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四十二年夏天，緬甸和中共匪幫勾結，繼續在聯合國控訴中華民國的反共游擊隊，侵 略緬甸的領土。使我們受到很重的國際壓力。包括美國在內，也向我們施展壓力，要求政府撤退留在雲南和緬甸地區的反共游擊隊。那年秋天，在泰國的曼谷召開了「中美泰緬的四國會議」，商討游擊隊的撤退問題。

    四十二年秋，李彌正在臺北，他是四十一年冬天，返回臺北述職，政府因為怕游擊隊事件擴大，引起國際糾紛，所以要他暫時不要返回游擊區。那時候有三股壓力針對着李彌將軍，第一股壓力是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博士、第二股壓力是外交部長葉公超、第三股壓力是參謀總長周至柔將軍，他們都主張游擊隊事件，不能擴大，以免給予共產集團以口實，藉機在聯合國排除我們的代表權。同時美國也認為游擊隊必須自滇緬邊區撤退，免得把美國也拖入那件國際糾紛之中。一反當年在游擊隊佔領耿馬滄瀾時候，他們空投武器，支援游擊隊的作法。

    但李彌將軍是反對撤退的，他不但反對撤退，而且希望進一步擴展反共游擊隊的勢力範圍，李彌身在臺北，不能返回游擊區，同時他的部隊，又受到緬甸軍隊的襲擊，他在極端的焦慮之下，突然患了高血壓，那是四十二年春天的事。

    李彌中風以後，住進中心診所，嘴歪了，而且不能講話，那時照顧他的是蔣經國將軍，他幾乎每天都到醫院去看他，並囑咐醫生，不惜任何代價，來搶救李彌將軍的生命。李彌的病後來逐漸有了起色，他的夫人龍娛慧也從游擊基地趕回臺北，他大約住了三個多月醫院，才轉到陽明山的一個招待所中療養。

    在李彌患高血壓住院的那段日子中，新聞記者無法接近他，美聯社和合衆社的記者，也找不到他，但有一天晚上，合衆社記者查到他的房間，而且闖了進去，當天夜裡李彌便換了病房，第二天合衆社記者找不到他，於是便發出李彌逝世的報導，政府也沒有出面否認。於是李彌將軍的生死，便成為一個謎，李彌將軍，也成為神秘人物。當然後來他住在陽明山養病的那段期間，更沒有新聞記者，可以見到他。於是有些外電又說他已經祕密返回游擊山區。而事實是從他生病以後，就一直不再有機會返回他「披荊斬棘」所一手開拓的游擊區，但他仍有一個職銜，是雲南省的省主席。

    在李彌生病期間，臺北的報紙，沒有刊載什麼新聞，但香港和美國的報紙，泰國及緬甸的報紙，則常使用外電，把他的消息，刊作一版頭條新聞，稱他為中國的「加里波地」將軍。

    民國四十二年初秋，當曼谷正醞釀召開四國會議時，我在陽明山招待所找到了李彌將軍，當時陪我去看他的還有香港時報的特派員馮志翔先生。我們說明，準備利用赴曼谷採訪四國會議的機會，順便赴游擊區去看看他的部隊，希望他能給我一些便利。因為在過去四年中，從來沒有一個新聞記者到過游擊區，關於游擊隊的事跡，也沒有一個記者作過有系統的報導。

    李將軍猶豫了一陣子，他向馮志翔先生和我問道，香港時報是黨報，政府會允你們派記者去嗎？馮先生告訴他政府將不會阻止。

    「你們已經取得政府的同意了？」李將軍再問。

    「外交部已應答應我可以到曼谷採訪四國會議的新聞」：我答。

    「國防部會不會有什麼問題」？李將軍問。

    「採訪四國會議新聞，只要外交部肯發護照就可以成行」。我答。然後我說：到曼谷之後，我自己設法進入游擊區，現在我希望李先生能指示你的部隊，在進入山區後，給我一些方便。

    李彌將軍，沉思了一些時候，他像似指揮官作戰時，下了一次決心似的，從書桌上取了一張白紙，然後用紅墨水的筆，在白紙上寫道：「香港時報採訪副主任于衡先生，赴本軍防區採訪，希給與食住交通及一切之便利」，下署李彌及年月日。

    李將軍的行書字，寫得十分清秀，也十分潦草，但那一張紙條，後來我到了滇緬邊區，却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力，游擊區的高、中級及下級幹部，一看到那張紙條：比什麼證明書都有用。幾乎每到一處，看過那張紙條的人，都說：「司令官的手諭，親筆的手諭」。那時候我才體會到李彌將軍，在他部屬的心目中，已經生了根。

    拿到李彌的「手諭」之後，馮志翔先生開始向香港時報總社報備，但總社的回信則說：時報很窮，沒有這一筆特別經費，但也沒有拒絕我前往游擊區採訪。

    於是我去看中央銀行總裁兪鴻鈞先生，兪鴻鈞在那年四月十日，已繼吳國楨之後，出任臺灣省主席，但仍兼中央銀行總裁職務。兪先生對新聞記者特別友善，他的作風，也十分開明，被當時的省政記者稱為「新聞記者之友」。省政記者要見兪主席時，不論什麼時候，都可以敲敲門就進他的辦公室。

    我去看兪先生時，首先告訴他我預備到滇緬邊區採訪，但是香港時報撥不出一筆經費，兪先生思索了一下，他說：時報是黨報，他應該設法幫助我成行，於是他想出了一個辦法。那個辦法是：由臺灣銀行撥出一筆官價外滙給香報時報，然後把它用市價賣出去，以所得的差額，做為我的旅費，那時外滙實施嚴格管制，官價和市價，相差一半。也就是說：政府撥出的外滙，一轉手，就有一半的好處。

    但兪先生和我詳細的計算了赴滇緬邊區的旅費，包括從臺北到曼谷的來回機票，在曼谷每天的旅館費和食宿費，進入山區以後，可能的化費，他每天給我的預算是美金八元，包括食宿費用，時間預定是一個半月，他的算盤打得不鬆也不緊，最後他下了一個條子，撥給我一筆美金外滙，在當時沒有觀光旅社，每天美金八圓，足够應付，當時我拿着他的條子到臺灣銀行辦手續時，一位職員看到是兪總裁的字，告訴旁邊的一個人說：是總裁的條子，是他的親筆，我注意拿條子的人，手有些發抖，當然很迅速的就辦好結滙手續。

    這時我們再致函時報總社，社長許孝災先生，欣然同意，我赴滇緬邊區採訪。於是我加緊辦理簽證手續，但泰國大使舘，却遲遲不肯簽證，說要向泰國外交部請示，於是我再去找外交部次長胡慶育和時昭瀛，他們兩人，都先後以次長的名義發了電報給當時的駐泰公使孫碧奇，要他向泰國外交部接洽。大約一個星期以後，孫碧奇才有覆電回來，說泰國已經同意于衡赴曼谷採訪。

    九月中旬，我終於搭民航隊的班機，自臺北飛往香港轉赴曼谷，那一班飛機的乘客中，只 有兩個中國人，除我以外還有一位于春富先生，另外則有十多位美國人，那些美國人和于春富先生，在香港下機後，飛往泰國的僅剩我一個客人，因而受到兩位空中小姐的殷勤接待。因為那時候，沒有所謂觀光客，也沒有出國做生意的人，飛機的乘客，大都是公務人員。像今天臺灣這樣繁華，國際機場的人潮擁擠，在二十年前，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

    我搭乘的那架飛機，在香港要留停兩小時，但香港政府，却不准我入境，雖然時報的總編輯李秋生先生在一週以前，為了我辦理入境的事被香港的移民局約去談話—因為他是我辦理過境手續的保證人—但香港政府最後還是否決了我進入市區作一小時的遊覽。

    李秋生先生，知道我不能入境，在我坐的飛機抵達啟德機場時，特別到過境處來陪我坐了兩小時。因此我在香港時報，工作了四年多，始終不知道香港時報的大門，朝着那邊開。一直到民國五十二年春天，隨陳副總統訪問越南時—陳先生的飛機並未經過香港—道經香港，我才有機會到香港時報去看了一下，不過那時我已經到聯合報工作。前後相隔，已經十年了。

    民航隊飛機，飛抵曼谷時，已是午夜十時，當飛機在廊曼機場上空盤旋時，我由窗口下窺，機場上的藍色燈光，像一粒一粒的藍寶石。飛機着陸後，我國駐泰大使舘和李彌部隊駐泰辦事處，都派代表來接，因為機上祇有我一個客人，所以很快的辦好入境手續。那一天夜裡，我被安排住在「四國會議」中國代表團的辦事處，當晚我國的首席代表衣復得上校，陪我聊天到午夜一時。他埋怨游擊隊代表不肯合作，是那晚的中心話題。

    我國代表團的辦事處，設在曼谷的中心區，臨時租用了幾間民房，房間裡，擺着一排行軍牀，代表團的團員，全是國防部的官員，其中有兩名，剛從政工幹校畢業的軍官，對我顯得特別親熱。那一晚我就睡在行軍牀上。

    第二天，李文彬中將，派車子把我接到他的辦事處，李文彬將軍是李彌部隊的副總指揮之一，臨時從游擊區調到曼谷，代表李彌將軍，參加四國會議，在辦事處裡，我認識了羅石圃上校，他是李文彬將軍的得力助手。到了辦事處，我才體會到游擊總部的人，全反對撤退游擊隊，而李文彬中將和衣復得之間，有着很深的歧見，因為衣復得是國防部的代表，也是參謀總長周至柔上將的代表。

    在曼谷我接受的第一個官式宴會是駐泰大使舘公使孫碧奇在大使舘擧行的晚餐會，當時的另一位客人，則是吳幼林先生，吳先生是中央信託局的副局長，他正在曼谷出差。第二天李彌部隊的代總指揮柳元麟將軍夫人，也在他的家中，約我晚餐，作陪的則是李文彬將軍，當時柳元麟將軍，正在山區，指揮作戰。

    在以後的幾天中，我有時住在李彌的辦事處、有時住在衣復得的代表團，雙方都在向我訴苦，李文彬將軍說：衣復得上校，在談判上，唯美國代表之命是聽，想把游擊隊，撤得乾乾淨淨，減弱反共力量。他認為衣復得的所做所為，都是「賣國的行為」。衣復得上校，則向我表示：國防部給他的壓力很大，李文彬的態度頑强，不好辦事。

    那一年我祇三十三歲，思想行為都不够老練，但我却拿定一個主意，是要保持新聞記者的超然立場，不介入兩者的爭端之中，也不傳播雙方向我所講的話。

    事實上，四國會議的談判，在九月下旬，已陷入停止狀態，緬甸代表於九月十七日退出會議。然後，卽連續兩天，出動空軍，向游擊隊各重要基地轟炸。但中美泰三國代表，則繼續在曼谷接觸，九月三十日，我國首席代表衣復得上校提出呼籲，希望緬甸代表返回會場，繼續磋商。當晚我自曼谷的電報局，發回香港一千字的電 報，第二天香港時報在第一版以三欄地位刊出：標題是「我游擊隊能否撤出：關鍵繫於緬方，衣復得呼籲緬代表繼續會商，電報的全文是：

   「【本報特派記者于衡九月三十日曼谷專電】我出席四國會議首席代表衣復得，本日呼籲緬甸代表，應卽返此間，參加四國會議，積極進行，實施撤退緬邊反共游擊隊工作。緬甸軍隊應立卽停止向反共游擊隊攻擊，俾使預定撤退之游擊隊，能順利撤退。如緬甸軍隊繼續向準備撤退之游擊隊攻擊，不僅不能解決游擊隊之撤退且徒增加和平解決此一問題之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