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苑里人，民前十年十一月十九日生。祖籍福建省诏安县，第十五世祖吴山来台拓垦，传至我这代已是第廿二世。共有兄弟三人，大哥左义，弟左烟。祖父吴清风，在日据时期为抗日分子。当年日本军入苑里，必须经过通霄，苑里流氓王嘉芳带日军入苑里，如辜显荣带日军入台北一般，祖父与乡民等二十七人（或三十二人）起而反抗、被日军逮捕。当时王若愿意保证祖父等人是良民即可释放，但王却不愿意，所以祖父等人被抓到苑里车站後面，绑在竹围上枪决示儆，留下祖母和父亲等孤儿寡妇，幸好日本当局未对家族追究。

    日军统治趋於稳定後，父亲吴添旺出来担任苑里地区的保正，前後三十年，为本地最有信用的绅士。台湾总督府实行土地丈量时，父亲亦属土地调查委员，日人曾对父亲示意，需要多少土地都可划给他，但父亲认为有了土地，需缴税金，因怕缴税所以不敢要。

    日据时期的保正，权力比现在的县长还大。日本警察很重视环境卫生，看到居民丢弃死狗，死猪都要罚钱，若当场被撞见，马上就抓回去教训，因此很多人都来拜托家父为其说项，结果均非常圆满，所以家父在地方极有信用。比如公学校校长缺乏预算、善良人被抓，亦找家父帮忙，家父即在保正事务所内为其设法，或是前去派出所说情，通常都能获得解决、或无罪开释，可见家父在彼时的影响力。

    小时候我的身体很不好，常常生病，在我十三岁那年，随祖母的外孙郭进木（台北医学校毕业）赴日本留学，祖母说日本的空气好，对我的身体有帮助，所以托他带去当小留学生，就读於东京神田町的锦华小学校。当时林献堂先生也送其子孙辈到日本留学，并於东京租一间房子给他们居住，托拓殖大学教授柯秋洁照料；我留有一张老相片，是在东京的大小留学生和林献堂的合照。那时我年纪小，呆呆的，同住的郭进木和女友谈恋爱，每次他的女友来访，郭进木即叫我到外面走一走，使我觉得自己像小厮一样的被唤来唤去，心里很难过，因此待了三年，唸完四、五、六三个年级即返台。

    十七岁考入台北师范学校，四年後毕业．在苑里公学校任教三年。由於台湾总督府统治台湾，系根据法律第六十三号治理台湾事务，而当时台湾总督府曾实行愚民政策，在此情况下，以我台北师范的学历，最高只能做到公学校的校长而已，但做教员到四、五十岁即需退休，退休金很少，根本无法应付往後的生活开销；另一条出路是任职於总督府，然而台湾人想入总督府非常困难，除了限制人数外，当时也无职务缺额，因此我必须另谋出路。由於我对法律一直很有兴趣，所以在卸除教职後，再度赴日投考明治大学法律系，当时的考试很简单，而且日本大学不似台湾的严格，明治大学又为私立大学，没有什么严格限制，所以我很顺利的进入明治大学就读。

    民国十九年（昭和五年），我完成了明治大学法科的学业，那时很多台湾人在日本的地方大学毕业後，即留在当地的小机关任公务员，其实做公务员也不错，并不会受日本人的压迫，但我们和日本人是无法竞争的，除了考试及格之外，别无他途。所以我不愿留在日本，直接回台湾。

    次年满洲事变发生，中国东北置於日本辖下，随後关东军酝酿成立「满洲国」，民国二十一年（昭和七年）三月一日，「满洲国」成立；八月，我到满洲求发展，适逢「外交部」招募工作人员，因此我通过考试，在「外交部」做了一年多的职员。在此之前，有人介绍我去找当时的外交部长谢介石（新竹人），请他代为安排，但根本没用，因为「满洲国」是日本关东军扶植的傀儡政权，谢介石能当外交部长，乃因他原是关东军军部利用的人，在「满洲国」未成立前，他即与溥仪，郑孝胥等人非常接近，所以「满洲国」成立，他才能担任外交部长，是故，所有人事权全由关东军决定，他根本无缘置喙，当我去找他时，他要我等候看看，但等再久，甚至一辈子也没用，我知道很多人去拜托他，也都无功而返。

    後来实施外交官制度，我想与其一辈子当个委任官，不如以在职身分参加「满洲国」的外交官考试，若第一年没考上，次年再考，只要再接再励，不怕不能成功。那时台湾人被视为中国人，能讲一种外国语即可应考，我具有日语能力，考试比较容易。与我一同参加考试的台湾人尚有黄清塗，试场在新京（长春）。那时深恐自己考不上，因此和妻子约定，放榜当天若被录取，在回家的路上将会高举双手为记，若否，妻子也不必追问，幸好果如所愿。及格後分发的第一个职务，即是「满洲国」驻朝鲜新义州副领事．展开我在满洲的十四年外交生涯。

   （一）「满洲国」的体制

    民国二十一年三月一日，关东军策动的「满洲国」成立，年号大同，定首都於新京（长春），国旗为象徵五族（汉，满、蒙、日、鲜）的新五色旗；执政溥仪，国务总理郑孝胥；建国宣言为建立王道乐土，达成五族协和的目标。民国二十三年，溥仪改称帝制，年号康德，表面为立宪君主制，但实际权力则握於关东军之手，为关东军的独裁政治，皇帝之下分成四府二院二局，四府为尚书府，宫内府，祭祀府，参议府；二院为立法院，国务院；二局为审计局，各外局。国务院之下又分成各委员会，总务厅及兴安局。总务厅为「满洲国」政务中枢，有军事部（军事顾问部），民生部（禁烟总局）、文教部、外交部、司法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厅），兴农部（开拓总局）、交通部（邮政总局）、新京特别市（首都警察厅）、各省公署（各市．县，旗公署）。原先只有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民国二十二年，热河省并入「满洲国」版图；三十二年，关东军将行政区重新划分，包括新京特别市在内，划分为十九省（吉林、龙江、北安、黑河、三江、东安、牡丹江、滨江、间岛、通化、安东、奉天、四平、锦州、热河、兴安西、兴安南，兴安东、兴安北）。

    「满洲国」之成立，引起中国政府的抗议，提请国际联盟仲裁，国联乃派以李顿（Lytton，Victor Alexander George Robert，Second Earl 1876—1947）为首的调查团前来，民国二十一年八月，陆军大将武藤信义为驻满全权大使兼关东军司令官；九月十五日，日满议定书成立，此为日本承认「满洲国」，及关东军支配满洲的基础；十月李顿调查报告书(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e Into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 ）出炉，请日本军事势力退出满洲，日本关东军不予理会，并於二十二年三月退出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来时，曾到外交部，所有行程由外交部安排，但是时我的职位尚低，详细情形不太清楚。而日本报纸则宣传李顿者流是来压迫日本人的，当时日本驻国联代表为松冈洋右（曾任满铁总裁），在李顿来满洲前两三年，即至莫斯科与苏俄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满洲国」的公务员皆著协和服，协和服之款式为：领子外翻，前襟为双层；扣子缝於内侧；胸口及下摆各有两个口袋，口袋由外缝於衣一，没办法装很多东西，不似中山装的口袋可以装很多钱。裤子则与一般相同。另外有一顶圆帽，用一条绳子绑在上衣口袋上，很难看；帽子上方则有国旗，表示公务员的身分。平常我们皆著协和服，样子不难看，但圆帽很少戴。

   （二）任职新义州副领事

    1. 初任新职

    到满洲之後，我和任职於「满洲国」的日籍官员共同学习满洲话（即北京话）；那时我们有个语言津贴，学成後测验，及格者分一、二、三，三级，考头等的人发三个月奖金三十元，二等的二十元，末等只有十元。考试结果，我以三级及格；同为台湾人，任职於文教部的陈锡卿先生，则因年轻学得好，考上一级。学会满洲话，在会议时很有帮助，因为会议中，日语和满洲话都说，有人说日语，稍後即翻译成满洲话，反之亦然，若两种语言都懂得的话最好。

    民国二十三年（昭和九年），新义州领事馆开馆，由国务总理署名的任命状，派我赴朝鲜新义州担任副领事，领事则是满洲人，当时领事由新京奉领溥仪皇帝的玉照回到新义州车站，我著大礼服去迎接，车站四周及沿途均由警察实施交通管制。开馆典礼时，会场悬挂「满洲国」五色旗和日本国旗，气氛庄严隆重。在新义州领事馆，前後两年才凋回新京的外交部。在新义州期间，对当地居民的风土人情多少有些了解，不过那里的人不多，纠纷亦少，中国侨民多为满洲人，并无台湾人。

    当时国民政府在朝鲜亦设一中国领事馆，负责当地中国侨民的事务，但中国侨民发生纠纷，多利用「满洲国」新义州领事馆的权势。因为日本比较偏向「满洲国」这一方，所以侨民有事都来找我们，通常只要协调一下即通融过去，而中国领事馆的作用则不大。在我任内，曾有一两个中国侨商被日本宪兵抓走，他们跑到领事馆求救，我去说情，日本宪兵随予放行。

    2. 痛失手足

    弟弟吴左烟，於日本新瀉医科大学就读，在校为橄榄球健将，有火车头之誉，在日本非常出名。与当地的舟崎正子小姐相恋，舟崎小姐的父亲是辩护士（律师），认为台湾人是三等国民，不愿将女儿嫁给台湾人，所以弟弟和舟崎小姐极端痛苦，最後两人於旅馆双双殉情。时为民国二十四年（昭和十年）一月十日，我在新义州惊闻此事，异常哀痛，急赴新瀉了解究竟。在得知事情全貌後，觉得弟弟不应出此下策，若家长不答应，小俩口搬到外面住就好了，何必寻死？而舟崎先生与我会面後，才知我们并非下等人，有点後悔不应如此反对，但为时已晚。

    稍後我将弟弟及舟崎小姐两人的骨灰，合盛於一个骨灰坛，双方家长各持一半，我带一半回台湾，在日本的墓地即位於新瀉医科大学宿舍旁，前几年我曾带媳妇，孙子前往祭拜。

   （三）任职新京外交部

    民国二十五年（昭和十一年），我调回新京外交部，担任外交部政务司第一课庶务官，三年後升任课长；民国三十二年（昭和十八年）派驻汪政权辖区内的济南担任总领事。在政务司课长任内，日苏在满苏边境发生「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

    1. 张鼓峰事件

    张鼓峰位於「满洲国」珲春县最南瑞，靠近朝鲜及苏俄沿海洲的边境，在图们江北方间岛地域的山脉中，虽只是一个海拔一百五十公尺的丘陵，但站在山顶便可一眼望见朝鲜的铁路和罗津港，为战术上的要冲之地。日本如取得这座山峰，其军队便可以监视海湾及其附近区域，并在必要时使其处於日方炮火控制之下。俄军则於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乘机占据张鼓峰山顶，构筑阵地。一时之间，日俄两国陷於紧张状态，最後关东军部妥协於俄方所提的停战协定。但日俄两军却是暗潮汹涌，一年後又发生诺门坎事件（苏俄又称ハルヒゴ－ル(Khalkhin－Gol)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