,終將失敗,
恐怕我們也要吃一次大虧。」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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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黨
已經和仍在
製造的罪惡,
眞是
罄竹難書,
他們
爲害中國
乃至
爲害人類的程度,
將不止是
空前的,
而且可能
還是
絕後的。
……
從一開頭
它就是
接受俄帝指揮的
一個出賣民族利益的組織。
……
——陳 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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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顺记: 东北求学与行医的回忆

  长荣中学

    我於公学校毕业後,进入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台南长荣中学就读。长荣中学的足球队很有名,是由英籍校长Edward Band所教导,他自己本身即是剑桥大学的选手。我就读长荣时,学校正好成立足球队,我立即加入,主踢後卫,为足球队队长。二年级时,长荣的足球队曾和台南中学(日本人)比赛,我们表现得很出色赢了这场比赛。有一次英国海军在高雄港上岸,亦曾到台南来和长荣足球队友谊赛,他们很会踢,都踢得很准,当然赢我们。加上他们都穿著鞋踢,而我们是打赤脚的,抢球时常被踢得很痛,因此隔年,校方就为我们队员购置鞋子。当时我很喜欢运动,不仅踢足球,也常打网球,跳箱、平衡木都会,偶尔也踢橄榄球。

    我们毕业前,由校长领队带我们到香港、厦门、汕头毕业旅行,顺便和当地的中学举行友谊赛。我对当时的厦门、汕头印象不错,尤其对汕头印象特别好,觉得汕头市容相当乾净,厦门则较为脏乱。当时我们的民族意识皆已抬头,对於台湾受日本殖民统治,均深感不满,因此很希望台湾重回祖国的怀抱,此次到祖国旅行,更刺激我们这种思想。至於香港,我的印象也很不错,香港是由英国人治理,大家民族意识强烈,都无法接受此事。

    我们毕业旅行一共有十来天,回程途中碰到台风,差点翻船,我们只得到澎湖风柜避风,但无法上岸,直待风小後才得以回台。

  满洲医科大学

   (一)入学经过

    我在长荣中学毕业後并没有马上再升学,因为我是家中长子,长辈们咸认为我不应外出,必须留在家里帮忙,因此在家乡的庄役场农业组合帮我找到一个书记的工作。後来因为叔叔在信用组合任组合长,就安排我到信用组合工作。三年後,我认为自己应该再念点书,因此一边做事一边存钱,并准备考试;其後我选择前住满洲,参加满洲医科大学考试。

    满洲医科大学位於渖阳,为满洲唯一官立医学院,其程度和日本帝国大学相去无几,是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创设,其後满洲才有关东州立旅顺医专。我之所以选择报考满洲医科大学,主要是我一位长荣中学的前辈(学长)王大树(台南人)在满洲医科大学就读,他提供不少资讯给我;而且学校学费低廉,一年学费三十元,成绩优秀者尚有奖学金可以申请,因此我乃决定前往满洲。当我向家人提出此议时,曾遭到父亲极力反对,不过其後父亲仍给我学费和第一年的生活费让我前去。我先搭船到日本门司,再乘联络船到韩国釜山,然後换火车直达渖阳,前後共五天五夜。事後听说由大连直接搭火车到渖阳只要四天三夜。

   (二)满洲医科大学

    满洲医科大学创於一九一○年,原名南满医学堂,後改为满洲医科大学。分为学部、专门部两部,修学年限有七年、四年之分,七年制者是先读预科(高等学校),再读四年医科,不过医科部份都一起上课。

    满洲医科大学是满铁株式会社设立的,教授都是日本很有名的学者,设备完全与日本的国立医科大学相同;该校的学生大部份是日本学生,亦兼收一部份中国学生。满洲医科大学一年录取五十人,我报考这年,参加会考的共有四、五个台湾人,不过只有三个考上,其余多是来自日本和上海的学生。

    我於民国十八年(昭和四年)前往满洲,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我曾经亲眼目睹。事变发生後,在满洲就读的中国学生、台籍学生因日本侵入,多逃回中国,我也因此逃往北平。当时我有一位表弟杨希荣(後改名熙荣),他晚我一年到满洲医科大学就读,读了一年後碰到「九一八事变」,即逃到上海,後来考上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後来单独迁至上海,更名上海医学院),即未再回满洲。杨希荣於此校毕业後,并未从事医学工作,反而活跃於政治。我则在北平待了一星期,发现北京医科的设备甚差,如解剖系,全校才一具尸体供教学,满洲医科大学则是每个学生一具教学尸体,因此衡量之下,我还是回满洲。

    由北平回满洲的途中最危险,很多中国兵专挑台湾人下手,视台湾人为日本侦探。我穿著制服、坐火车回渖阳,没想到被带下车三次,有一次很幸运,碰到一位警察头子是奉天日本中学毕业的,听得懂日语,他听我们两、三个人交谈後,知道我们只是学生,才放我们回去。

    在满洲医科大学就学期间,因我的成绩优秀,每年皆获得奖学金三百元日币,以此可以缴纳学费、宿舍费,并添购书籍及衣服、学用品等,对於一个学生来说,是很有价值的。就学期间,我每年暑假都回台湾,因为当时搭车船的费用相当便宜。

    我在满洲医科大学读的是四年制的专门部,和学部一样,在学期中也要实习,但毕业後则不用考医师执照,只需申请即可,拿的是日本医师执照。毕业时我们班只剩四十人,因为「九一八」後有些学生没再回来。

    (三)九一八事变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我正好是满洲医科大学三年级学生。九月十八日夜半,奉天附属地向奉天城内(渖阳市内)军营及兵工厂发大炮攻击,日本兵同时包围东北兵营,实施占领东北兵营,日本奉天附属地内只准出,不准进;市内到处都有沙包围墙、及卫兵守卫著,宛然市内突然变成战场,但看不见有张学良的部队出现。听说此时奉天市都已经被日本兵占领了,少数留守东北兵营的张学良部队已经投降了。因为当时张学良的部队部驻扎在北平,留守奉天的很少。

    「九一八事变」完全是日本关东军自导自演,并没有所谓「中村大尉被中国兵打死」的情事发生,那只是一个藉口、谎话。继奉天市被占领後不到一个月,全东三省都被占领,只剩下马占山部队在东北黑山县附近一带,与日本兵打游击战,最後还是被日本兵消灭了。

    日本兵占领东三省一年多之後,就把前清皇帝溥仪请到长春,建立伪政府,名为满洲国,溥仪自号康德皇帝。日本在此施政十数年,直到日本投降之日为止。

  开原开业

    满洲医科大学毕业後,我并未回台湾开业,而是先在奉天(渖阳)赤十字病院服务,主诊皮肤科。皮肤科的内容五花八门,举凡性病、泌尿、疝气、膀胱切除等,需动手术者亦多,一天到晚都在开刀房。後来因为手术後必须常洗手,但我的手受到感染,不能常常浸水,不得不转到不用常动手术、也无需常洗手的小儿科。

    在赤十字病院多年後,我才到开原市开业。当时大连有四、五个台籍医生开业,抚顺有粱宰去开业(他是台北医专最早毕业的学生,很早就到东北开业,其家族几乎都是医生,约有七、八个在抚顺开业),鞍山也有一个台湾人开业,但开原、四平则没有台湾人前去,所以我选择到开原开业,另一位台湾人杨毓奇则选择到四平开业。杨毓奇是杨希荣的堂兄弟,和我也有亲戚关系,其後他亦回台任彰化基督教医院第二任院长,曾被派到英国留学,後来移民南美巴西,日後又因经济不佳,迁往美国,今已逝世。

    开原位於铁岭以北、四平以南,离抚顺较近。铁岭主产铁矿,开原则产大豆、高梁,生活水准尚属不错,主食多以大豆、高梁为主,也有小米、玉米,因不产稻米,所以白米较贵,开原的人口并非很多,约四、五万人。

    我在开原开业,患者多是中国人,其次才是日本人,亦有朝鲜人、西伯利亚人。虽然这么多人种,但语言并未造成我的困扰,因为我幼年曾以闽南语学过汉文,後来再学国语,甚易领悟,而且现学现用,一周内即可交谈会话,毫无隔膜或障碍。

    我在开原的博爱医院属於综合医院,每科都看,医院医生及护理人员一共一、二十人,雇有一台湾籍医生施锡卿(日本九州医专毕业)。台湾光复後他并未回台,仍留在东北,近年曾回台省亲两次,都来找过我,後因胃病,手术後只得留在当地静养,即难再回台。

    满洲风土病中,传染病甚夥,多以虱子为媒介传染;回归热也很多,天花、霍乱、伤寒、赤痢也不少,主要因当地卫生环境不佳所致。

    我开业十年後,三弟深智毕业於满洲医科大学後,就来开原接我的班,因此我得以回满洲医科大学再修博士学位。

    四年後,民国三十五年四月,我通过博士论文考试,主论文题目是:〈硅酸曹达の连续的投与にょゐ家兔〉。副论文为:〈胸腺淋巴体质に就ぃて外三篇〉。指导教授为稗田宪太郎、副教授为井上一男。

    我是家中长子,其下有五弟三妹,二弟奇东在家乡继承祖业,三弟深智毕业於台中州立台中第一中学,後考入渖阳满洲医科大学,期满毕业後在该校附属医院小儿科充当医员,後转到奉天市立传染病院小儿科服务多年;日後再到开原博爱医院担任副院长,其後在辽北省西安县城自行开业两年,光复後回台,於台中开设仁慈医院。

    四弟雅帮,早年毕业於奉天南满中学,後留学日本九州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後渡满,在博爱医院充当副院长,日後则在邻县昌图站街自行开业两年,光复後回台,於台中开设博济医院。

    五弟炳南,毕业於台中州立第一中学,後考入日本名古屋药学专科学校,毕业後任第一制药公司奉天分厂担任药剂师多年。光复返台,在彰化和美开设药厂,後栘至台中,药厂扩大,生产药品种类甚多,造福匪浅。

  开原生活

    我刚到东北时,因为年轻力壮,并不觉得冷。至於当地风土民情,我认为则和台湾没太多差别,毕竟都是中国人。其後我有机会畅游各地,亦深深体验到中国的伟大,中国由南至北,土地广大,人民优秀,气候又好,可谓为世界仅有。

    在东北,我游过不少地方,如新京长春、奉天、锦州、大连、鞍山、哈尔滨、安东、吉林、齐齐哈尔、本溪湖,凡铁路所到之处,皆曾留下足迹。到齐齐哈尔是在念满洲医科大学时,因参加暑假救济团前往该地一个多月。记得当时正逢日本和义勇军战争,需派医生团前去应援,主要做救济穷人的服务工作,我们多在乡下活动,曾发现有传染病等地方疾病。同行的还有两名台湾同学,一位是台南新化人李德彰,他後来在锦州开业,可惜不到五年,因多发性筋炎的细菌续发败血症,卒於满洲医科大学附设医院。他早已结婚,在台湾当过教员後才去读书的,年龄较大,留有一子一女。

    另一位台籍同班同学为彭春水,新竹人,满大毕业後曾担任军医,後升为哈尔滨军医大学教授兼耳鼻科主任,後被派到日本军医大学耳鼻科留学两年,日後再回东北哈尔滨军医大学继续任教至日本战败,光复後回台,於新竹开业。

    至於关内,我只在「九一八」後去过北平、天津,主要是看有学校可念否,後因失望返回满洲後,即未再前往。至於朝鲜,我则只去过釜山,其余都是坐火车时经过多次,连汉城都没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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