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镜秋公是前清秀才，且当廪保，书香世家。日本据台後，先父为维护国学使其绵延，乃在家乡设私塾「静修轩」，传授汉学，是时官绅仕贾之子女皆云集受教，极一时之盛。

    我系民国前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生於台南市，幼承庭圳，迄就读「静修轩」後，先父受聘为台南师范学校及长老教中学（今之长荣中学）的汉文教师。我於求学期间适逢日本在台教育制度变革之际，因而升学过程略有曲折，即自公学校升入四年制长老教中学。毕业後入台南商业专门学校本科就读。三年甫将毕业之际，台南商业专门学校升格为台南高等商业学校，受荐保送再读三年。其後因该校与台北高等商业学校合并为台北高等商业学校，故成为该校毕业生。

    嗣後经学校推荐考进日本东京商科大学本科（即今一桥大学），得入经济博士高垣寅次郎先生之门，专政货币金融。本科毕业後继续在研究科研究一年，专攻金融问题，货币制度，货币政策及银的研究等，一年後获商学硕士。

   （一）我的工作

    民国二十一年，正连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并在中国东北设立「满洲国」。「满洲国」名义上是独立国．设国务院及经济，财政等部，也设了满洲中央银行。满洲中央银行成立後，鉴於满洲当时的情况，决定采用银本位政策，因此需要关於研究银的专才。适巧银行副总裁山成乔六（原台湾银行理事）和理事鹫尾矶一与我老师高垣寅次郎先生是神仁高商时代的同学，写信要我老师介绍学生到满洲中央银行工作，因此我的老师就介绍我去任此一职务，在此之前银行已经录用了几个我的学长和同学。（「满洲国」中央银行第一期行员自组「启明会」，迄今仍有活动。）

    我在一桥大学研究科一年以後，就到东北「满洲国」中央银行任职。刚开始月薪是一百元，当时一般大学毕业生是六十元。

    我到中央银行工作以後，提出采用银管理本位政策的主张，以银为本位，现大洋的银成分是以2391gram为单位，但无兑换规定。为何我赞成采用银本位制度呢？第一，因为中国人有爱银的本性，第二，我当时在日本的丸善书店买到外国的文献即Gregory的"Silver Situation"书中有一个图，是关於两百年间银价值和物价的相关曲线图，银价和物价的升降几乎成反比例，两百年来银价徐徐下降，而物价指数则徐徐上升，此正合Keynes教授的理论——徐徐的"inflation"能贡献经济发展的道理。我认为如果采取这种制度，对东北经济的成长有帮助，尤其此时东北正要开发，应当如此徐徐成长才好。

   （二）银行的经营情形

    「满洲国」中央银行刚成立时，有好些难关必须一一克服，如当时东北各银行可自行发行货币，却导致币值紊乱；加上当时东三省官银号所发行的纸币都是在伦敦印行，纸质很好，而「满洲国」所发行的纸币是在日本印行，纸质较差，所以大家都爱旧币，不爱新钞，不大愿意换新币使用。

    为了收回旧币，中央银行副总裁山成乔六的头脑很好，想了一个好法子：在中央银行旁边开设一家日用品店，专门从日本进口日用品，以低价卖出，并规定凡购买者必须以新国币才能购买。想要买日本进口日用品的人．只好先到银行换纸质较差的新国币，再去买日用品。他以此法回收了一些旧币。

    至於长春（新京）以外的满洲各地，北至黑河，南至热河等地，则派新采用的日本行员为「驻在员」（驻外代表），帮助东三省官银号各分行（「满洲国」中央银行分行）的经理（仍由满洲人担任）去做回收旧币的工作。

    和我一起进银行的人几乎都派出去当驻在员（驻外代表），只有我因为要从事银本位相关问题的研究，所以留在调查科。为了提升「驻在员」回收旧币的士气，鹫尾理事用自己的薪水自丸善书店购进《随笔录》等新出版的书，要我寄给各地驻在员轮流阅读，这些驻在员受到鼓励，都很努力回收旧币，因此两年之内几近百分之九十九点八的旧币都已回收完毕。

    旧币回收工作告一段落，按著就是维持币值，当时「满洲国」的币制没有所谓兑换制度，要维持银本位政策需靠外汇和银的币值来维持，而维持币值则是靠由大连出口大豆，以其外汇和横滨正金银行上海分行（今东京银行）来联合维持币值。

    在「满洲国」成立以前，满铁的附属地多用朝鲜银行发行的钞票，後来渐用日本银行钞票。「满洲国」中央银行开办以後，银的价值还很高，—百元「满洲国」币可以兑换一百八十元银币。旧币回收以後，经济开始成长，而「满洲国」币的发行也开始增加，变成银币与纸币间的差异越大，使大家都想换银圆。每天银行前都大排长龙，而当时大部份的银圆都在渖阳（奉天）的行库里，要将渖阳的银圆运来长春需要相当时日，因此银行面临兑换危机的考验。

    当时副总裁山成乔六先生采用三国志中所谓的「空城计」，即是将大部份库存的银拿出来放在银行窗口的柜台上展示，让顾客以为银行库房还有很多银圆；同时宣布任何人只要手上持有一千元钞票者才能兑银，一千元以下者应到钱庄兑换，而且任何钱庄在任何时候都能前来银行兑换。同时找来所有钱庄负责人，告诉他们说：如果钱庄今天要兑换，国币与银币兑换的比率是百分之九十六，明天是百分之九十七，後天是百分之九十八，大後天是百分之九十九，最後国币与银币的兑换率是平价。

    这个办法实行後，情况立刻有所改变，因为持有一千元钞票以下的人多，持有一千元以上的人少，在银行排队要兑换的人一听到这项宣布，都一哄而散，大半到钱庄去换，而钱庄的人则想：今天换和明天换，明显地就吃亏了，还不如明天再来换，反正钱庄任何时候都可以换，不必急著换，很安心回去了。

    我们一看，刚开始这些顾客都是用扁担挑著一卷卷的纸币来换银，而当时银行库存的银很少，除了放在走廊的五百万银圆以外，里面根本是空的，向奉天调来的五百万银圆又尚未运到，如果每个顾客硬要兑银的话，真的很危险。

    没想到山成乔六副总裁这一个「空城计」居然成功，使得大家都很安心。当时情况危急到连「满洲国」国务院院长星野直树都很担心，时常打电话来问山成乔六副总裁到底要不要紧，结果那天银行关门以後，银行的银量反而增加，为什麽呢？因为大部份人都怕放太多银在身边，会招土匪来抢，还不如放在银行里安全，所以那天银行尚未下班，大家就都把钱拿来寄放。银行危机也才解除。

    一桥大学毕业同学自组的同学会叫「如水会」，乃取「君于之交淡如水」之意。「如水会」在日本各地皆设有分会，山成乔六当时是「满洲国」支部的支部长，他叫我当「如水会」满洲支部的秘书，总干事。那时因为同学校友的关系，银行每年年底有股东大会，需要发表文书时，山成乔六副总裁都要我提供世界大势的资料。

    日本自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年）日俄战争胜利，势力进入满洲以後，致力於当地的开发，先是有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然後才是「满洲国」的设立（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在水力方面建有两个发电厂，永丰及小丰满，可供给八十万千瓦水力的电量；又炼铝、铁、石炭（煤），也制造飞机，开发鞍山铁厂，抚顺煤矿。

    当时在满洲的日本人都很拼命，很认真为建设「满洲国」而努力，记得当时依规定，这些待在满洲的日本青年都要学满洲话，还要经考试分等，计有一等、二等、三等、四等，每个人都要一再考试，每升一个等级以加奖金做为鼓励，所以由学中国话一事，就可以想见他们的认真。

    日本人对「满洲国」有特殊待遇，他们在「满洲国」的建设按步就班，比较不像在山海关以内那样胡作非为。当时中国银行总裁张嘉璈和日本财阀中第一强的三井财阀三井株式会社社长池田成彬曾有过暗约：山海关以北的东北地区，中国委任日本经营；但日本人不得进入山海关一步。当时若真能实行是很理想，可惜日本并没有履约，因为池田成彬被日本军部控制，不能照约实行，结果日军制造卢沟桥事件并在上海登陆，中日之战遂难以避免。

    我在满洲中央银行工作数年以後，曾被派至上海当驻在员，在上海共住了两年。（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在上海期间，我曾到西湖一游，并经由杭州绕乘铁路至长沙、武汉三镇，再搭船沿扬子江而下到达南昌、庐山。

    那时南昌在蒋经国手中设立了一个飞行员教练场，聘请美国飞行教练来训练中国飞行员。蒋经国当年被派到苏联，有这底子，所以在南昌训练我国飞行员，同时也配合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

    记得我到南昌时，看到南昌街上的人都穿著中国式长衫，几乎没人穿西装。而且如果你在路上抽烟，一定会有人上前来拿下你嘴中的烟，并丢到地上踩熄，使得没人敢在街上抽烟，到饭店吃饭，则都备有用纸包好的筷子放在筷笼里。吃瓜子时，也都备有垃圾桶放瓜子壳，可以说新生活运动实行得很澈底。

    我在南昌时，下榻飞行员住的旅馆，算是当地最好的旅馆，住进去以後，我发现我的行李早已被搜翻过了。没多久，就有一位拿著明治大学学士名片的年轻人来迎接我，并且自告奋勇要带我到处去参观。其实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可以看的地方才带我去参观，不可以看的地方我不能去看。」和今天大陆一样。当天中午，我先请那位先生吃饭，吃过饭後表示我要休息，请他回去。待他离开後，我才私自一个人出去游历，到他没带我去过的地方走走。我一看，才发现可参观和不可参观的地方，大概相差十年的水准，所以我才知道所谓新生活运动只是表面工作，并不澈底，表面上市街维持新生活要求的水准，离开市区，则不堪目睹。

    後来我请这位学士喝酒，感谢他的招待。人一喝酒，就会说些不平的话，有何不平呢？他说：「真的，整个礼拜里大家都努力实行新生活运动，但到了周末，有钱的人都去上海享受，只剩下我们这些没钱的人，没得享受。」所以中国人很现实，表面上大家都维持新生活运动，但私底下做的又是另一套，不澈底，只是做给美国人看而已，让美国人以为新生活运动很成功。

    除了南昌，我也上了庐山，据说庐山本来分东西两面，东半部是外国人夏天的避暑胜地，不让任何中国人接近，很引起中国人的气愤，因此想将西半部建造得有如东半部，以资对抗。庐山是大理石地形，建造庐山一定要用大理石，後来蒋委员长在庐山召开庐山会议非常成功，外国人也只好认输，才让东西两面相通。

    我到庐山参观时，双方已可互通，我两边都去看看，然而要爬庐山并不容易，有梯级上下，虽不高，但不好爬，大家都坐轿，外国人比较怕死，通常轿子要四人抬，他们则要八人抬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