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卅一日，中日塘沽停戰協定旣已簽字，政府徇日閥之約，捉拿在北平的抗日義勇軍首領。六月四日，軍警搜及我所寄居的姐夫北大哲學教授張頤（眞如）之家，我不在寓，將眞如及我大姐北平藝專教授李琦拘留着，要他們交出李璜；後經蔣夢麟、胡適之兩位去保釋了事。我則從北平間關逃至濟南，旋赴青島休息。一到青島，靜了下來，立感身心兩皆不支。因年來身體旣疲於長城與平東的前線奔馳，而心中又痛切於二百餘位忠勇同志的為國犧牲；且聞某黨政當局已下令於其直屬的××局，限半年內消滅青年黨，我幹部同志無不憤慨，我也應思有以對付之。於是我與曾慕韓兄自濟南派來照料我的生活起居的「知行」學生夏爾康同志進入嶗山華嚴寺居住，但住未到一月，而四川家鄉的大問題發生了！

    原來，盤據川陜邊區的共軍，所謂紅四方面軍的徐向前部，經屢次被胡宗南、蕭之楚、劉茂恩等部追擊，原有三四萬人，實力已大損傷，而才拖向川東北與陜西交界之大巴山脈中苟存。但殘部尚近兩萬人。川東北之一部份地區為國民革命軍二十九軍田頌堯的防區，田軍在其防區內苛捐雜稅，橫征暴斂，弄得民不聊生。其所轄之通江、南江、巴中三縣地瘠民貧，境與陜西鎮巴縣相接。徐向前見有機可乘，於二十二年初便試圖侵入四川，但初與田軍戰並不利。不意在二十二年三月，川中內戰又一度發生（已發生過不知幾十百次了），鄧錫侯與劉文輝兩部在川西大打起來，田部自其防地抽兵開赴川西助鄧攻劉，徐向前的共軍便得於六月初再度打入通、南、巴；田軍損失人槍五六千後，拼命後退，於是影響楊森的廣安防地也站立不住，而退過嘉陵江西岸。廣安距重慶甚近，因之全川大震。且徐向前入川之後，因進展甚快，佔據幾及七縣，而兵力不敷，乃用恐怖政策，殺人如麻，以資鎮壓。於是赤區難民紛往後方逃難，十餘萬衆，携兒帶女，沿途乞食，川北各縣直至川西各縣，塞滿難民，秩序甚亂；匪寇未至，而後方已形動搖，成都士紳憂急，想不出辦法，乃函電紛來，請慕韓與我，趕快回去保鄉救民。

   我得慕韓自濟南轉來上海所得成都的電信，令我在嶗山又無法安心休息與細想問題了，卽返濟南向慕韓商進止。慕韓認為我們在天津分手時，曾決定在西南求發展，固根本，以應來日的國難，則四川為我們黨的根本所在地，又豈能聽共產黨先行佔去，所以他主張我立刻回成都去，以赴四川士紳的請求。我以為然，便別慕韓，卽日返上海，再由上海搭船回川。等我九月中到達成都時，則四川嘉陵江西岸已烽火頻驚，成都的有錢而膽小者多已買舟東下，逃往上海。幸其時四川軍人見匪勢猖獗，與其妻財子祿有關，已不再事內鬨，而政府以劉湘為剿匪總司令，我可以有辦法從事協力剿匪了。不過這一保鄉衛民工作，剛剛將徐向前勢力打弱，尚未完結，而朱毛大隊又自江西突圍，向西而來，一直使我在四川與共軍對峙的前線與後方，帶着青年黨同志二三百人，冒險犯難，歷經整整兩年，對於中共的游擊戰法與其在赤區的作法，了解不少，願於下面順帶及之。──凡此已係三十五六年前的事了，我其時年只三十七八歲。

    去年七月，我第三度來游美國，於美各大圖書舘搜閱中西現代史史料；十個月中，承劉紹唐兄不斷以航郵寄來「傳記文學」雜誌及傳記文學叢書叢刊，令我獲益不少，而欠紹唐的人情債則太多！因紹唐來信，詢我收到「亦雲回憶」兩大册否，我正以兩日之力讀畢此一翔實的力作；讀到其中塘沽停戰協定一章，頓使我往事來在心頭，從此一章書令我想到我的另一章書，卽參加四川剿匪與抵禦朱毛西來之役。因卽寫出，藉充「傳記文學」雜誌篇幅，並酬紹唐不斷贈書的盛意。惟所擬題目太長，於編排不便；憶及去夏初到美西，寓小兒處，有詩末聯為「與兒解說家山恨，記起西征鬢未霜」句，因取之以為大標題，而以初擬的二十四字為小標題。

    民國五十七年六月十二日紐約

    我於二十二年九月到成都後，卽晤見尹仲錫（昌齡）、邵明叔（從恩）、張表方（瀾）、劉裕波（咸滎）諸老，他們都非常着急，為我言及，川軍遇着共匪屢敗，勇氣已失，只知扼江而守（嘉陵江與渠河）：冬季河水一枯，防務至不可靠。而且難民西來，動以萬計，安置已大感困難，而匪諜又夾雜其中。於是後方謠言紛起，大小川北本來安居的富戶也向成都移來，因此使成都人也感到惶惶不可終日了。──軍也不懂得共產黨是如何去打法，民也害怕共產黨亂殺亂搶，都在往後退，這如何得了！我答諸老：「承厚愛信電催我回川保鄉救民，我義不容辭，我自應盡我棉薄之力。但剿匪而遇着共匪，則這一大家所稱之『匪』，不是通常的烏合之衆，他是有組織的。我們就必須以組織對組織，始有辦法。並且對共匪的游擊作戰，這一套打法，也不是川軍所早就懂得，他們屢敗，却也難怪；至少要學曾、左、胡對付太平軍的辦法，當為諸位所了解，是必須先將民衆組織起來，堅壁清野，使匪對於壯丁與糧食都無所獲，則匪勢自不易再行擴大。但這種辦法，在今天四川，有兩個困難：一為川軍能否聽信諸老的話，重行組織訓練，大家一心合作，照着一定的新式打法去做。二是在鄰近匪區的縣裡，有沒有公正士紳聽信諸位去指示辦法，父召其子，兄召其弟，能將壯丁糧食集中於一地，不為匪奪；且能幫助軍隊暗探匪踪，堵塞僻徑。要能做到這兩點，則剿匪軍事方能改觀，否則無能為力。」張表老性最急，我一言畢，他便跳起來道：「幼椿先生說得很好！我就去與甫澄（劉湘字）、晉康（鄧錫侯字）說去！」

    次日，劉湘請四老與我吃午飯，席間，鄧錫侯向我詳述徐向前匪軍入川及進展情形，因為他尚有一師一旅在大川北昭化、廣元一線，助田軍餘部，緊靠着赤區南江，還未退過嘉陵江，而守着神宣驛與百丈關在。鄧說：「匪之難打，並非他的砲火厲害人馬多，而是神出鬼沒，不可捉摸；不守得緊，他的小隊便竄到我軍的後方來；後方一動搖，前方便守不住。所以楊子惠（森）他們只好扼嘉陵江西岸而守，暫保一時。」席間，劉湘表示，要請我作他的總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因劉其時正準備就剿匪總司令職。他說： 「我聽表老昨天說的話，我知道幼椿先生有辦法，我請幼椿屈就政治主任之職，以便從事訓練軍隊與組織民衆。」我立卽表示，我不能接受任何名義。我的一位老友鍾君猷（名體乾，留日士官畢業，少時與我對門而居，常在一道，算是孩提之交，時任劉湘的參謀長）在座，他說：「要保鄉救民，就不要講清高！老弟必須把大教授的駕子放下來！」我怕主人諘�我瞧不起他們，我只好直率言道：「不是講清高，你們是國民黨的黨軍，我是青年黨啊！」君猷笑道：「甚麼黨軍，都是假的，你還相信四川眞有這一套嗎？」還是劉湘較為深沉，他說：「辦法與名義等等，我們一切聽幼椿先生去想好擬出，我們無不照辦；君猷今晚就與李先生細談，其餘明日再說。」

    飯後，君猷約我去他家中，我要求諸老同去。到了君猷家，我就把回川途中所想好的辦法原則說了出來。我向諸老及君猷道：「四川老百姓對於川軍這多年來苛捐雜稅，而且爭戰不休，並無好感；要拿軍方名義去組織民衆，是不生效果的。數年以來，負有「訓政」之責的地方黨部與所謂政治部中人，多已變成官僚，只知擺面子，並不能接近民衆，且有些地方上黨官，藉勢凌人，為民所深惡。現在要眞的接近民衆，加以組織，則只有公正士紳站了出來，還可以生效；尤其是在成都的諸老，聲望能號召全川公正士紳，必須首先站了出來。至於說到訓練軍隊，這是軍隊裡長官自己的事。我所能辦到的，只是寫幾十條『剿匪須知』，然後再與各軍的參謀人員多談一談。他們拿去能照着辦，則自然便有辦法，他們不照辦，則多打兩次敗仗，他們自然明白。」

    於是由邵明老設計，組織一個四川省安撫委員會，完全由在成都的士紳組成，務求不帶官味，以協助軍方，安撫民衆。大家推定尹昌齡為安撫委員會的委員長，邵從恩、張瀾副之，其他委員有劉咸滎、周道剛、李璜、盧作孚、何北衡、劉泗英等。並於兩日之間，商定盧作孚為救濟組組長，鄧孝情副之，專事安揷難民與拯濟收復之匪區民衆；何北衡為團務組組長，張六師副之，整理地方民團，集中壯丁訓練；劉泗英為文書組組長，楊達章副之。此外設宣傳組，以劉東巖為組長，下設宣傳隊五隊，每隊二十人，分赴五路總指揮部，隨軍宣傳「有匪無我，有我無匪」的一切道理；這些宣傳隊員就完全是平素已有訓練的四川青年黨籍大學生及軍官生了。宣傳隊員必須走近匪區邊沿去組織民衆；青年同志們自願報名而來者一百餘人，由我選擇其中體力較強者百人，每隊以一軍官生同志為隊長，加以短期軍事訓練；因一律要穿軍裝，打裹腿，着草鞋，從成都動身，走向前方。我個人則被諸老要求我擔負前敵安撫主任，一則以便調劑各組工作，再則便與前方的各路軍官接頭，為之講說剿匪須知。我也不便推辭；我要張六師兄（其時張任劉湘軍的參謀處長）同行，因我並不完全認識這五路指揮部下一級的軍官。

    四川軍人在民五袁氏稱帝失敗後，卽習慣於因應中樞變局，得以保全並陞高其個人祿位，久視川地與川民為其私產，各據數縣，蠻觸蝸爭，一直到這種年頭，北方國難如此緊急，而共黨之紅四方面軍又打入川東北，還不知警惕，劉文輝尚欲獨霸川局，而與鄧錫侯軍在成都附近作戰，以致田軍因援鄧而疏於防匪，又使徐向前再行打入川來，復佔據了通、南、巴三縣，以至新佔營山、蓬安、渠縣、廣安之大部地方。其時，中央軍旣要分力注視華北，又要全力圍剿江西赤區，無暇西顧及於四川；因之川省及川民直成為痛苦無救的孤兒一般，只有努力自救。此我於二十二年九月中回到成都，與諸老商談時，言外面輿論對本省軍人並無好感，中央也無餘力救川，我們只有如何去激勵中級將官；主要在以士紳號召民衆，鼓動民氣，以促進士氣。不過在初期必須使川民認清我們的立場，是與軍方有別，老百姓始能發生向心力，而一致站攏來。因是安撫會的組織便成為這樣不倫不類的一個半官式的民衆團體。

    然而，話得要說回來，這些四川大軍頭們妻財子祿的享受，都全靠他們幾桿爛槍與幾縣地盤的存在。我們可以說他們不知道愛國與愛民則有之（其實後來全面抗戰時，川軍都開出川去殺敵，總司令與師長戰死前敵者不少，這足見愛國本於天性，也看主持風會者的領導方向如何耳），如說他們在這次徐向前打進四川以及後來朱毛西來竄到了川邊，他們甘心拋棄地盤，都未出過死力，完全沒有打過勝仗，則是抹煞事實。像這樣的說法，豈不是中央軍未於二十四年入川以前，四川便早已被徐向前的匪軍所完全佔去了嗎？像國防部史政局所編的 「剿匪戰史」（五十一年九月在臺北印發），歷述十年剿匪經過，而把四川軍人在川東北二十二年初至二十三年底獨力支撑匪亂的經過及不少戰況，簡直未曾述及。 ──「剿匪戰史」這十本書，似覺完整，但使我感到有史料不齊備的遺憾。最令人遺憾的還有我特別託朋友向臺灣王健民教授處買來的三大册「中國共產黨史稿」（五十四年十月出版），其中關於四川軍人獨力剿匪的這一段史料，未細加搜求，隨便去凑成「川陜蘇區」一節（見第二册二一七至二三七頁，為第二編第十四章 「紅軍與蘇區」的第四節）；且選材也有不妥之處。因王教授大半照抄共軍在四川打勝仗的宣傳報告（題為「川陜蘇區與紅軍的驚人大勝利」），說得徐向前入川後如何勢如破竹，所向無敵，佔了本節一開始大部份篇幅，與我親見的事實多有不符。後又節錄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九期所載原題為「川東北剿赤印象記」中的兩節，可能是根據共黨的宣傳資料，改題為「川北赤區經濟與政治」，又說得川北赤區組織得如何的好，經濟、政治、教育各項都大有辦法，好像川北赤區裏的窮人都曾享過共黨的賜福似的，也與我在第二次收復了通、南、巴匪區後，立卽親往視察一周的情形相反。王教授在這一節二十一頁中，只用了七頁來敍述川軍剿匪，題為「川省赤禍與川軍剿匪經過」；據著者在這一題下「附註二」上說是從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國聞周報」十一卷四十四期抄錄來的。「國聞周報」是成都人胡政之（霖）所辦，故對於四川剿匪軍事特別注意，其報所紀是項文字甚多；在許多篇文字中，比較近於事實的全貌，且不是道聽途說，確為實地採訪的（因採訪者說他在前敵視察一年），應是題為「川北剿匪軍事的概況」一文，載於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的「國聞周報」十二卷十六期，何以王教授在搜集材料時竟未看見這後一題而加以採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