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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距今已六十年了，是我國史無前例的一件大事，是革新政治文化的起點；中共於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發生的「天安門事件」，又稱為「四五運動」，亦比擬為「五四運動」。由此可見「五四運動」意義之重大。

當年曾直接或間接參加「五四運動」的青年學生，如今還活着的也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筆者與亡妻金振玉女士，當年曾雙雙參加此一偉大運動，豪情勝概，本可引爲畢生幸事；但在六十年後之今日，余妻已先我辭世，遺下我這個老伴形單影隻，孤獨淒涼，惟有憶舊思甜，聊以自慰，持撰此文為「五四」史實作證，亦有悼亡之意也。

    六十年來，關於「五四運動」的來龍去脈，功過是非，見仁見智，至今議論未休。有關紀念「五四」的文獻與評論，數十年來，多如牛毛，可謂洋洋大觀。筆者撰寫是篇，則是以過來人的觀感，畧抒己見。言人之所未言，道人之所未道，希讀者賜教是幸！

   「五四運動」的意義，衆所周知，是革新政治與傳統文化的鬥爭，歸納爲「民主」與「科學」，雖然一言中的，但仍嫌狹隘，不足以體現其廣泛永恆的偉大精神。

    政治的意義，豈只是「拳打賣國賊」、「火燒趙家樓」，發洩愛國憤怒那麽簡單；而是以赤手空拳，敢於向封建餘孽——北洋軍閥，作面對面的鬥爭，敢於喊出「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爭取民主自由，維護國家主權，義正詞嚴，大氣磅礴。故由北京一開始即或爲羣衆性的愛國運動，迅即全國響應，罷課罷市，而且把這個運動的範圍，擴展到思想文化的領域，其意義之深刻周延，較之「戊戌政變」與「辛亥革命」更爲莊嚴弘偉，直可與法國大革命中西輝映。

    因爲「戊戌政變」，僅是康有爲、梁啟超等少數書生爲忠君愛國而變法，仿效日本明治維新，志在君主立憲，捧出光緒皇帝，打擊慈禧太后；換湯不換藥，仍是爲滿清沒落王朝着想。即或能變法成功，亦不過是苟延封建專制統治而已，根本與民主自由時代潮流不合。這種違背民意的玩意，其失敗是必然的，所以不得人心，徒貽伊戚！對於我國革新運動，不足爲訓。後來梁啟超也覺悟「立憲派」的主張，不合時宜，改轅易轍，反對袁世凱稱帝，反對張勳復辟。

    至於「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滿清，建立了民國；但革命進行得並不徹底，新民主思想沒有通過新文化教育深植人心，以致種族革命的果實，被封建餘孽袁世凱及北洋軍閥所竊據，徒有中華民國之名，而無民主革新之實。至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徐世昌任總統、段祺瑞任參戰督辦時期，我國的內政，則各地大小軍閥割據，各自爲政，南北對峙；外交，則喪權辱國，一味媚外，以我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地位，反受制於「巴黎和約」，德國在我山東的特權，却由日本取而代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尤其青年學生，無不義憤填膺，終於爆發了「五四運動」，才能使「辛亥革命」的精神，獲得新生，民主與科學的要求，深入人心，追求呼聲，愈趨愈迫切。

   「五四運動」的偉大意義，不僅過去六十年來對我國的政治文化發生變革影響，即今後亦將起指導作用。例如：過去的北伐、抗戰、中共崛起，文學科學人才輩出等等；今後的台灣政經革新，中共的提倡民主法治與「四個現代化」建設等等，無一不與「五四精神」有關。

    什麽是「五四精神」呢？簡言之，就是「民主」與「科學」的時代精神。由於「五四運動」具有充沛的活力，洋溢着無比的熱情，對政治、文化、科技等，要求眞、善、美；使政治民主不致單調流於形式；使文化科學多姿多采免於枯澀，以達到篤實光輝，日新又新的境界。

    不過，有些誤解「五四精神」的人，各走極端，若非標新立異，主張全盤西化，要打倒「孔家店」；便是厚古薄今，視「五四」爲禍亂之源。其實「五四」的眞髓，既不反對歷史文化的回顧，又着眼於舊文化價值的重估，其精神是進步的，決不是保守的；其目的是古爲今用，洋爲中用，順應潮流，適合時宜。因此，「五四精神」，可謂「聖之時者也」。這是我個人對「五四」尚未蓋棺而論定的評價。

    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發生時，筆者方滿十七歲，適方就讀於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所辦的「華童公學」，正是畢業的那個學期。筆者的未婚妻金振玉女士，出生於一九○○年九月，其家卜居於上海閘北之方家木橋，爲寶山縣金家望族，雙方奉家長之命早訂婚約，互藉魚雁傳書，表達情愫。她畢業於江蘇女子師範學校後，即返滬再入神州藝術專科學院深造，寄宿在她同學戴飛鴻女士家中，筆者與她見面機會較多，過從亦密，遂成爲志同道合之愛侶。故於「五四運動」消息傳至上海後，她以神州藝專學生會會長身份，我以華童公學學生會會長身份，互相鼓勵，雙雙投入此一愛國運動的洪流。

    以北京大學爲首的三千多學生，於五月四日在北京天安門前集合後，舉行示威遊行，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反對帝國主義侵畧和北洋軍閥政府出賣國家主權的行爲，要求懲辦親日官吏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因往趙家樓曹（汝霖）宅毆打章宗祥洩憤，遂與警察發生衝突，學生被捕三十餘人，以致事件擴大而成燎原之勢。

   「五四」消息迅即傳至上海，由民國日報社長葉楚傖印製簡報，當晚分發上海各大專學校，號召響應此一愛國運動。首先由復旦大學學生會連夜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組織五隊同學做聯絡工作，即於次晨（五月五日）分組出發，向各學校聯繫，籲請各校派出學生代表，定於五月六日下午在徐家滙復旦大學舉行「上海學生聯合會」籌備會議，以具體行動回應北京的「五四運動」，南北呼應，擴大宣傳，以壯聲勢。是日按預定時間，出席會議者，計有四十八校代表，共計九十六人，公推復旦大學學生代表何葆仁爲臨時主席，程學瑜爲臨時書記，決議於五月七日在上海老西門外公共體育塲舉行各界民衆大會，聲討賣國政府；並通電罷免曹、章、陸三賣國賊，立即釋放被捕學生以平民憤；又推舉復旦大學的瞿宣穎、暨南大學的惲震、聖約翰大學的岑德彰等三人起草「上海學生聯合會會章」，使學生組織納入正軌，團結一致。

    五月七日下午二時，按預定計劃在老西門外公共體育塲召開民衆大會，到會民衆及學生共達二萬餘人，氣氛熱烈，井井有序，由黃任之擔任大會主席，多人皆可自由演講，申述「五四運動」的愛國意義，提出「拒絕巴黎和約」、「懲辦賣國賊」等政治主張，籲請民衆贊助支持。旋即列隊舉行示威遊行，並由學生組成演講團，沿街宣傳抵制日貨。當遊行隊伍經上海縣城至民國路到法租界時，法巡捕房禁止通過，一度引起學生抗議，旋經合法途徑交涉，據理力爭，法租界終於准許二千人通過，餘則繞道而行。

    隊伍到達上海公共租界的外灘時，派出八名遊行代表麥，赴德國商會謁見南北和議總代表唐紹儀、朱啟鈐（兩位均曾任國務總理），但遭門衛享以閉門羹。正爭執間，適唐氏自外歸來，當即接待代表光明甫、彭介石、黃界民、鄭浩然等人至會客室坐談，表示對此次愛國行爲極端同情，並將代表轉達大會所提要求：「（一）青島暨膠濟路事件，反對中日代表直接交涉，如不達到維護國權目的，我政府代表應拒絕於巴黎和約簽字；（二）請政府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賣國賊官職；（三）立即釋放五四被捕學生」等，答允將上述要求轉呈北京政府。在其電文中，加以警語說：「……若不能以天下之心爲心，分別涇渭，嚴行黜陟，則星星之火，勢必燎原，不敢不告，幸熟裁之。」由此可見唐氏尊重民意，不失爲一代政治家的風範，故其當年代表袁世凯南來上海締結「南北和約」，心向南京革命政府，致遭袁氏之嫉，早表現其「以天下之心爲心」的民主精神。

    當時，美國杜威博士來華，正在上海講學，其高足胡適之博士（北大教授）亦來上海招待，適逢此會，即自動參加遊行隊伍，和我們一道遊行達五小時，汗流浹背，濕透其所着中服長衫，亦不以爲苦，幸而沿途店家，供給茶水，得解饑渴，足見杜氏對此運動之熱忱，成爲一時佳話。

    五月十一日下午二時，假座上海靜安寺路五十一號的寰球中國學生會，舉行「上海學生聯合會」成立大會。到會者有六十餘校，代表一百餘人。會章草案經大會討論通過後，當即選舉復旦大學何葆仁爲會長、南洋大學彭昕爲副會長、同濟大學楊繼曾及會章起草人瞿、惲、岑等爲秘書；評議部選出東吳大學狄侃爲議長，金振玉、潘公展、裴國雄、李果等爲書記，以及各校代表一名爲評議員；交際部選出聖約翰大學董克仁爲部長，費公俠、孫寒冰、陳人傑等爲書記：財務委員會選出奚玉書、潘公展、張靄貞、金振玉、吳匡等爲財務委員，並由奚玉書任主任委員。由此「上海學聯會」正式宣告成立，並通電全國知照，發表宣言，呼籲響應此項學生組織的愛國運動。

    茲將上海學生聯合會各會員學校名稱詳列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