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的初夏，尹寬約述之同幾位從蘇聯回來的同志談話，他們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都是托派(當時中山大學的學生托派甚多，因該校的校長拉狄克當時支持托洛茨基)。述之和尹寬同他們谈話之後，得悉蘇聯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左派反對派的概略情況以及他對於中國問題的某些意見。最後，王平一將托洛茨基所寫的關於中國問題的兩個文件——《論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和《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送給述之帶回研究。述之帶回這兩個文件後，立即閱讀，一直讀到深夜，一口氣讀完了它們。他第二天一清早就起來，異常興奮地對我說：

    「啊！關於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我現在弄明白了；黨現時所應採取的政治路向也發現了，看了托洛茨基的這兩個文件，好像『撥開雲霧見青天』一樣，把我在革命高潮時期和失敗後所感覺到而說不出其所以然的道理，在這裹面都十分明確地指示出來了；而且有些簡直是預言，我完全贊同這兩個文件中的意見，現在我要到獨秀家裹去，把文件送給他看。」

    第三天的下午，陳獨秀帶着文件到我們家裹來，他對述之說：

    「托洛茨基對於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的分析完全正確，對於共產國際指導的錯盏呐�評也十分中肯，尤其以國民會議的總口號作為當前政治路線的指標，以此來代替目前盲動主義政策， 我認為十分正確而合時宜。但對於未來革命的性質問題，我還覺得有些懷疑。」

    述之接着說：

    「既然我們認為這兩個文件的意見完全正確，尤其對於当前的政治路線同意托洛茨基的主張，那麼，我們就應該為這個主張而奋鬥；首先，就應該在黨內進行活動，組織左派反對派，至於未來的革命性質問題。我們可從長討論。」

    陳獨秀同意述之的意見，他們準備集合所有對黨的盲動主義政策不满的同志，來討論這兩個文件的意見，並進行組織左派反對派。

    次日，尹寬也來了，他問述之看了這兩個文件之後有何意見? 述之回答他說：

    「不但我完全同意，獨秀大體上也是同意的。我們已經商議準備從事在黨內組織左派反對派，進行鬥爭。你是否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見，並為這個主張而作有組織鬥爭呢？ 」

    尹寬說： 「我看了這兩個文件後仔細研究過，我也有這個意思」。自此以後，述之和尹寬分別把托洛茨基的文件傅給其他的同志閱讀，並和他們討論文件的內容以及組織左派反對派的問题。在很短的期間內，就把留在上海的一些老幹部，如汪澤凱、劉伯莊、鄭超麟、李季……等，組織一起，形成了一個組織，這便是後來名為「無產者社」的核心；也就是陳獨秀和彭述之等轉向托洛茨基主義和組織左派反對派的開端。

    同時，陳獨秀和彭述之各自寫信给黨的中央，要求黨檢討過去革命失敗的教訓，改變盲動主義政策，重新建立适合於當時客觀局勢的政治路線，並要求公佈托洛茨基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一切文件，舉行黨內的普遍討論。

    在當時，我雖然對「立三路線」時代的盲動主義和官僚主義的作風極為反感，但我有一個牢不可破的觀念，就是即令對黨的政策和作風不满或反感，只能在黨內組織所允許的範圍之內，即在自己所屬的支部或其他的組織形式進行批評，或討論，而不可另行組織派別。因為我認為；真理只有一個；代表真理的就是共產黨，當然也只是一個。假如另行組織派別，同黨分庭抗禮那就等於否認黨。反對黨，也就是違反了黨的紀律。由於在我的心版上深深地刻劃着這個觀念，因而對於述之那樣热衷於幹組織左派反對派的活勤，深不以為然，甚至反感。述之曾三番幾次勸我閱讀托洛茨基的兩個文件，但我終於因怀抱着這種反感的心理而拒絕了。

    自陳獨秀和彭述之的信交给党中央后，我便从某些同志中得悉中央准备开除陳獨秀和彭述之的消息，从此，在我的内心里感到异常的矛盾和痛苦。我深知道，我和述之是分不开的，假如述之被党开除，势必也就跟着开除我（除非我同述之离婚），犹如过去以及当时述之受打击而我在党内的地位也就自然丧失一样。我想到这里，愈想愈痛苦！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之参加共产党，是由于自己首先从思想上的认识，然后在行动上不顾一切同反动势力搏斗而一步一步地走进革命的队伍的。往后在党里有了相当的地位，也是由于自己的自覺學習和努力工作以及不畏任何艱苦和危險而獲得，並非由於述之的關係而來。當我認識述之時，正是在工作的過程中，隨後由於工作的巧合，使我們有更多的機會接近，發展成為伴侶的。因此，我不願意由於這樣的一種原因就簡單地跟着他被黨開除。因我自1922年入黨以來，已經八個年頭了，而且一向把黨当作生命寄托之所，我不願僅僅為了伴侶的關係而失去自己的政治生命和生命的寄托之所。因此，我當時內心裹所感受的痛苦是沒有一個人知道，也沒有一個人可以同我討論這個問題，只是自己煩惱和苦悶，甚至想到離婚的念頭。為了想傾瀉胸中的苦悶，有一天，我獨自到陳獨秀的家裹和他專談此事，我對獨秀說：

    「我從某些同志中得到一個消息，說黨中央準備開除你和述之。假如述之被開除，一定会跟着開除我，但我絕不願意跟着他而被黨開除，因為我開始幹革命時，並不認識述之，我既不是跟着他而参加到革命隊伍裹來的，當然也絕不願意跟着他而被党開除。因此，我現在陷於極度矛盾和痛苦的狀態之中。我想請教您，怎样才能解除這種矛盾和痛苦。」

    獨秀聽了我的敍述，怔了一下，然後用很簡單的話語誠懇而又堅决的態度回答我說：

    「假如我們被黨開除，並不是因為我們背叛了革命；而是由於黨的堕落，它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原則和布爾塞維克的耝辕傳統，這是黨的錯誤，如果黨開除我，我是不在乎的。 」

    我聽了獨秀這幾句簡單的話語，頓時便提醒了我，使我打破了過去對黨的那種機械觀念。我想，如果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有錯誤，黨員是有責任起而批評和纠正的；為了使批評和纠正的意見發生效力和有力量，在黨內集合一個有力量的反對派也是需要的。尤其是獨秀所說的： 「如果黨開除我，我是不在乎的。」這句話對我發生了極大的力量。我覺得：以他創立中國共產黨和一直任黨的總書記的聲望和地位，都把被黨開除看作不在乎；那麼，我又何必把它看得如此嚴重呢?這樣，我懷着探求研究托洛茨基的文件的決心回到家裹。在仔細閱讀了托的兩個文件之後，把其中的意見和自己親身經歷的事變回憶一下，對照一番，我覺得他批評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領導的錯誤，真是一針見血；的確，有些意見簡直成為預言，我認為真理是在這一方面(無怪乎斯大林和布哈林把托對中國問題的文件緊緊地封鎖起來，不讓中國的共產黨人閱讀哩!我相信，假如把這些文件公佈出來，除了那些官僚外，真誠的革命者都會贊同的)，我必須為它而鬥爭。從此，我便從矛盾和痛苦的狀態之中解脫出來，轉變成為一個為托洛茨基思想而鬥爭的積極分子了。

    在這個時期不久之前，黨已經把述之和我當作黨員編入支部，我們在支部會議上，每次都以托洛茨基的觀點來批評黨的政策，過去的以及黨當時的。但地方黨部派來參加我們的支部會議的負責者，從來沒有同我們爭論，更談不到駁斥或反對我們的意見了，他們只是背誦黨的通知和牽強附會地解釋黨的政策而已。我們雖然反對黨當時所採取的盲動主義政策，但我們仍舊服從黨的紀律，也和其他的成員一樣，執行散發傳單和宣言以及其他宣傳品的工作。當時，在我們所住的區域——閘北——黨決定不在這裹舉行示威運動，因這裹屬於中国地界，假如有群眾集合，軍警可以當場槍射擊的，因此一般的示威都是在租界的繁盛街道上舉行，喊了幾個口號，就分散於人群中或大公司裹面去了。當然，每一次的示威運動，總難免有幾個人被犧牲的。

    但最可怕的，是那些從共產黨投降到國民黨的叛徒們，他們充當國民黨的特務，他們混在黨裹追踪重要領袖和幹部的住址或會議場所；他們散佈在公園裹，在大公司門口和重要街道上，電車和公共汽車站上，同国民黨的便衣偵探一道在那裹廝守着獵獲共產黨人，他們身邊带着幾個武裝特務；路旁準備着黑色的囚車。他們一經發現共產黨人，便围拢来扣上手拷，帶到囚車裹面。那么，死神不久就会來安排了！

    當時在我們的支部裹，隱藏着一個危險的分子(這是後來才知道的)，這個人的名字叫做施立，他沉默寡言，在支部會議中從未發表過意見，他是黄埔軍官學校出身，在北伐時期，他曾充當蔣介石的衛隊長，他的哥哥是國民黨的官員，他本人在革命失敗後，仍舊混在黨內尋找機會，企图出賣重要的領袖，以此獲得國民黨的巨大代價。述之雖然過去在黨內有很高的地位，但在當時沒有任何職位，而只是参加支部的一個黨員，因而施立沒有單獨出賣他；但他知道陳獨秀和述之私人的關係密切，他企圖將獨秀和述之一起聯合出賣，那就可獲得甚高的代價了。例如，有一次，在開完了支部會議後，他私自對述之說：「想来陳獨秀現時的生活一定很苦悶，我想約他和你一起去作一個短程的水上旅行，叫一隻小船到吳淞去遊一遊，以解解悶。」由於施立同獨秀並不熟識；即和述之亦無私人交情，因而他們當然沒有任何興趣和他同遊；同時，也許本能地注意到安全的問題，雖然他們當時尚未懷疑他有甚么图謀。但在往後，經過了一個相当的時期，施立被黨發現有大規模地叛黨陰謀，因証據確鑿，黨的特務把他和他的妻子一起謀殺了。當我從報紙上看到這個消息時，不禁毛骨聳然。由此更可証明：那次他約獨秀和述之同遊吳淞，顯然是一個陰謀。

    在1929年的這個暑假中，我因厭倦於家庭的生活；同時也想用假名到社舍上去謀職業，以補助生活，因述之雖有書譚，且稿費甚高，但自從他看了托洛茨基的文件之後，整天找同志們談話，企固以托的思想去說服他們，因而無心譯書，不能按照合同按月交稿，當然也就不能按月取款，時常拖延時日，但生活的開支是不能拖延的，這樣，我決心積極進行謀职業，有一天，我到創造社去托一位管該社事務的同志蘇某，請他為我留心一下，看能否找到一個職業，無論是教員或書店的職員都好，因我知道他很能幹有活動能力；同時他也和某些書店有關係。他當時便對我說：

    「現在有幾個朋友正在開辦一所中學，包括高中，我可以介紹你到那裹去当教員或职員，房子已經找好了，已经有人住在裹面，你可以去見教務主任，他是同志，還有一些教員也是同志，實在說來，就是黨主辫的學校。不過，為着掩護起見，校長和事務主任不是同志，但他們是同情共產黨的，我知道你的家離那裹很遠，假如你願意住在學校裹的話，你也可以告訴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