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有知識以來所親歷的五十年間事變，其中所接觸到的人物，大半是「五四」時候所突出的一代知識青年；後來歷在中國的社會、政治、文化、教育、實業等方面，各有其主張，各有其表現。並且這一代人，在那時年紀雖都只有二十餘歲，新知根底，並不較我們後起一代打的深厚一些，然而那時候的我們，特點是求得一知半解，便敢於說，敢於寫，敢於幹，勇往直前，誓不反顧；因之乃能在社會、政治各方面發生出新潮的推動力量；以至後來還有人掌握著國家民族的命運；一直到今天，這一代人尚未死的，大都年已在七十歲以上，而功罪是非，在舉世紛紜評論中，尚未能定。因之我的回憶錄本應由「五四」寫起。不過在「五四」時代嶄露頭角的這班青年人，其時就以二十多歲了（如曾琦其時年二十七歲、毛澤東其時年二十五歲），雖曰突出，然而並非無因而產生的。因是我必得在第一章來先寫出「自童年已至弱冠」這二十年間的分析記述，以明我們這一代人所以產生的時代與社會背景。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五月四日的愛國運動事件，其詳況已經由身經其事者屢次加以詳述，我其實已經去了法國留學，並未參預期中。本回憶錄既以我所親歷之事為主，故不再為之說明，而只在本節中略說其前因後果，「五四」之所以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者，因為這是當時北京少數學生，僅憑赤手空拳，遊行示威，並毆打了一個親日賣國的政府要員章宗祥，而竟掀起了整個中國各大都市的學生罷課與商人罷市，使北京政權為之低首，這卻是中國破天荒的政治現象！在遠因上說來，這是東西列強對我國多年來不斷侵略結果，我在前一章中已略微述及：全民因對外人侵略，含忿已久，然後才會在「五四」的愛國運動上，辦到全民一致的，公開的，有聲有色的，憤慨的示威來！在近因上說來，則在頭一年（一九一八）五月，留日學生數千人為反對日本寺內內閣與北洋政府密議中日軍事密約而引起了衝突，罷學歸國，實為次年「五四」反日愛國運動的導火線。是年七月，有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其發起人曾琦、李大釗等都是留日學生，故我在下節中當先述「留日學生救國團」的舉動。

    「五四」時代的另一可紀的意義，是其前後所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前一個愛國運動與後一個文化運動之所以有關連者，還是同光以來的老看法：反抗外力必須適應西化。不過同光時代曾、左、李、張諸人所主張的適應西化，只是去學習西藝，不成功，乃有光宣之際的政治改良；又不成功，於是始有辛亥革命的實現。但在民國成立之後，軍閥主政而賣國也如故，士大夫之肥家養己與醉生夢死也更有甚於昔日，故從「五四」之前一年又從政治改革轉向到了思想改造。

    本來思想改造，也是社會現象之一，中國早已有之，並不自「五四」始。這裡所稱的思想改造，即是 在一社會制度久已成為定型時，其精神必趨衰落，而只餘形式的束浚�於是便有一班人出來向其傳統挑戰，加以價值的否定，另樹新的作風與新的人生觀。在中國遠溯之，則魏晉的清談風尚，曾對漢以來的儒家禮法及其思想挑戰，而拋棄世務，專尚玄理。唐代的佛教盛行中土，也曾對中國倫理價值加以否定，另立教宗，改易世法，大為扶倫翼教的儒者韓愈所不滿；但其後佛家哲學，在宋明兩代，直滲入儒旨，而造成盛極一時的理學，其影響早使中國文化不是單純的而是綜合的了。再近溯之，則康有為與梁啟超之主張變法維新，乃是受了他們居近香港傳來的漢譯英國政經書報的影響；孫中山先生之主張創立民國，更很明白的是受了他久居異國，特別是法國與美國的思想。當戊戌百日維新，康梁主張確是改造了部份士大夫的思想，否則不會風動一時，而有為之效死的譚嗣同、唐才常之流；中山的革命主張，如果不發生思想改造的力量，也不會有那樣多的青年志士，前仆後繼，效死無悔，卒將滿清推倒，而且廢棄君主，建立民國。不過「五四」前後新文化運動中的思想改造，其挑戰對象，乃是直指於中國社會的基層組織——家庭制度及其傳統的家族主義，要打倒人人家裡的那個神龕子，問題就比較前兩者為更來得大而且深入，其驚世駭俗，也比較要來得更為普遍！此胡適之所以至今尚為保守派在加以攻擊。

    「五四」前後所流行的新文化運動，其首倡者自推陳獨秀與胡適兩人。陳獨秀所主辦之新青年雜誌，尤為先導。但在思想改造方面，如上述的脫出家族制度及其倫理思想，則胡適在新青年雜誌上所發表的文字，比較陳獨秀更為有力。譬如民七（一九一八）的八月新青年四卷六號，胡適所主編的易卜生專號上，其易卜生主義一文，及其譯載的「娜拉」與「國民公敵」等篇，都給予當時及後來的青年人拋棄家庭以及婦女解放的影響至大！又有胡適在民八（一九一九）即;提出的了「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八個字的科學方法來，無疑的是使青年知識界不但不再去隨便信從傳統的人物及其學說，而且可使有志於學者去求所以自立之道。這些都非陳獨秀只是文筆勃茂，固多所主張，而大半衝動與籠統的篇章之所能及。總之，在陳、胡兩人所主張的自由主義與科學主義，具體言之，民主與科學（他們當時稱為德先生與賽先生），在理論闡發方面，新青年雜誌中，胡適要算是主帥，而陳獨秀與其他作者只能算是偏將（後來陳單獨去主張共產主義乃使成為主帥）。今日我們去重翻新青年雜誌，即更能了然，「五四」的新文化運動，亦為維新運動與革命運動，都是取法西方，同是一種西化；而胡適究竟留美多年，能夠直接讀西書，並曾體驗西方社會生活，所以比之陳獨秀只去日本游歷過幾個月，要較為內行一些。（有人說，陳獨秀曾於一九○七至一九一○在法國留學三年，這個話是不確實的。我問過留法前輩李石曾先生，他最留心法國留學生事，他答我不確。陳獨秀並不會說一句法語，這是胡適之告訴我的；因為新青年出版之初，本名「青年雜誌」，其實在封面上印有一個法文字La Jeunesse，所以我才問詢陳獨秀是否懂法文，問了之後，才知道這是偶然用上。亦如張季鸞辦天津大公報，而在張季鸞之並非留法學生，而且不懂法文，更屬顯然。）

    胡適對新文化特別有貢獻處，是其白話文運動。胡適在民七的四月，新青年雜誌的四卷四號上所發表的「建設的文字革命論」一文，其所稱的「國語的文學與文學的國語」，無疑的也是仿自西方，為西化之一種。他是有感於十四世紀以至文藝復興後期西歐所突起的「民間文學」（Popular Literatures）這一情勢而生反應的，當其意大利的但丁（Dante 1265-1321）放棄了拉丁文，而以他家鄉佛羅倫斯（Florence意文為Firenze故徐志摩譯稱翡冷翠）的口語來寫詩劇，創了先例；所謂國語文字（Vernacular Literatures）便隨卽潛滋暗長。文藝復興初期，拉丁文在學術著作上雖能佔優勢，但到十六世紀，國語文學大為抬頭，意、西、葡、法、英等國先後產生其各自的國語文字的名家及其傑作，成為不朽，而西歐的文言一致的國語文學終於代替了拉丁文。

    當我於民七的八月到了北京時，白話文已成為當時青年知識界寫作的風尚，特別是去翻譯西洋文史名著篇章，給予甚大的方便，而在報上發表了出來。我在北京住了四個月，也受了白話文的影響，而從此寫作十之八九都用白話文；一直五十年來，無論作文譯書來發表，或教書編講義，都只用白話文了。我常設想著，假使沒有這白話文的運動及其流行得快而且普遍， 就以我民十三（一九二四）自法留學歸國，在國內各大學任教，教授西洋歷史與社會科學來說，要我去像嚴復或林紓那樣，咬文嚼字的，把西洋文哲的術語，用古典中國文字來傳譯講授，不但講者大費勁，而聽者也大費準備工夫，直成為一件不可能的事了。

    以上所分析紀述的新文化運動發端及其影響，在「五四」當時，固不能不推陳獨秀、胡適兩人實為先導；然而後來以自由主義及科學思想為標榜的新文化，竟成為國中主流（聽說孫中山先生在民八時候已認識到新文化的主流影響，而特令胡漢民、廖仲凱等在上海辦建設雜誌，以與胡適等人上下其議論，藉以引起青年知識界對國民黨的注意）；而其影響所及，在政治上乃直接有功於國民革命之順利進展；在文化上又間接的有功於中國今日這一點子能與世界交換知識的科學成績，則不只是陳胡二人之力，而是多數的在「五四」之後的二十幾歲的青年知識分子繼續扛著這桿新文化的大旗子，在社會、政治、科哲、文藝各方面不斷努力的結果。在這多數的青年知識分子裡，其中有較重要的一部份特別集中於民七所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中為會友，故我本章要以此會與五四為題，乃是有意指明其重要性之所在的。

    談到「五四」的愛國運動，不能不先略述一下留日學生救國團；記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也不能不先及於留日學生於民七的五月在日本罷學歸國一事；因在事變因果關係上，後者對於前者都甚為直接與密接。原來民初，中國留日學生特多，數逾萬人。民七的四月，留日學生起而反對日本寺內內閣與北洋政府段祺瑞密訂中日軍事密約，有學生赴中國駐日使館質問公使章宗祥，與館員發生衝突，被日警拘去下獄者有七八人，一時引起學生的公憤，因有罷學歸國的醞釀。至五月三日晨，中日交涉條款公佈於日本報紙；四日晚，學生開大會於東京留日學生總會，多數主張罷學回國；於是五月至七月先後自日本罷學回到上海與北京者，竟有三千餘人。——這三千餘人中大半都是次年（民八）「五四」愛國運動中的激烈分子。

    我在成都閒居無聊時，偶與在日本留學的曾慕韓（琦）通信，談到四川軍人據亂，民不聊生，使我無法安居，我打算出川赴法留學。民七的五月忽得慕韓自東京來信，約我早日赴北京。信中談到，日本處心積慮，要亡中國；中國此時，外患尚重於內憂，我輩必須喚醒國人注意日本的侵華情形，促大家起來反對北洋政府與日本勾結。信中並表示彼即將回國，組織留日學生救國團，七八月中可到北京，約我在北京相見。

    但我八月到北京，慕韓適於前半月離開北京，去上海了。慕韓自日本歸國，即與同時歸國之四川學生王宏實，湖南學生羅季則等發起留日學生救國團，設總部於上海，並創辦救國日報。他將留日學生救國團總部設立之後，於六月中前赴京津，一則因自日罷學回國之學生有三千之 眾，恐其失學，他曾赴天津游說梁任公、湯濟武、蔣百里諸名流出而創辦大學，予以收容；但其目的未達，而回國留日同學先後分別插入北京各大學，成為民八「五 四」愛國運動的發動分子；這些人在日本東京時，就特別忿恨壓迫學生之章宗祥，故在「五四」時終於在趙家樓曹汝霖宅，捉住了章宗祥，飽打了他一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