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败之鉴：王世杰：我对蒋公的回忆

第一、在民廿六年七月間，蔣公召集學人在廬山會議。七月某日胡適之先生自北方來廬山參加會議。到之日卽應蔣公之召往與晤談。胡先生本來有兵凶戰危之深憂。但當日晤談却對當時北方人士深以中央部隊多已調離華北為憾，而有陸放翁「遺民淚盡胡塵裏，南望王師又一年」之感。胡先生將此情況痛陳蔣公。胡先生退出後，是日晚間蔣公復約馮玉祥晚餐。馮復慷慨陳詞，所言與胡相類。次日（似是七月十一日）我因事由廬山飛往南京。蔣公侍衛室主任某君，亦因事飛來南京。余詢以當日談話後情形。某君言，蔣公于胡馮兩人退後，在室中一人踱來踱去，歷兩小時，卽命人電知龐炳勛、孫連仲兩將軍，將其本不在華北之師旅開赴保定。我聞此訊，語侍衛室主任某君曰：「全面抗戰之局勢定矣！」蓋當時日本軍閥已一再揚言，中央如再派軍入河北，便是戰爭。這是在最困難，最危急，眾人不能決，不敢決，而蔣公毅然決定之第一個事例。這是何等仁勇！

第二個事例是珍珠港事變發生後，英首相邱吉爾命令停止滇緬路交通一事。當時盟國對日戰爭，普遍不利；我國的海陸交通因滇緬路停閉而完全斷絕，人心極其惶亂。政府中人言論紛歧，有主張走柏林路線者，有主張走莫斯科路線者，政府政策極有動搖之可能；卒因蔣公堅持，原來聯美英以拒日之政策，未稍動搖。邱吉爾原與郭復初情感甚洽，在停閉滇緬路之前夕，曾應允三個月後彼必負責重開滇緬路。邱氏後來果如約於三個月滿期之日重開滇緬路。事過境遷，吾人今日或不能了解當日之危險，實則蔣公之明決于當時全局有極大影響。

蔣公另一個果決事例予我最深刻印象的，為史迪威事件。蔣公因史迪威之短見與不合作，於民卅三年秋冬間要求羅斯福總統予以撤回。羅斯福總統初尚遲疑，繼則允解除史氏一部分的職務，蔣公則堅持必須全部解除其職務。當時美國政府及軍部大都袒護史氏；其唯一勸羅斯福總統，支援一個億萬中國人民擁護之領袖，而勿支援其本人一個部屬，否則將在歷史上站不住者，為赫爾利大使。羅斯福總統畢竟是大政治家，將史氏撤換。在蔣公堅決主張不向美方讓步之時，曾力言如果美方不接受其主張，中國將單獨作戰，卽退至青海、西藏亦所不惜。卒於改派魏德邁將軍為中國戰區參謀長，與陳辭脩竭誠合作，民卅四年日軍對湘西、黔邊之大威脅遂獲解除。

一種偉大事業的成就,固然需要領袖人物如上所述的能果決；亦常需要領導人物於必要時能忍耐。蘇子瞻謂劉邦、項羽的成敗，在於一能忍一不能忍。所論確有至理。蔣公一生能果決而復能忍耐，事例甚多，不須多說。在這裡，我只說我個人腦海中一個深刻的印象。

民二十二年五月余被命入掌教育部。其時日本軍閥對我政府之要求與壓迫日甚一日。我到職後不到一個月偕汪精衛赴廬山謁蔣公。汪當時傾向對日妥協屈服，人所共知；我不知蔣公真意，為明瞭蔣公之意旨，乃要求與汪偕往廬山。到廬山後，蔣公說：「儘管外間批評多，要求抗戰聲浪甚大，但我此時必須忍耐先將江西匪患平定。江西匪亂平定後，我決全力對日抗戰」。我於是放下了心。由此可見蔣公是如何的能忍耐。

于危難之中能決斷與能忍耐自然十分重要。但仍須持之以恒，方能有大成就。蔣公作事有恒，已為盡人皆知之事，可舉之例極多。其最予我個人深刻印象的，是蔣公數十年不斷的訓練工作，卽訓練羣衆、公教人員與學生的工作。廬山訓練工作，重慶復興關訓練工作，陽明山訓練工作……使成千成萬對他的政策、思想、工作方法等等素無了解或信念的人，得到了很多了解，很大教訓。蔣公重視訓練，數十年如一日；而且對每一訓練工作，蔣公無論如何繁忙，無不親自講授指導。一個身兼衆多軍政任務的人，如此不避勞苦、肩負師父兩種性質的責任，歷數十年之久，是中外歷史上所罕見的。

總而言之，就我個人印象而言，蔣公的偉大方面雖多，而能果決，能忍耐，能有恒，是我永遠不能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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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对蒋公的回忆》，是以《傳記文學》雜誌總第158號(1975年)同名内容光盤版文本为发布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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