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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陸徵祥當年爲何不敢在巴黎和會的協約國和約上簽字？

二、章宗祥在北京學生重重包圍、拳足交加下，怎得倖免一死？

三、上海罷市罷工作北京被捕學生的後援，如何促成的？

四、最早被派來中國的兩個蘇俄代表，鬧過些什麽笑話？

    民國七年十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告終，美國總統威爾遜及法國的克雷孟梭、英國的魯意喬治等召集和會於巴黎，討論世界善後問題。我國派往出席的代表五人是：陸徵祥、王正廷（代表南方）、顧維鈞、施肇基和魏宸組。當時我國對巴黎和會的提案，爲收回租界、取消領事裁判權、改訂關稅等。關於二十一條，各代表則認爲該約既未經我國國會通過，只係袁世凱與日本的私約，要求巴黎和會作公判，但不料和會竟以該約係既成事實，不願過問。至對於山東問題，顧維鈞代表主張：我國既已對德參戰，膠濟鐵路（膠州灣至濟南）的租借條約，當然無效，膠濟路自應屬於中國；青島乃日本以武力所佔有，不應屬日本，應由巴黎和會交還中國。當時日本出席和會的五代表如石井、林權助等，也都是日本第一流的外交家，但是他們的英語都不能暢所欲言，大都是訥訥不能出口，而我國代表如顧維鈞、王正廷等人則英語流暢，有青年雄辯家之譽。加以當時的美國代表也竭力爲中國幫忙。無奈關於山東問題，因我國當時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日本外務省在濟順高徐鐵路借欵換文中，曾聲明中國政府表示同意。於是，日本代表在和會中，乃據此向英法方面進行賄賂，兼使用壓力。後來巴黎和會終決定「戰前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由日本承繼。」巴黎和會於民國八年六月廿八日舉行協約國簽字和約時，我國五代表乃拒絕出席參加。據說當時大總統徐世昌特派陸徵祥爲總代表，以其對於簽字，飽有經驗。又傳說陸氏那次赴巴黎出席和會，途次日本時，曾與日本方面口頭相約承認簽字於和約之上。但在面臨簽字之時，已是我國國內掀起五四運動之後，所以當時北京政府亦不敢堅決主張簽字，只叫各出席代表相機辦理。可是到了簽字前夕，在巴黎有山東籍華工二三人，找到陸徵祥所下榻的旅館，因值陸氏外出，並未晤見，當即留下一枝手槍，並一張警告字條，上面寫的是：

   「狗奴陸徵祥，你眞是簽字專家，你簽了二十一條，如今又要出賣俺山東，你明天要是簽了字，俺弟兄一定在馬賽奉候，叫你回不了中國。」

    當夜陸徵祥於十二時回到旅舘，看見字條，大吃一驚，立刻找顧維鈞等人商量，陸氏痛哭流涕的說：「我們奉命而來，如不簽字，怎麽回去見徐大總統！」其餘的代表，有主張簽字的，有不作聲的，還是顧維鈞和王正廷表示道：「我們沒有面目見徐大總統事小，倒應該留點面目見四萬萬人，像在法國的這些山東華僑，都是三山五嶽的好漢，閣下一定要簽字，我們却不贊成。」等語。至此他們五人才決定不出席。於是，山東問題除外，留待後來太平洋會議，才告解決。

    關於山東問題，我國提案既不見納於巴黎和會，當時我出席和會五代表會將交涉經過報告北京政府，其中有云：「在這次和會上，我國主張不見採納的原因，大約有二：其一、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間，日本與協約國間，曾結有承認日本佔領青島的密約；其二、因爲一九一八年九月，我政府與日本政府曾有山東問題換文，我政府欣然同意山東爲日本所有。」所以當時在和會中，美國雖竭力斡旋也無辦法，就連大總統徐世昌至此也才明瞭整個山東的眞相。

    我國既不得意於巴黎和會，一時國內民心激蕩，有不可壓抑之勢，在和會尚未舉行簽字的前一月，終於掀起了震動中外的五四運動。於是，賣國賊的頭銜，也就戴在當時外交總長曹汝霖以及章宗祥、陸宗輿三個人的頭上。

    且說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學等十三學校的學生代表，午前在法政專門學校內開會，對於我國在和會所提的山東問題，會商「外交補救」辦法，是日午後男女學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門集合，手持「還我青島」、「同胞快醒」、「打倒親日賣國政府」等旗幟，作示威大遊行。先從天安門向日本使館進發，被軍警攔阻，乃轉向東城趙家樓曹汝霖私宅，帶頭沖向曹宅的幾個學生，其一爲江西學生許德珩（號大炮），其一爲湖南學生鍾某。鍾姓學生善拳術，能舉百餘斤鐵棒，彼等行抵曹宅後，首先由鍾某一手打倒曹宅僕役四五人，由許德珩沖前開門，然後大隊學生，一湧而進。曹汝霖聞信，於惶急中翻牆遁去，章宗祥却未及走脫，學生們抓着他，先罵道：「你這賣國賊，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你知道天已亮了嗎？你不趕快回你浙江老家，還留在北京，天天和曹賊商量什麽賣國勾當？」隨即把章氏推在地上，拳足交加，打得頭破血流，有人還用尿迎頭淋下，吃盡苦頭。正在不得開交時，內宅閃出來一個日本女人，慌慌張張地才把他拖走，有人說她是曹汝霖的日本太太，也有人說是曹汝霖在東京請來的下女（每月薪金千元），更有人說她是日人西原龜三的女兒，係奉日本參謀部命令來北京做工作的。這時本來有幾個東北籍學生要去拉脫這個日本女人的褲子，衆人認爲如此太不文明，應保存大國風度，於是章宗祥在學生重圍中，才倖免一死。不過，大家仍然怒氣衝天，放火大燒曹宅。迨員警趕到，逮捕了激烈學生三十二人。當夜王寵惠、林長民、汪大燮三人趕到警局去保釋學生，北平總商會也於翌日（五月五日）組織國民自決會以爲學生後援。但被捕學生終未得釋放。因此遂使全體學生更加憤怒，由學生會上書政府，請罷免曹、章、陸三人，一面組隊分在各街演講，並將各商店日貨，加以封存。同時罷課的風潮，迅即波及全國各大都市，如上海、天津、濟南、保定、鄭州、武昌、長沙、安慶、開封等各學校，無不呈罷課狀態。

    到了六月四日，上海學生會及北京學生赴滬的代表，要求上海總商會及總工會作學生後援，實行罷市罷工。當時抵達上海的北京學生代表，常往來我所主持的一間報館，與我研討善後辦法。記得是六月三日之夕，學生代表等全體集合在我住宅裡，他們認爲上海的商人太調皮，有的學生說：「關於罷工罷市，若上海總商會與總工會今夜：不承認，明天北京同學等，決無釋放的希望，究應用何方法，才能使他們承認呢？」我說：「應盡一切可能。」其中又有人問我：「難道磕頭也應當嗎？」我說：「你們不記得韓信曾受跨下之辱嗎？」至此他們才點頭。次日學生代表們到了總商會，說得聲淚俱下，商人們仍無動於中，總顧慮他們生意上的損失和將來的責任未免太大，一直纏到夜裡十二點，學生代表們果然用苦肉計，全體向商會委員們下跪相求，他們終於感動了，決定罷市。總工會方面聽見商會決定罷市，也承認罷工。於是，北京政府見事體擴大，乃於六月六日將被捕的學生一律釋放，並將曹、章、陸等人一律免職。

    五四運動的一幕，其對於政治的直接影響，除打倒曹、章、陸等人外，雖然並沒有使北洋政治如何改良，可是對於政治革新的機運，確也奠立了不少基礎。因爲當時以北大爲中心的文化界，如胡適之等所喊的口號，正是「科學與民主」，這個口號對於當時及後來的影響是無法估計的。因爲在那個時候，政治的黑暗固已達於極點，同時社會思潮，也是應有盡有。茲舉其主要者約有如下五種：

   （一）孫中山提倡的三民主義。

   （二）胡適之提倡的民主主義（當時號稱民治主義）。

   （三）李大釗等提倡的共產主義（當時號稱波爾斯維克）。

   （四）蔡孑民等提倡的無政府主義。

   （五）康有爲提倡的君憲主義。

    就提倡五種主義的形勢來說，第一是三民主義，當時在國內鼓吹三民主義的刊物，有上海的「民國日報」、上海的「星期評論」（戴季陶主編，不過言論左傾，號稱三民主義的左派），上海的「建設雜誌」（有胡漢民、廖仲愷、汪精衞等人執筆，孫中山有時也在上面發表言論）。第二是民主主義，由胡適之等人在「新青年」上鼓吹，有時也在各地演講，稍後又有「努力週報」等面世。第三是共產主義，當時共產主義在中國播種，却有兩大來源：來源之一是由日本雜誌介紹到中國，因爲日本人的研究興味頗濃，而對於外來新思潮感應也最快，自俄國革命成功以後，日本老學者如何上肇【析世鑒：“何上肇”，原文如此。 】等醉心於資本論及黑格爾哲學的研究，並且盡量從事翻譯介紹，這時候的中國，大部爲北洋軍閥盤踞，小部是西南軍閥割據，內戰頻仍，民不聊生。所以一般有野心而又感苦悶的學者，乃從事轉譯此等者作，而當時我國青年在極端苦悶中，看到這類譯文，認爲這副毒藥是救世的金丹，所以提倡共產主義的雖僅李大釗、陳獨秀等二三人，而附和的青年，則頗不少。當時毛澤東剛從湖南第一師範畢業出來，四顧茫茫，走投無路，看見李大釗的文章，遂決心走上這條路。另一來源則爲列寧看上了中國，在俄人越飛、加拉罕尚未來華之前，列寧就已經兩次派遣代表到過上海。

    第一次的那個代表（忘其名）到上海，是由一韓國學生任翻譯，這個學生會特地跑到我所主持的那間報社來約我和俄人代表談話，那次相談的地點是在法租界公館馬路一法國大旅館中，我同韓國學生進門以後，見有一個五六十歲的大鼻子，身穿一件褐色的破舊西裝，上面油漬斑斑，發亂蓬蓬似是一個神經病院的朋友。韓國學生給我介紹，彼此互通姓名以後，他開口就說：「列寧先生對於中國的內亂，非常關心，他希望中國人自已努力，早日把中國變成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