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文學」雜誌發行人劉紹唐先生，為保存與闡揚民國史料與人物事跡，編輯每月人物專題。來函邀我參加「陳獨秀先生」的座談會。使我幾乎遺忘了三十年的陳獨秀先生，印像又復活了。馬上記起了他當年風傳一時的「除夕歌」：「除夕歌，歌除夕，幾人嘻笑幾人泣！滿地干戈血肉飛，孤兒寡婦無人恤！」描寫當年中國軍閥混戰所造成的災情，詞可歌而情實可泣。如果把今日中國大陸的情景，與今日臺灣作一對照，苦難與幸福，固有地獄與天堂之別。卽將過去中國大陸與今日大陸比較，亦不啻小病與沉痾之殊。不過今日中國大陸共產匪黨之始作俑者，原來就是陳獨秀先生。中國大陸弄得今日之暗無天日，災情慘重！陳獨秀先生個人，應不應負責？又該當何罪？世人早已有了不同的判決。這次座談會，可惜我沒有參加，自然沒有聽到在座諸位先生的高論。同時，由於個人對陳先生的瞭解不深，對他亦不敢妄提評價。僅就個人早年所認識的陳先生，作一點介紹，提供「傳記文學」補白。

    民國十年前後，陳獨秀先生與胡適之先生，同為一般青年學生心目中的偶像。兩位先生，當五四運動的時候，提出中國文學革命的口號，一唱一和，有聲有色，對於中國後來文學改革的推展，實有極大的貢獻。今日兩先生，皆已先後作古，而世人對兩位先生的觀感，仍不無差別。倘陳先生不中途改絃易轍，去搞什麼政黨活動，仍本其初衷去努力的話，其學術上的成就，與其身後的尊榮，當不亞於胡適之先生，至少也是胡、陳並稱。不會弄到於今有「欲說還休」的地步。

    在五四運動的時候，是思想最為龐雜的時代。「新青年」、「勞動界」等刊物，就是一些搞文化運動、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者的言論機關。陳獨秀先生的文章，經常佔有很重要的地位與很多篇幅。一經出版發行，讀者爭先搶購，實與今日一般書刊生意的冷落情況迥異。學生青年之受其影響者，也實在太多，余卽其中之一。我對陳獨秀先生的仰慕，卽從讀其文章開始，私衷雖欲一見其人，還覺為不可能的事。因為他在上海，我在湖南，地闊天遙，又談何容易！民國八年，我以從事長沙學生運動，受了行動拘束以後，意頗消極！父親要我改換環境，另謀新的出路，乃介紹我到上海去找楊樸園先生（此公在臺病歿），謀一半工半讀之處安身。次年，得表叔黃滌塵先生赴粵之便，同輪赴滬。不意氣運欠佳，適楊先生因事入川，余之此行，便全落了空，而表叔又急於赴粵，因將我託於李少陵先生，待機結伴返湘。李少陵先生（抗戰時，任甘肅省政府秘書長，在臺去世），長我五、六歲，時正就學於上海中華職業學校，亦半工半讀性質。對於無政府主義，具有濃厚的與趣。我住在廣泰來客棧，他住在陸家濱，相距很遠。他時常來看我，大家也很談得來。他是一個窮學生，我的行囊亦不充裕，不敢常去遊樂場所，祇好經常以壓馬路消遣。一日，沿着法界霞飛路閒蕩，經過漁洋里口「外國語文補習學校」門前。他說：「我們進去看看好嗎？」我說：「不太好吧！」他稅：「不要緊，我常常來的。」我祇好跟隨他進去。所謂學校，既沒看到一個學生，也沒什麼教室設備，祇有幾張粗木桌椅，擱在牆邊，（後來才知道是晚間上課，此處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初設機關。）有三個半老貌復不揚的人，正在談得興高彩烈。見了我們，隨隨便便的打個招呼。少陵也未着意的介紹，僅說我是湖南「新民會」的會員，是來上海就學的。我正惶惑李為何如此介紹？（我不是新民會的），他又轉介紹某為陳獨秀先生、某為楊明齋先生、某為俞秀松先生。余心頓為一驚，注視了陳獨秀先生一眼，始覺數年來心目中的偶像，原來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見面不如聞名，當時對他的估價，心裏就不免打了一個折扣。楊明齋，後來我在廣州又會過幾次。楊和俞秀松，以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且都成了我同期同學，初談往事，他們還諘�我是中共的同志。

    這時，我雖已十九歲，然世故不深，仍祇算是一個初出茅蘆的小子。陳獨秀先生聽說我是剛從湖南來，對於湖南的情形，垂詢較多。我亦所知必答。其不能作答者，少陵輒多方代我掩飾。陳先生或以我年齡學識關係，談到有關社會主義問題時，所談的內容，都極平淡膚淺，不足為奇。因為關於這方面的書籍，我已閱讀了一些。當時頗有點懷疑；所謂社會主義者，僅此而已嗎？心裏雖存疑義，由於對他的偶像心理，尚未破除，也祇好聽了算了，而不敢有所質詢。我們告別時，他還檢贈了一些書刊，有「新青年」、「勞動界」、「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淺說」、「共產主義初步」等。還說：「如果不够，可以多帶一點去。」察其意或欲我代作其義務宣傳，因而我也就多拿了幾本。這些飽載而還的書刊，其中有些我雖早已看過，後來也都把它帶回了長沙。這些書刊，日後如真發生過什麼流毒的話，也自應歸陳獨秀先生負責。因為我當時尚年輕識淺，還沒有遠見及此的能力。在此以前，我所看的書刊，都是自己花錢去買的。何以他們不要錢、白送呢？少陵的解釋：他們正在搞「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中國共產黨的前身），從第三國際代表維辛斯基那裏，每月領到幾千美金的用費。這些書刊，都是他們的宣傳品（在此以前，我很少聽過這名詞和如此的作法），用來作釣魚的引餌的。我也終於明白了：這原是為第三國際張目，替蘇俄共產主義跨到中國來架橋樑，打基礎的搞法。

    我當時所見到的陳獨秀先生，穿著一身白色短褂長褲。天氣並不太熱，拿着一把大摺扇，時而放下，時而揮着。貌不甚楊，不類一個學者模樣，且有些老學究的形態，神氣却蠻足的。他或許認為我是個青年小子，以老賣老，擺着呆板嚴肅的面孔。談話很少笑容，像是一個不易接近的人物。據說：毛澤東也頂不滿意他這種態度。毛澤東在上海流浪時，他對毛常不假以詞色，動輒辱罵壓制。毛澤東懷恨在心，也成了後來倒陳原因之一。由上海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去的共產份子，多半都是與陳獨秀先生有關係的，如沈澤民、張聞天（洛甫）、俞秀松輩，與他還很密切。當十六年國內共產黨「打倒陳獨秀家長制度」的運動發生時，馬上就反映到了莫斯科，也一陣風似的要「打倒陳獨秀的家長制度」，所謂「家長制度」，是由於陳早以共產黨的家長自居。顧名思義，就可想到與陳獨秀平日的態度、作風、倨傲、專橫有關。所指陳獨秀領導中共革命失敗（應由第三國際負責），原不過是「倒陳」的藉口而已。可見陳獨秀先生平日之為人處事，是有點乖情理、失眾望的。第三國際對他個人的領導作風，原來也是不滿的。故「倒陳」之風一吹，遍地草動，與陳有關係甚至親密的分子，也無一不見風轉舵，集衆矢於一身的。當時張聞天告訴我：「獨秀個性很強，很固執，有時尤急躁不講理，驕橫自大。以無產階級的領導者自居，實無處不表現了小資產階級的習氣。不是一個玩政治的人物。」俞秀松則謂：「以獨秀的個性與態度，閉戶讀書修文，或大學講講課，其成就必較搞政治為優」。以我個人親歷所見，參以張聞天、俞秀松的見解，平心而論：陳先生祇能作一個文學家，因為他的文章，寫得還生動入理；而不適宜作一個政治家。因為他的器量風度都不够。沒有平易近人的態度，沒有濶達涵融的器量，往往是招致怨尤，脫離群衆的主要原因。後來毛澤東等實力派之脫離家長門下而獨樹一幟；與陳獨秀自己，於民國十六年以後之一蹶不振；原因固然很多，而他個人的因素，也不能說少。

    民國九年九月以後，陳獨秀先生已積極展開其活動，企圖將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變為中國共產黨。而我則先兩月，找到回湘之伴，泛輪到了長沙。次年七月，並聞他在俄人維辛斯基與馬林資助慫恿之下，在上海法界蒲柏路，終於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出版了一種「嚮導」刊物，在長沙偶然間也能看到。言論雖較以前更激進，總覺書生論政，不過紙上談兵而已，不會有什麼出息。上海一別的陳獨秀先生，與我曾沒有通過一點消息。直到民國十三年，我隨譚畏公（延闓）的軍隊到了廣州。在第二軍官學校讀書。才正式讀過三民主義，親聆國父孫先生幾次演講。思想有了定型，才成了國民黨的黨員。其時政府已實施了「聯俄容共」的政策，共黨分子，亦多成了跨黨分子。國共人士交往，亦毫無禁忌。一個星期日的下午，李富春、方維夏（皆跨黨分子）與我（被共黨列為國民黨左派分子）偕往廣州東山訪問陳延年（獨秀先生之子，負廣州共黨責任），時陳獨秀、譚平山、張太雷亦在座。曾聽說，陳獨秀先生擔任中共總書記以後，行踪非常秘密，公開場合，更不露面，高高在上，原非等閒之輩可以見到的。一別六年的我，今日能得一見，自然是沾了李富春、方維夏的光。心目中頗有不同的感想，他地位聲勢，雖已超過當年，而冷若冰霜的態度，却仍舊未改。他對李富春、方維夏，自然是早都認得的。對我似乎是沒有印象了。經自我介紹，說出上海晤面之事以後或許見我穿了一身軍校制服（當時軍校學生很吃香），忙着說：「不錯，不錯。」又或許因了李、方二人的關係，我才得到他另眼相看的待遇，與我周旋起來。當時所聊的，都不過是我近年來的工作情形，和生活狀況。從此以後，我也沒有再見過他了，因為不久，我就去了莫斯科。

    陳獨秀先生，在上海做了幾年共產黨的皇帝。實際上，他受第三國際與鮑羅廷的控制；下 有驕臣悍將（實力派）的掣肘；有力組織共產黨，無權支配共產黨。為所欲為，已非易事。他坐在寶座上，寫文章、談政治，固然頭頭是道。一旦面臨實際環境，則又無所措手足。尤其時當十六年以後政局大波動之際，第三國際以自己陰謀末逞，則嫁罪於他的無能；黨內平日痛惡陳獨秀獨斷專行的分子，則指其領導錯誤。在內外夾攻，「打倒陳獨秀家長制」的口號之下，陳獨秀先生的寶座，便一推即垮。共黨具有實力的分子，如毛澤東、瞿秋白、李立三等，則採取行動，進行湖南、江西各地各暴動。陳見大勢如此，祇好親去蘇俄求援（有人說他見過托洛斯基。在史達林嚴密監視之下，似不可能）。結果，不但碰了史達林一鼻子灰回國，反而被戴上一頂「托派」的帽子。陳獨秀完全成了孤家寡人一個，當時莫斯科共產黨內部，曾流傳一首打油詩，末兩句有道：「稱孤道寡事蘇俄，垮無一個是嘍囉。」確是陳獨秀先生當時的寫照。此時的第三國際，由史達林主持，亦有意乘機分裂中國共產黨，從派系中支持國際派出頭奪權。一方承認毛澤東、瞿秋白等實力派的領導，進行暴動政策；一方復派國際派的陳紹禹與秦邦憲，先後接收中共中央，代替陳獨秀先生的位置（中共在上海不能立足後才逃赴江西趨附於毛澤東）。從此共黨內爭不休，終使毛澤東掌握了共產黨的大權。這段共黨內部長期鬥爭史，暫且不談。至於陳獨秀的家長制，前面我已經道及過，不過是「倒陳」的藉口而已。至替陳獨秀先 生戴上「托派」的帽子，却實在有點冤枉——終身洗不清的冤枉。他生前有口難言，從來也沒有人替他洗雪過。當時作者正在莫斯科，對國內實際環境，雖不免有些隔膜，但對蘇俄共產黨的內爭，却瞭如指掌。蘇俄史達林（右派）、托洛斯基（左派）、布哈林（中派）的鬥爭，已有很長的歷史。因中國共產革命失敗以後，其鬥爭則日越激烈。其實三派的主張，都是不合中國革命的實際情勢與要求的。史達林企圖「黨成一石，權歸一人」，尤不容許托洛斯基這個厲害腳色的存在。托洛斯基的主張，原是「不斷革命論」。這正是當時毛澤東、瞿秋白、李立三輩，所採取的不斷的暴動行動。原不是陳獨秀先生所主張的。陳獨秀先生的主張，一貫比較溫 和。或許因為他多讀了一些中國古書，還有一點舊道德觀念，更不忍自己人殺自己人。故當寧漢分裂之際，猶企圖與汪精衛聯合，維持國共合作關係，挽回殘局。故「托派」的主張，正是毛澤東等所幹的勾當，而不是陳獨秀的所欲所為的。史達林排除任何異己者時，不分青江皂白，都一律冠以「托派」的頭銜。史達林在自己所統治的國家裏，絕不容托派存在。相反的，對外國共產黨，則極力推動資助不斷暴動的托派思想和行動。瞿秋白與毛澤東輩，在發展暴亂中，正少不了國際的援助，為討好史達林，投其所好，乃強調打擊「中國托派」。陳獨秀樹倒猢猻散，自己又逃亡之不暇，怎會去搞所謂「中國托派」！已成落水狗的陳獨秀先生，雖無任何利 用價值可言，却作了毛澤東後來翻身騰空的資本。獨秀先生冤魂有知，當亦死不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