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七十五年）十月卅日係先總統蔣公百年誕辰，全國各界舉辦種種活動紀念這一代偉人。十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我參加了在臺北舉行的「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並且被指定在「蔣中正先生與世界組」擔任了一次主席、一次評論員，內心覺得十分榮幸。

    我替蔣公當英文秘書，先專任後改為兼任，前後達十年之久——期內雖然我的職稱由總統府秘書改為外交部情報司司長再轉而為行政院新聞局局長——理應提出一篇像樣的「論文」在上述的學術研討會宣讀，可惜因為時間急促以及不太習慣於寫此類文章等關係而放棄了機會。

    我生也晚，蔣公領導北伐，我才十幾歲。抗戰初期雖已卅歲，在國際宣傳方面扮演了一個小小的腳色，僅在重慶復興關受訓時，在一次濃厚的晨霧中，遙遠地見過蔣公戎裝的英姿，聽過他的訓話，事後亦被點過名，因為沒有進一步的接觸，只知道他是揮軍北伐統一中國領導全國抗日的大英雄。

    迨抗戰慘勝中共即興兵作亂，最後我政府不得不退保臺灣再圖光復大陸；政府在一再播遷之後，我當時服務的機構——行政院新聞局——奉命解散，因此我不得不留在香港就業，直至四十五年（一九五六）夏，由於一個偶然的機緣來臺歸隊再任公職，其中經過在拙著「使美八年紀要」（第一部第二章）「從重服公職說起」內有下面一段敘述：

    「先總統蔣公當時年屆七十，正在撰寫回憶錄（蘇俄在中國），蔣公在學者暨政論家陶希聖先生的協助下，正在逐章修訂手稿，並且請了陳石孚、陳欽仁等幾位先進報人共同把這本回憶錄翻譯成英文，由於每個譯者筆調風格不同，這一種安排結果不大理想，當我到臺灣（渡假）的時候，陶先生正在找一個能獨自擔任這項翻譯工作的人選。當時的新聞局長沈錡以及其他朋友們都鼓勵我接受這個工作。這對我的專業能力是一大挑戰，於是我接受了這份工作。」

    「我日夜趕工在六個星期內全部譯妥，當我準備回香港的前夕，突蒙先總統蔣公召見，他詢問了我的身世和背景後，要我回臺再任公職。那天，我隔著蔣公的辦公桌，和他面對面的談話，並且答復他的垂詞，他神態慈祥、謙和、誠摯，我對他的和藹態度留下深刻的印象，並且深為他獻身國家的赤忱而感動，我當時就下了決心，如果蔣公真的要我為國效勞，我會毫不猶豫的接受，如果我能在蔣公領導的復國大業中略盡棉薄，那將是無上的光榮。」

    因為受了蔣公的精神感召，一九五六年九月份起，我就舉家遷台，當上了蔣公的英文秘書，平日就在總統府三樓辦公，當總統出巡到中南部時，如有外賓晉見，則須陪侍，口譯工作並不難，如係一般外賓，則應酬性較大，至於友邦使節或政界人物，則所談的均是關係重大的事情，不得有絲毫的差池。

    先總統對於重要的外賓極為用心，接見前必先參閱有關部門—主要的是外交部及新聞局—事先準備的背景資料，有時候還將他要說的話寫下了綱要，讓我先行過目，以便口譯時有所 遵循，每次談話後必囑作成中文紀錄，呈閱後再譯成英文送對方作為備忘錄，蔣公對於談話備忘錄的用字措詞十分嚴謹，有時候一再修改才能送出。

    當蔣公的英文秘書另外一項職務，是處理英文書信，內容應酬性的多於實務性的，重要的文牘，概由外交部起草，但亦時有例外，譬如蔣公同艾森豪總統間來往的信札中，不少由我根據蔣公親筆書寫的要點，譯成英文後呈簽發出的。

    蔣公接見外賓有一定的程序，如白天都在總統府舉行，有茶無點，下午在官邸舉行則有茶有點，如更具身份的外賓，而且夫婦同來的則在官邸設宴歡迎，至於國宴則分別在總統府大禮堂或圓山大飯店舉行。當英文秘書例須陪侍擔任口譯，茶點招待時間較短，只有喝茶的機會，點心只能眼看手不動。至於晚宴則須注意席間談話，無暇吃飯，雖不致於完全枵腹從公，有時候只得半餓回家再吃些稀飯聊以補充。

    每遇元旦、青年節、國慶等重要節日，蔣公例有文告發表，先由中文秘書——當時主要係秦孝儀先生——擬稿核可後，交由我負責翻成英文，蔣公對此類文告，用莫大的心力，一稿數易乃常有的事，有時候中英文稿已交中央社發出還需要追回修改後重發。

    我擔任蔣公傳譯（軍事翻譯由已故胡旭光將軍負責）的時間比任何前任英文秘書都來得長久，最初三年我是在總統府內辦公，其後三年，我擔任外交部情報司司長兼發言人，最後五年，我擔任新聞局長，在這十年之間，蔣公經常接見重要外賓，其中包括約旦國王胡笙、伊朗國王巴勒稚、泰國國王蒲美蓬，美國政要特別多，前後有副總統詹森、前任副總統尼克森、以及美國當時在位總統艾森豪，此外還有美國國務卿杜勒斯、魯斯克，和資深外交官哈里曼、美國參眾兩院議員、作家、記者等人。

    如一般人所知，蔣公不太懂英文，所以需要有人替他口譯，他與外賓會談時蔣夫人往往在場，她覺得有必要時，會毫不猶豫的打斷翻譯人員的敘述而加以更改，此種情形在我服務十年之中亦曾發生過，幸而次數不多，否則會動搖我對此項工作能否勝任的信心。

    曾有人問我蔣公是否完全不懂英文，他在讀高中時，曾唸過一兩年英文，他的英文老師是日後做過駐美大使的老報人董顯光先生。記得有一次蔣公在官邸設宴款待來自美國的某政要夫婦（已想不起是誰），席間，主女賓問到蔣公是否學過英文，蔣公說他學過英文，但因為他的老師不好，所以沒學到多少，外賓又問「誰是你的老師呢？」蔣公微笑用手指著當時在座作陪的董顯光說「他就是我的老師。」我迄今還記得那晚上董顯光似坐針氈不安的模樣。

    我有理由相信蔣公晚年因為夫人的關係還記得不少英文單字和簡單字句，使他能聽懂普通應酬的話，有幾次，我為他擔任口譯，因為段落特別長，末了我遺漏了一、二點以備稍後再行補譯，蔣公不待我向他求助，就把這些要點重述了一遍，他如果完全不懂英文的話，他怎麼會知道我漏譯這些要點呢？

    又有人問我替蔣公當翻譯，曾否有聽不懂或翻不出的時侯，有之，好在蔣夫人多半在場，她立即接口加以說明或補充，但有一次蔣夫人不在場，外賓是一位美國傳教師（我雖係教會 大學出身，但未讀過聖經），蔣公在談話中提起聖經中的約伯篇，我一時不知如何口譯才好，只好就字面作音譯，好在對方能勉強聽懂。還有一次，蔣公在接見外賓時提到「哲學」兩字，我聽來好像他在講「積蓄」，但上下文不連貫，我口譯時稍加遲疑，蔣公知道我沒有聽懂，所以他重複說了二遍，我還是沒聽懂，最後他說：「是人生哲學的哲學。」我才恍然大悟，蔣公說的是帶浙江口音的官話。

    在此十年期間，先後有五位美國駐華大使，他們晉見蔣公時，都由我擔任翻譯，這五位大使依先後次序是：藍欽、莊萊德、柯爾克、賴持和馬康衛，莊萊德和馬康衛兩位通曉中文，因為他們在早期外交官生涯中，曾學習過中文，但精通的程度仍不足以應付重要的談話，他們晉見蔣公從來不帶翻譯官，由我一人來回的擔任口譯，所以有時候我自比一架電話機，唯一功能在傳話而已。

    在同一個十年期內，國內外交部主管，經過三度變動，由葉公超，而黃少谷，而沈昌煥。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因金門發生砲戰，中美在臺北舉行高階層會談，那時候葉公超係駐美大使，黃少谷係外交部長，美方首席代表係國務卿杜勒斯，副代表係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勞勃遜，另一位係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蔣公由副總統兼行政院院長陳誠、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外交部長黃少谷等陪同，在士林官邸樓下同他們談了大半天，先由我一人擔任雙方口譯，最後會談移至樓上，雙方繼績交換意見時，改由葉公超擔任翻譯，最後雙方同意發表中美聯合公報，除重申雙方維護中美共同防禦協定決心外，並警告中共如若砲轟金門企圖侵臺必將導致嚴重後果，這項公報在中美關係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值此中美斷交八年紀念前夕，回憶過去，不勝今昔之感。

    蔣公的秘書有很多位，分別擔任處理機要公事、文告新聞以及英文翻譯，他出巡或下鄉休憩時，泰半都須隨侍，惟獨英文秘書例外，每次須視是否需要，否則我留在臺北，但在十年之中我隨侍蔣公的次數，亦有幾十次之多，桃園的角板山、臺中的日月潭、嘉義的阿里山、高雄的西子灣等地都是蔣公當年遊息思考重大問題的所在，我因此獲機遊覽臺灣各地的風光，這是額外的收穫。

    蔣公一人待我十分客氣，記得有一次已接近陰曆新年，他還在日月潭，忽然派人找我，我以為有什麼公事，豈如蔣公說「此地沒有什麼事了，你回家過年去吧！」還有一次隨侍在中部某地，蔣公叫我回臺北，但是我聽說第二天他要到梨山去，我因為未曾去過，表示想隨同前往，蔣公立即答允。從這些小事中，可以看出蔣公寬大週到的一面。

    回憶十年之中，蔣公未曾有一次對我疾言厲色過，唯一例外，一九六四年六月中旬，我當新聞局局長任內，亞洲影展在臺北舉行，由中影公司（當時我兼任該公司董事長）主辦，新聞局贊助，一切舉行得十分順利，但在最後一天，新加坡華僑鉅子陸運濤由其夫人及一批好友陪同，包機前往臺中故宮博物院臨時陳列所參觀歷史文物，歸途中飛機不幸墜毀，機上人員全部罹難。蔣公在主持中央常會時，我列席報告此事發生經過，說明此係一件極不幸的意外事件，主辦影展的中影公司總經龔弘（起先是我新聞局副局長），似乎沒有任何程度的責任，蔣公深不以為然，他認為我在庇護我的僚屬，所以申斥了我一番，我即不敢再說話，會畢後，與會者都走過來向我道賀，我大惑不解，難道他們沒有聽到蔣公剛才所說的話嗎？他們解釋說，在這種情況下，蔣公一定要為這一事件責怪某一個人，他現已公開斥責我，即表示他不會再對我採取任何懲罰行動，實際上，也的確如此。事隔數週後，在另一次為他當翻譯的時候他告訴我，他對此不幸事件已經詳加調查，知道我說的話沒有錯。

    蔣公對待他的秘書們逢年過節都有所饋贈，為數雖不多但富有人情味。記得有一年快過年時，總統府出納科的蔣孝佐參事（當年是科長）先送來新臺幣五千元，過了幾天他又來了，我以為他走錯地方了，他說「總統說今年蔣夫人遠在美國，你比平常辛苦多了，所以要我再加送你五千元。」廿幾年前有一萬元新臺幣額外收入過年，實在不是一個小數目。

    當年蔣公的中文機要秘書都是浙江寧波人，俞國華、周宏濤、孫義宣、王正誼等，他們的出處，多數是財經金融界，譬如當今的行政院院長俞國華曾經做過多年中央銀行總裁，政務委員周宏濤先後做過臺灣省財政廳廳長及行政院主計長，孫義宣最近由輸出口銀行董事長調升為臺灣銀行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