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出生於彰化二水。原本公学校毕业後，有意为人师表，不料参加师范学校入学考试时．虽以高分通过笔试，但却因口才不好（日本た、だ，ら发音不清楚），在口试中被刷下来，後来公学校的校长就劝我投考台北工业学校，因此我考上二年制机械科，虽然不是天资聪颖，但从小到大都是拿第一名，工业学校的奖学金也拿了好几个，毕业时得了州知事奖，由於当时日本在台湾实行殖民教育，所以在台北工业学校就读的台湾人，约只占学生总数的一成。毕业後，我曾在三机工业株式会社台北分社工作，不久就去考日本文部省专科学校检定考试，且幸运地通过，此检试就如同现在的普考，之後就派往台湾总督府交通局铁道部（即今台北机械厂松山机厂）工作，担任技术方面的职务。

    在十九、二十岁时，因逢「台湾始政四十周年纪念」，有幸在纪念会场上看到谢介石的风采。因而种下我日後去「满洲国」的因素。当时谢介石是以宣统御派驻日大使的身分回台参加庆祝大会，会後并视察台湾政情。因为谢介石是代表满洲皇帝参与纪念会，台湾总督府奉谢介石有如日本皇室股尊重，耶种排场不由得令我兴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感慨，从此一心只想效法谢介石般出人头地。

    由於自认待在台湾并无任何前途，因为连台北工业学校毕业的日本人，也都要待上十年以上，才能升官，所以我决定到日本去念书。遂於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赴日本东京的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因为当时想在仕途上求发展，必须要有法律学的资历背景。日本大学位於今东京千代田区西神田（按：明治二十二年创校，时称日本法律学校，明治三十六年改为日本大学），属於四年制综合大学，必须通过考试才能申请入学。那时为了加强我的实力，於是白天去念法律，晚上就去东京外语学校修习两年的支那语（北京语），以备日後所需。

    大学毕业以後，因故又回到日本三机工业株式会社东京总社的矿山运输机械设计课当工程师，因曾有过工作经验，所以薪资比刚毕业的日本人多了五元，每月有九十元。待了一年多後，会社有意派我去大陆分社工作，但一来我对大陆并不感兴趣，二来认为这工作并无前途，所以才去参加「满洲国」的高等官考试，没想到一向只录取一、两人的高等官考试，我居然是其中一人，由於高等官考试及格者须马上派赴「满洲国」的大同学院受训，遂於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前往「满洲国」大同学院受训一年。

   （一）大同学院

    大同学院是日本代「满洲国」训练高级干部的地方，亦如现在阳明山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欲进入大同学院者须通过高等官考试，考试项目包括行政法、法律、经济学及外国语，满洲人可选考日本语，台湾人可选考北京语，在「满洲国」刚成立时，大学毕业者无须经过高等考试，即可进入大同学院，如黄千里即是一例。技术人员则无须考试即可升级。所以如林永仓、孙运璿都是如此进入大同学院。当时台湾的录取名额是一年只有文官及技术官各一，医官亦是如此，如文官欲升上外交官，则必须通过大同学院的学期考及毕业考考试，才有资格考外交官，所以算起来总共要通过四关考试，才能如其所愿。

    由於战时缩小编制，所以大同学院一期约只训练一百多名学员。在受训期中，我们必须在零下三十度的野地，学习如何射击及骑马，这使得来自台湾的学员，都大喊吃不消。例如骑马一事，常常是骑得上去，就不知何时才能骑回来，不停地被马修理，摔得四脚朝天。有一位自台湾来的黄姓医官，因无法适应，遂自动要求退训。原先在「满洲国」从事医生行业的人并不多，所以很需要外来的合格式生，因此就有很多台湾籍医生在那开业；但若要进入政府部门做事，仍须通过高等官考试才行。由於「满洲国」的行政运作并不是很上轨道，所以一切任官资格均以考试为标准。对任用人员，并无任何党派及种族之分，因为「满洲国」立国的宗旨即是五族协和，就是满、汉、日、朝鲜、蒙古五族协和，以反共为标的。

    我是大同学院第十四期学员，那年与我同期的有粱肃戎、林永仓（後来曾担任台北市工务局局长）等人。梁氏是去接受法官训练，至於传说有人告梁氏曾做过汉奸，而他辩驳自己是如何在东北抗日一事，那是满洲人去检举的啦，这那能算是汉奸，但也不能因此说自己是在抗日。说一句老实话，当时在满洲从事公职的人，都不能说伊是汉奸。所以在抗战胜利後，政府也宣布：沦陷时期留在东北与台湾等地的人，均不能视为汉奸。

    来「满洲国」之前，对这里的一切颇感忐忑不安，因此透过亲人在陈逢源银行内工作的关系，拜托陈氏带我去台北的下奎府町见许丙，再由许丙写介绍信去见谢介石，因此在受训期间常到谢介石家走动，谢氏住在新京的四马路，很喜欢打麻将，每次的赌注都下得很大，所以家中常聚集了很多人陪他赌博，但这些人不乏是想藉打麻将为名，实则贿赂升官地送钱去给谢氏当赌本，他们常常故意地输钱，以博取谢氏的欢心。当时和我比较有来往的台湾友人，包括有吴金川、杨兰洲、黄千里、高汤盘及黄烈火等人。吴金川是我出差到新京（长春）时必访的友人，他当时任职於满洲中央银行；而高汤盘则在通化的银行担任经理；黄烈火则好像在所谓的「生活必需品组织会」中担任委员，那是一个有关物资发配的组织；至於与黄千里的关系，是因黄千里为大同学院第二期学员，再加上彼此为台湾人，所以还颇为熟稔。黄太太当时也在满洲，後来听说被炸死。说起来，满洲人很自私，因为阜新市的煤是无烟煤，品质很好，他们不想让日本人利用，故常在煤矿坑内放置炸弹以破坏矿场；而满洲人也知道阜新市如此多事，因此都不曾派自己人去做市长，後来黄千里就在这种情形之下被派任市长，然而在战後却发生煤坑爆炸事件，使黄太太不幸丧生。

   （二）任职锦州省与奉天省

    大同学院受训半年後，因考虑南满的气候比北满温暖，遂要求结业後到锦州省政府实业厅服务。实业厅宛如现在的建设厅，专管经济事务。当时满洲人王瑞华当省长，负责宣传反共。犹记得当时因工作所需，须时常来往冷口警署之间，但当地时常有八路军从冷口摸进来偷袭过往行人，所以就会要求政府从热河派兵护送我们进城，而当地的副县长也需要经常率队去讨伐八路军，但常常反被修理回来。台湾人在「满洲国」当法官的有陈茂经，当时「满洲国」人常常以行贿来打点一切，陈茂经曾碰过一位想要打通关节的满洲人，私下送红包给陈氏，不料反被陈氏丢出来，那位满洲人心想可能陈氏嫌这个红包太小，所以不愿接受，因而下次又送了一个大红包，结果又被陈氏警告如果再来贿赂，就要把他关起来，这才制止满洲人的行贿行为。

    年余之後，我又被派往绥中县政府经济科当科长，这是正式派任的事务官，与委任官不一样。负责管理山海关的货物进出，当时山海关为天下第一关，不能随便进出，因而所有过往商旅的通关与否，都需我来签发通行证。在这段期间经由友人游氏贵在东京介绍，认识内人陈碧霞女士，她是宜兰罗东人，清朝协台陈辉煌的孙女，第三高女毕业後在故乡罗东当教师。不久即以三千六百元的聘金迎娶她到东北。

    我在绥中县服务一年多以後，又被调到奉天省政府经济厅服务，主掌金融、统制经济。那时候「满洲国」的副省长职位通常都是由大同学院出身的日本人来担任。「满洲国」的官员并不限种族，有日本，朝鲜、支那、满洲、蒙古等族，但是只有间岛省（满韩边界）一地的省长却限定为朝鲜人。当时东北采用「统制经济」，所有的物资，不论是日本会社，或一般人的物资都是用配给的。大宗粮食则一律送回日本本土，记得当地的配给制度共分为三级：第一级日本人和台湾人，配给品——米；第二级朝鲜人，配给品——粟；第三级满洲人，配给品——高粱，有时高粱不足，就将豆饼碾碎配给。同样的职务日本人在「满洲国」的薪资约是在日本本土的三倍，事务官在台湾的薪水也只有一百元左右，但我在这却领了四百二十元。当时满洲采取银本位，满币与华北的币值比是一比一，但「满洲国」的物价却比关内来得高。猪肉为每月配给，糖则每年四大节日（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及中秋节）才有配给。在这里也可吃到台湾运去的蔬菜如茄子，值得一提的是当地的茄子，外形圆圆大大，像个厚实椰子似的。平时的配给米一斤是五角左右，但是在战争後期，黑市价则卖到高达一元以上。由於我部是领配给维生，所以对战争前後的物价差别，并无太大的感觉。

    婚前，我每年都会搭乘长山丸回台省亲一次，通常日本人与台湾人的省亲假是一个月，约在新历年底至旧历年初期间，由於尚处於战争时期，船只甚怕在航行途中碰到鱼雷，所以船只都先绕道大连、温州再到基隆，这样经过一天一夜以上才到台湾。

    当时去满洲做事的台湾人大都是大学程度，有的甚至是医生或通过高等官考试者，因此在文化与知识上都胜於当地人。记得当时「满洲国」的「六法全书」为林凤麟和欧阳余庆两人编的，比日本的六法还要进步。因为他们两人将中国六法全书与日本法律合并比较，留下适合「满洲国」的条文，去除不合时宜的部份，所以是一部符合社会需要的法律全书，但台湾人对满洲人并无任何歧视，所以满洲人对台湾人印象不错，不过他们却很害怕日本人，因此只要在街上相遇，就会屏息快步通过。所以在日本宣告战败後．他们对仍留在满洲的日本人或改日本名字的台湾人，常常给予殴打等报复行为。

   （三）日本投降

    在战争朝间，我仍留滞於省政府，此时日本人多被徵去当兵，省政府也没几个人在工作，遂被任命代理副厅长，处理所有事务。虽然我们在当地曾多次模拟过防空演习，满洲也遭受过两次美机米格二九对奉天与新京两地的空袭，不过并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说起来在东北的日本人是幸运的，因为当时台湾几乎天天都有空袭，天天被轰炸。

    战争到了末期，我并没有考虑未来的情形会如何，只知道上面要求我带了一千多名省府员眷，赶快疏散至关东州的瓦房店，此地离大连并不远，由於年轻的日本人都去当兵，只剩下三千多名老弱妇孺，於是我和内人抱著才生下没几个月大的儿子带着大家住到日本小学校去。在日本投降那天，大家毫无顶感，只想著战争那么久，生活太苦闷了，需要松弛一下心情，所以就集合大家跳土风舞以解郁闷！当时内人负责教大家跳舞，她找了一个日本小男孩和地一起跳。在跳到将要结束之际，突然听到有人大叫：「日本投降了！」当时大家都呆住了。内人心里亦恐惧万分，因为大家早就有所协议：「只要日本一投降，大人就先拿刀将小孩刺死，再切腹自杀」。虽然我们是台湾人，也没改成日本名字，似仍隶属於日本人管辖，若真有人拿刀子自杀，内人也不敢不从；因此紧张地察看四周有谁会先去翻动行李，拿出小刀，因为一想到可爱的稚子，就於心不忍，手脚颤抖，眼泪也随即扑簌而下。就在此时，忽然听到有人大喊：「不可以杀小孩！」我们心上的石头才陡然落地，整个心情也都放松下来，心想：「还好，我们全家人终於可以活下来了！」不久即有告知我们：你们是台湾人，可以先回奉天，於是夫妻俩就带著小孩、行李，大包小包地离去。尽管我们从收音机上知道广岛与长崎已遭受原子弹的轰炸，但是并未料到日本会那么快举手投降。平心而论，我觉得日本人对建设「满洲国」，确实下了一番工夫，「满洲国」的制度与建设方面，样样都很前进。但是这一切却随著苏联军的到来而摧毁殆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