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張學良約我赴西安出席軍事會議。我到達固原，馬鴻賓對我說：「這次所謂軍事會議，目的不明，更以全國又在輿論沸騰之中，楊虎城又是性行毒辣之人，心壞叵測【HGC： “心壞叵測”，原文如此。】，還是不去參加為宜。」此時張學良已派專機固原接我，我為一察究竟，即隨機飛往西安。

    到西安後，張學良招待我往西京招待所，楊虎城又要我住他家，我分身乏術，只好請母親與內人住楊家，我住西京招待所。軍事會議會期七日，並無什麼重大軍事問題討論，只是聯絡感情而已。我們每天晚上到寇神甫（陝西名紳）家閒談、看相、算命、唱戲。吃喝玩樂，不像是開會。當時情况，似乎是陝西省主席邵力子在幕後主持。前此，張學良的東北軍到達陝西，楊虎城非常介意。其後由於邵力子從中拉隴，張、楊即和好無間。過去楊虎城脫離馮玉祥逃到海州，轉赴日本，邵力子從中奔走，將楊部軍隊改編為國軍番號，得以保存。因此，邵、楊關係密切，而邵力子與中央關係密切，所以我對當時的西安局勢，雖有些憂慮，但由於邵力子對西安局勢，具有擧足輕重的影响力，我也就不担心了。

    會議完畢，我赴南京晋見蔣公，將西安會議情形，提出口頭報告。但對於西安局勢及張楊的行跡，未表示任何意見；至於張學良追擊共軍，行動遲滞不前一點，本想向蔣公報告，提請注意，嗣又惟恐蔣公战猓�認為我脾氣不好，亂說話，所以也就沒有提及。現在想起來，對領袖未盡言責，實不應該，所幸蔣公情報靈通，關於張軍行動，早有所知，也毋須我多所嘵舌矣！

    見過蔣公後，即為建築寧夏黃河鐵橋，與美商慎昌洋行洽購器材事赴上海。

    至上海次日，上海市吳市長電話找我，說蔣公有要務指示，要我立即返京。當日遄返南京，見蔣公行色匆匆告我說：「現在我有事須往别處，無時間詳談，現在只要你盡速回寧夏任所。」遂與蔣公作别，訪晤何部長應欽，報告我回寧夏前擬順便去山東看看韓復渠，何部長說：目前山東情形混亂，去看看也好。

    我乘津浦路車到兗州，孫桐萱軍長在車站接我，說韓主席不知道我來，前晚到青島去了。孫即用電話告韓，韓說在青島候我，約我前往一晤。次日，即經濟南轉赴青島。韓與青島沈鴻烈市長在車站接我，同至韓寓，長談竟夜，我責問韓說：「你何故亂發電報，主張還政於民？」韓說電報是宋哲元的主意，派何其鞏帶來電稿要我署名，我署名後即在濟南發出。我說：「大哥，你錯了，上了野心份子的當了。」接着我說：「五年前我去寧夏，我們在北平分手時，我告訴你第一不要接待各方面野心家、政客或他們的代表，免得招致中共【HGC：“中共”，原文如此，當係“中央”之誤。 】疑忌；第二不派代表與各方面聯絡，以免招惹無謂是非；第三不要派代表到中央活動，免得他們假借你的名義，招謠撞騙，在行政方面，你只要好好的做山東省主席；軍事方面，你的兩個軍長是否忠誠，應該特别注意，我們不要三心二意，好高騖遠，我們為一省軍政首長，必須擁護中央，盡到個人本份才是正理。當時你也同意我的見解與建議，現在你又與宋哲元聯名發通電，又到青島來接待日本海軍艦隊，青島是特别市，不屬你管轄，你又不是外交官，何苦多管這些事，以你最近行動，已引起中央不滿，再則也招致社會輿論的曲解，均為智者所不取。」說到這裡，韓默默不語，頗有悔意，最後我說：「對日本的戰爭，遲早難免。山東與日本隔海相望，是日本必爭之地，現在山東民氣旺盛，地方武器甚多，你應加緊組織民間武力，等到對日戰爭來臨，配合國軍，對敵抗戰。不論成敗，你總是第一個民族英雄，流芳百世，夫復何求？這些話，是我來山東專程看你，要對你說的。」我話說完，韓表示誠懇接受我的忠言，旋與韓告辭作別。

    我回到西安，往晤張學良，適張正召集東北軍官開會，會散後我見張滿面通紅，狀甚激動，告我說接蔣公電令，責他進軍太慢，放任共軍殘部脫逃，有負國人期望等語，我告訴他說：「蔣公的意思是要你迅速督師剿滅共禍後，好一致對日抗戰，符合國人的希望。你不應該誤會。」

    當日下午，我妻去拜訪楊虎城太太，見楊宅大張筵席，經詢左右，始悉張學良妻于鳳至、邵力子妻傅學文、楊虎城妻謝寶珍三人結拜姐妹。我妻未命通報，即行離去，回來告我，始悉此事。此亦西安事變前，一段「裙帶政治」的小插曲。

    此次我離開西安不及半月，局面變化頗遽，實出所料。當以此是非之地，及早離去為妙，當即商洽民航機於次晨四時飛回寧夏。

    回寧後，西北局面越來越壞，毛澤東率殘部二萬餘人，逃竄延安，東北軍不堵也不追，態度曖昧，而其主力則向寧夏河東進迫，有監視我行動態勢。當即電蔣公謂有要事擬即前來西安面報，蔣公覆電不准我離寧夏，時我心中預感，將有重大事故發生。

   十二月九日，張學良、楊虎城、邵力子派代表乘專機來寧夏接我赴西安，謂有要事相商，並請我即刻起程。當以未奉蔣公指示，不便擅離職守，峻拒張、楊、邵代表的請求，該代表及專機在寧夏等侯二日，我即令原機遣回西安。

    十二月十二日晨五時，接駐西安辦事處電報謂蔣公被張、楊武力劫持，下落不明。真是晴天霹靂，悲痛不已，當即電約關麟徵來我家，再電胡宗南，胡家人說胡出外騎馬去了，又電范漢傑問蔣公何在，范回說：「不知道。」至此我預料事態嚴重，與關麟徵相對飲泣。

    九時許接張、楊通電，知蔣公尚在人間，揣測張學良年青衝動，易受人利用，而楊虎城梟獍成性，心狠手辣，蔣公安全仍然堪虞，當與關麟徽叩頭結盟；如蔣公萬一被難，即聯師直搗西安，誓减彼獠，並相期死於西安城下，以報蔣公知遇。遂通電張學良謂：你此次受奸人欺騙利用鑄成大錯，大丈夫敢作敢為，及時悔誤，即刻脫離楊虎城圈套，保護蔣公安全，維護國家命脈，尚不愧為英雄豪傑；否則，不為已甚，置國家民族前途不顧，甘為叛逆，與全國人民為敵，我將率西北子弟，起而討伐之，你將死無葬身之地矣！為忠為奸，在你一念之間，念在你我童稚之交，特作忠告，幸為明智抉擇，是所厚望也。又電楊虎城謂：劫持統帥，你楊九娃真面目暴露無遺，國人共棄，你的為人，早於民國六年，我即已認識清楚，十四年我解長安之圍，馮玉祥原欲殺你，你逃到海州，軍隊由蔣公收編，放你逃亡日本，救了你一命，你現高踞行營主任寶座，蔣公對你恩義，不為不重，今竟以怨報德，無情無義，何能立身為人。現雖闖下大禍，但能懸崖勒馬，改過自新，護送蔣公返南京，向全國同胞認罪，猶未為晚。否則，激怒全國同胞，羣起申討，你雖萬死不足贖其罪責、千秋萬世，永留罵名，盼審慎思之。並於十九日上電行政院孔代院長庸之（孔祥熙號），表明擁護中央態度，分析張、楊性行，建議營救蔣公方策。電文內容：「西安叛變，擧國震驚，人心激昂，以此次人心之向背，委座必能脫險，關於進行方針，中樞必有藎籌，職意此次事變，張學良少不更事，素無一定主張，楊虎城梟獍成性，險惡毒狠，思想謬妄，此次實為主謀。且文日事變之前二日，楊虎城曾派人乘專機來寧，促職赴陝。職以未奉委座電令，固辭未往，來人竟謂此行關係重大，無庸請示。回憶此情，楊欲將職亦困留西安，以遂一網打盡之妄想；且楊之為人及歷史，久邀洞詧，故關於進行處置，對楊務祈特别注意，如向張着手，曉以利害，責以大義，或尚於事有濟；若從楊着手，則依其賦性毒辣，反滋糾紛，特呈愚見，伏祈垂察！」同時我又聯合西北將領通電申討張、楊二逆，廣西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四川劉湘、北平宋哲元、山東韓復渠、山西閻錫山等乃至蒙古德王相繼通電聲討。張、楊等鑑於全國民心所向，乃幡然悔改，由張學良親自護送蔣公回京。至此，張學良、楊虎城、邵力子等所導演之西安事變，於焉結束。

    蔣公安返南京後，李宗仁、白崇禧等又聯合四川劉湘，通電全國，唱出「槍口對外，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此一口號，表面上是應合全民一致抗日要求。實際上，目的在為共黨殘餘勢力說話，一面在求保持各自實力，中了共產黨毒計，而不自覺。我有鑒於此，當即聯合西北各軍政領袖發表通電，駁斥所謂「槍口對外」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謬論，我們並指出共產黨武力，在各地騷擾，殺人放火，打中央軍隊，不是中國人打中國人，而中央軍隊維持國家統一，制裁地方軍閥割據，剿除共軍，就是「槍口對內」；就是「中國人打中國人」，這是什麼道理？我一再請求赴京，面陳國是意見，一再奉令止之。我的意見是對共黨殘部，不用軍事力量解決，而以經濟方式制裁，因陕北地區糧食缺乏，將此一地區嚴密封鎖，不出三個月，共軍缺糧食供應，自然會投降。封鎖陝北任務，可交由陝、甘、寧各省現有兵力執行，不須中央出一兵一卒，我將此項意見，寫成書面報告，派代表晋京面陳蔣公。無奈代表抵京後，受到各方面阻撓，不能上達。其時日寇侵我日亟，華北局勢緊張，國共合作抗日氣氛彌漫全國，中央對付日寇滋擾，日無寧處。而共黨殘部在陝北，乃得苟廷殘喘，其後抗日戰事全面展開，共軍打着聯合抗日的旗號，欺騙國人，乘機坐大。以致抗戰勝利後，全面叛亂，竊據大陸。國運蹇頓如斯，夫復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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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西安事变前后》，是以《马少云回忆录》同名一节全文为底本完成数字化处理。

    首发析世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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