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民国前一年出生於台北，今年八十四岁，父亲洪礼文在清代时创设华利洋行，为美商之买办。公学校毕业後进入静修女中（第九届）。静修女中毕业後，我又去读职业学校（在今北一女对面），专授裁缝，绣花等家事技艺，为期一年。在学中，由於年轻好动常和朋友到处去玩，学习成果不佳。民国二十一年（昭和七年）经朋友介绍和黄子正先生结婚，时年二十一岁。

    先生大我九岁，也是台北人，结婚时已在东北开设大同医院。他是台北医学校毕业的，毕业後担任何种职务我并不清楚，以後经谢介石（新竹人，时任「满洲国」外交部部长）的介绍才到东北发展。谢介石与我公公黄烟篆是好朋友，当时我公公很有名气，是瑞芳一地的公医。

    婚後我即随先生赴东北，大同医院位於新京（即长春），规模虽不大，但各科都看。以後又因谢介石的关系，大同医院也成为外交部嘱托医院，外交部的人若有病痛即可到大同医院挂诊。

    「满洲国」成立後，先生经由谢介石的介绍，被聘为溥仪皇帝的御医。起初他一面在外开业、一面替溥仪诊疗，但皇帝的御医是不能随便当的，皇宫更不能随便进入，皇宫的人认为先生在外面替人看病，万一感染病菌又带到皇宫内传染给皇帝就糟了，所以每次先生到皇宫，就需要先行消毒，久而久之，先生也觉麻烦；加上到皇宫看病也很花时间，每天得像上班一样，早上去、下午回来，晚饭过後又得去一次，又不只看溥仪一人，连皇帝眷属生病也都要看。因此先生在当了御医不久後即不再对外看病了。

    我并未见过溥仪，但据我所知，溥仪不太相信西医，所以他的御医多为汉医，西医仅有我先生一人；而溥仪个人对中药也有研究，他不但会写药单，还能配药，皇宫内还设有中药房。我认为溥仪对日本人终究是有戒心的，要不然日本好医师也有很多，却都不被溥仪所接受。在我看来，溥仪之所以会接受先生，主要还是因谢介石的关系，谢介石在溥仪未当「满洲国」皇帝之前即跟在他身边，以後也当上「满洲国」外交部长，宣统帝一向很信任他。或许有人会质疑，为何日本人会容许宣统身边的人担任外交部长？其实这是小事，「满洲国」政权主要还是受日本人（尤其是关东军）的摆布。

    我在民国二十一年（昭和七年）到新京，刚去时，新京市街并不热闹，但经过日本有计划的兴建公共设施，屋舍，开马路後，移入的日人渐多，各式各样的商店林立，等到我要离开时，新京就非常繁荣了。由於我并不管医院事务，仅专心料理家务，带小孩，闲暇时常和朋友聚会，当时有不少台湾人在政府机构任职，如赵鸿谦（在财政部或实业部任职）、陈锡卿（任职文教部，已过世），陈和贵（为「满洲国」外交部派赴日本，在日本过世）、廖行贵（已过世）等人，多半带著妻小住在郊外日人所建的公家宿舍内，我和他们的眷属都很好，大家只要有空就会互相拜访、聚餐，也曾相邀去看日本电影。

    我个人信奉佛教，但东北的庙很少，平时又不开放，只有初一、十五才供民众上香，所以在东北许多年来连庙在那儿都不知道。我所住的地方算是新京市中心，离谢介石家很近，走路不用十分钟，而谢太太王香禅笃信佛教（吃全素），在家设有佛堂，因此我会去她家跟著她礼佛。算辈分，谢太太大我一辈，她待人很好，常做善事。谢介石在未光复之前即已退休，并离开东北住在北京。

    由於先生忙於事业，没有时间陪我，我只好自己安排活动。如到大连找小叔黄子成（在大连经商，从事天津、北京等地的内陆贸易）；有时人家相约去玩，我便跟著去，曾到过哈尔滨等地。东北气候寒冷，一年半载部处於酷寒状态，能旅游的日子不多，天寒地冻时便躲在家中不出门，不过，很奇怪的是，当地人好像都不怕冷，有些朋友在大冷天来到我家，便说：「今天天气这么好，怎麽没出去玩？」天啊！零下十几度，还说好天气！我在东北时，新历十月就下雪，最冷时还遇过零下三十八度的，幸好家家户户都有暖气，东北又盛产煤，煤炭便宜，烧炭取暖，屋里都很暖和，听说，现在没那么冷了，最多零下二十几度，而且持续不了几天温度便上升了。

    令人觉得有趣的是，东北的四季分明，每当春季到来，今天才刚发新芽，过了两天即长成新叶，植物成长非常快速，当地人不怕冷，特别是小孩，常见他们穿著开裆裤，光著屁股在雪堆中玩耍，滑雪取乐。我想东北人之所以不怕冷或许和吃的食物有关，他们不吃米，多吃玉米、高粱、面粉，我个人也喜欢面食，特别是东北邻居用小豆粉、面粉做皮包菜的饼，真是好吃，令人难忘。过去的日子比现在有趣，好比过年来说，在东北，只要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过後，当地人便穿著一身红，互相拜年，逢人便说好话，年纪小的，见到长辈一定要拜年。但他们也很迷信，过年一定不来找我，因为我家开医院，过年是不能到医院的，否则会触霉头。这种热闹的景象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过後。而在台湾，小时候过年也很热闹，但听说以後战争空袭开始，日本政府就不准台湾人过旧历年。

    在东北的台湾人不论和日本人或东北人都相处得很融洽，东北人也不计较我们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总之彼此熟识、建立友谊後，就不会想太多。我在东北待了十三年，从聘用的中国人或东北朋友之间，多少学会了北京话，而与我们往来的东北朋友也不少，像溥仪的老师（姓沈）、附近的邻居都和我们很好。而另一方面，在东北台湾人的待遇和日本人没有差别，像由日本人设成的邻组（以邻为单位守望相助的组织），台湾人也都加入，战争前一年日人开始配给食品，台湾人也领有同样的配给，可是在台湾就有明显的差别了。我想这是因为和台湾比起来，在东北的台湾人算是少数，而且都是大学毕业、有相当程度的人才会到东北，不是当医生，就是在官厅当文官。有一阵子，日本人也对东北人施以配给制，并不准其在市场卖肉，但东北人并不理会，市场内不能卖，就到市场外卖，日方见配给制无效，乾脆任由东北人自由买卖，再徵收税金，所以有时日方所配给的肉品不好时，我便到东北人的市场购买。

    「满洲国」成立後，日本当局到台湾募集了许多优秀人才到满洲任职，先安排在新京大同学院受训，在学中可领薪给，出来後即分配官职，像陈锡卿先生就是读大同学院，後来到文教部工作。陈先生初到东北时，正值新婚，由於大同学院不得携眷住宿，陈太太只好暂时住在谢家，和谢大小姐同房，也因此，每逢星期假日陈先生一放假，便无处可住，正好我家後面有空置的房间，陈先生来向我借住那间房子，我答应了，清扫之後，夫妇两人放假日便住到我家来，等陈先生任职文官、抽到宿舍後便搬走了。而陈重光先生刚到东北时，临时事务所也设在我家，以後他自己买了房子才搬走。总之，我在东北时，有许多远道而来的台湾人都曾到过我家暂住，现在想想，也想不起谁住过，谁没住过。这都因公公的缘故，他不时介绍人到东北找我先生，所以常有人来到新京就去住我家，待了一阵子，另有发展便搬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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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在东北的家居生活》，标题为HGC所拟，是以《口述历史》第5期收录之《黄洪琼音女士访问纪录》中各同名节内容为底本完成数字化处理。

    首发析世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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