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金兰女士，民国六年生，台南新化人，日本女子共同社三年制专校家政科毕；梁育明先生，民国十四年生，奉天医大毕，为梁金兰之弟。两人因其父梁宰（台北医专、奉天医大博士）在抚顺开设天生医院，故随父旅居东北。民国三十五年，共军入东北，拘留梁宰，致染疾病故，梁女遂於翌年随同夫婿返台，其弟则因故未及回台，留在东北迄今。目前因两岸开放政策，姐弟二人才得以在台湾重聚。

   【HGC：以上为编者原按。】

　　一、父亲梁宰

    家父梁宰，台南新化人。台北医专毕业後，先在台北赤十字社（即红十字会）工作，民国三年（大正三年）被派往满洲满铁抚顺医院服务。父亲在满铁医院工作了几年後，民国十三年（大正十三年）自行开设「天生医院」，医院位於日本街与中国街交接处（即曙町），因此不论是满洲人或日本人都来找父亲看病，父亲为人热忱，也常到乡下替人诊疗。

   （一）移往抚顺新街的天生医院

    [梁金兰主述]由於医院听在的日本街蕴藏丰富的煤，民国十三年（大正十三年），日本满铁会社经营的煤矿为了扩张露天采煤区，遂将昔日重心——旧市街区千金寨的民国街，移转到抚顺的另一边，规划成新市街。父亲即在新市街买了一块地盖医院。约在民国十七、十八年（昭和三、四年），新市街规划完成，但新移入居民不多，医院仍在旧街看诊，等到民国十九、二十年（昭和五、六年），新街居民较多了，才将医院及设备整个搬到新街。日人对新街的规划很好，街道呈棋盘式，有电车、火车和满铁员工宿舍。天生医院位於东三番町；另外，东七条通有小学及高等女学校，西十条通有中学及公学堂。

    新开的医院有两层楼，最初仅有我父亲一个医师，以後堂哥梁成、梁炳元、梁松文、二姊夫罗福岳等人陆续到东北帮忙，我先生林昌德也到院帮忙。由於我公公和父亲是同窗，又同是新化人，先生自中学时期即到满州奉天读中学，其後在父亲的资助下念奉天医大（即满洲医科大学），毕业後即到天生医院服务，一直到光复初期。类似我先生这种受父亲恩惠的例子不少，但已不确知到底资助了哪些人？只记得刚搬到新街住宅区时，医院雇有五、六位助手，这些人後来通过考试读了医大，有时学费不够，父亲便会慷慨解囊。

    民国二十二年（昭和八年）以後，天生医院渐渐发展，并与满铁会社共济会合作，即满铁员工到天生医院看病不用付诊疗费，由天生医院登记後，定期将帐目送到满铁会社，由会社拨钱抵付。天生医院是一所综合医院，以内科、外科、小儿科和皮肤科最擅长。皮肤科本由我堂兄梁成负责，他也是满洲医大毕业的，由於早逝，後来请我二姊夫罗福岳负责。罗是台北医专毕业後到东北来的。我还有一个姊夫杨澄海则在鞍山开天生医院。

   （二）父亲的同窗好友

    [梁金兰主述]以往到东北去的台湾人都是先到大连，我父亲也不例外，父亲的同学孟天成、简仁南，陈章哲、傅元喧及一位徐医师都在大连发展，其中父亲和简仁南，陈章哲非常要好，常去大连找他们。

    陈章哲後来弃医从商，改开「仁济农园」，专门栽种苹果，采收後并不自卖，而是批发给大盘商。我还记得果园位於大连老虎滩靠海边的一个小山上，父亲还特地向他要了一部份的土地盖了一间别墅，放暑假时我们到那儿渡假，就有免费又新鲜的水果可吃。

    由於台湾人分散在大陆各处，一年只能聚会一次联络感情。我记得中日战争尚未发生的某一旧历年，曾在家里办了一次台湾同乡会，当时父亲为同乡会会长，邀请了二、三十位台湾人到家中聚餐，有些是医生，有些是在政府部门工作。

   （三）取得博士学位

    [粱育明主述]民国二十二年以後，父亲至奉天医大研究，我记得父亲每次看完病人，下午即由抚顺坐头等舱火车到奉天医大研究，每个星期往返抚顺与渖阳之间，历时五年之久，终於在民国二十七年（昭和十三年）拿到博士学位，其博士学位证书我还留著。父亲所研究的主题，是以雷丸防治螩虫。由於抚顺一带寄生虫病患者非常多，其中以螩虫的防治最为困难。一般而言，螩虫分成三类，一是有鈎的，专寄生在猪里头；一是无鈎的，是寄生在牛里头；还有一种寄生在鲑鱼里。散布於寄主全身的虫卵，不论是动物的肌肉或脑子都有；螩虫很不好打，普通药打了不是头打不下来，就是身子打下来後，过了几年它还会生长。父亲从本草纲目中，发现了产在四川的雷丸，其功用就在於以酵素作用破坏螩虫本体，并根绝其再生能力，而且雷丸本身并无副作用。除了螩虫防治是父亲取得博士学位的主要论文之外，另外还有篇副论文是以十二指肠钩虫病防治为主题。这两篇论文均可在民国二十七年（昭和十三年）满州医科大学杂志论文集找到，现存放在中国医科大学（即旧满洲医科大学）的图书馆内。

    父亲最擅长的是内科，小儿科、妇科也行。虽然父亲的名气很大，但是如果晚上患者来个电话，他会马上坐自用车赶去看病，服务周到。民国七十四年我到日本参加抚顺中学同学会，会中同学都视父亲为恩人，连连称说：「常蒙你父亲的帮忙。」其中有位同学的母亲就是因父视的救治而得以康复。

　　二、父亲之死

    [粱金兰主述]我生於民国六年（大正六年），在我六、七岁大时父亲接我们一家到满洲住，当时弟弟妹妹尚未出生。到了抚顺，我进入当地的小学校就读，以後上抚顺高等女学校（民国二十二年毕业）及日本同志社女子专科学校家政科（三年制）。毕业後即回满洲，由於我是家中长女，自然得帮忙掌理家务。民国三十年（昭和十六年）与林昌德先生结婚。

    我在满洲时很少出外旅行，但由於医院规模不小，全盛时期医生和护士合计有三十多位，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旅行，我曾跟著到大连旅游；另有一次去长春，但因正逢我生产，故未跟去。

   （一）配给制度的实施

    战争时期，日本在满洲行配给制度，不论米、菜、肉类等都须配给，日方视各户人口及事业单位给予配给，例如医院可配给数是几人、需要多少物资，他们都会计算，并固定发放。虽然如此，配给制的实施或多或少都带来不便，幸亏父亲有远见，配给制施行前即准备了不少米粮及药品，使医院的物资不致受配给限制而短缺。

    当时的日本街有邻组组织，街内住户都须加入，约以二十多户为单位，划一邻组，由组长负责配给物品，并定期施以防空演习及急难救护等相关应变措施。

   （二）苏联军队入城

    日本投降後，令人最害怕的事莫过於苏俄军队入城。这群苏俄兵由西边入城後，为非作歹，干尽坏事，还与中国人结夥抢劫，医院护士无不纷纷走避。父亲的一位日本朋友带著一家人躲到我家的小阁楼内，後来也清理了一间房间让他们住，但苏俄兵神通广大，竟知道我们私藏日本人。原来我们家後面有一阳台，我们唯恐他们一出阳台会被发现，特别交代日本小孩千万不能出去；偏偏有一次小孩子出现在阳台上，我赶紧叫他进来，不料已被一俄国兵发现。还好这件事并没有给家人带来什么祸害。

   （三）父亲去世

    等到共产党进入後，他们带病人来看病，我们都没敢向他们要医疗费，随便他们凭良心付费，但是共产党仍不放过医师。以後共军以父亲曾收留一位国民党朋友，就说是父亲私藏国民党员，与国民党员同谋，将父亲押走、拘留。由於拘留所的卫生环境奇差，跳蚤、蟑螂一大堆，父亲不幸感染到回归热，父亲原先即患有糖尿病，若要治回归热，就要注射六○六，可是六○六与糖尿病相排斥，後来勉强注射六○六，却导致糖尿病病情加重，发病一段时日後，药石罔效。父亲卧病在床时，正逢共产党军队要撤离、国民党要入城之际，局势非常混乱，医院的医师唯恐被抓走，都跑去躲起来了。几个堂哥医师都不在家，只好请了两个日本籍临时护士照顾父亲，在局势混乱之际，她们也无处可去，我同她们要求说：「我用我的生命保护你们的性命，只要你们替我照顾父亲。」当时我有两个小孩，加上先生的身体欠安，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有一天午後，我煮好饭送到楼上，正将门闩封好，一眨眼之间，便听到楼下脚步声四起，有好几名共军到医院来找医师，当然他们并未得逞，仅看到几名病人，我的几个兄长早已至朋友家躲藏了。还有一次下午四、五点时，我打开窗户看到原先拘禁在警察局的一群人犯，双手被缚、一前一後被共军带走，心想这些人一定是被送往刑场枪决了，那种情景是任何人看了都会害怕的。

    翌日共军撤走，堂哥们陆续回到医院，病重的父亲也在当天过世，也就是在民国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享年仅五十二岁。父亲死後，天生医院暂由堂兄梁清文接任院长一职。

   （四）回到台湾

    由於满洲的局势一直未见明朗，父亲卧病在床时曾叮咛我：「如果天下大变，要设法将全家带回台湾。」所以我们心中都有回到台湾的想法。加上我先生生病、一直想回台湾，屡次催促，於是办了手续准备回台。当时先生病情严重，加上三个幼儿（五岁、三岁，襁褓中）及随身行李都需要我照料，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於民国三十六年七，八月回到台湾。由於在满洲都说日语，刚回台时，一时不会讲台语，以後才慢慢学会。

    翌年，妹妹梁园与堂哥梁清文等人也回到台湾，弟弟梁育明因为奉天医大的课程尚有一年才毕业，为完成学业及处理家产，所以没有一同回台。後来在东北的台湾人大半都回到台湾，但大连的简仁南、孟天成医师、大堂姊夫杨藏兴的弟弟杨藏德（高雄大内乡人）仍然留在东北，并未回台。

    过去在满洲所接触的人以日本人居多，像我和妹妹都读日人小学校、抚顺高女，我第一次与妹妹参加同窗会，大家都不认识我们，但若提及是天生医院院长的女儿，大家都晓得，还会说；「我曾让你父亲看过病！」我只要知道大家都很怀念他就很安慰了。去年我和妹妹到日本参加同学会时，大家去旅游後，一一介绍，轮到我时，找说：「若说我的名字大家可能都不认得，但只要提天生医院……」话未说完，大家马上反应「哦！天生医院！」可见天生医院的名气在当时是很响亮的。

　　三、滞留抚顺

   （一）就读奉天医大

    [梁育明主述]我生於民国十四年，在我五、六岁懂事後，我们一家就住在抚顺新街了，所以我不曾学说闽南语，而我上的小学又是日本人的小学校，以後又在日本山口县读中学，更不可能说闽南语。中学毕业後考入在奉天的满洲医大，时为民国三十一年。医大的老师都是日本人，在校内不会说中国话没什么关系，所以日本投降前我只会讲日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