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轉往仁川港，看義士登船情形；當日下午三時，第一批開始上船，隨後依次登上十五艘中字型大小登陸艦。二十一日清晨六時半，第一艘載運反共義士的登陸艦離開仁川，駛向自由中國，最後一艘則於是日下午啟航。當義士們的車隊進入仁川之際，成千上萬的華僑，在碼頭兩岸或道路兩旁熱烈歡迎，有的放鞭炮，有的敲鑼鼓，還有各色各樣的高蹺隊、舞獅隊，場面萬分感人。爲解除義士們海上旅途寂寞，由王昇將軍率領的一批政工幹校學生，分別派在各艘登陸艦上，舉辦康樂輔導工作，這是一項設計非常周到的安排。另外尚有部分生病不能坐船的反共義士，計一四五人，則商請美方派遣軍用機，從漢城直接運送台灣，於一月二十三日下午抵達松山機場，轉入醫院療養，較船運者提前兩天回到祖國。

    中國籍的反共義士回到自由祖國台灣，係根據韓戰停戰協定的附件，與聯合國的自由遺俘志願遺俘原則。停戰協定附件「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職權範圍」第十一款載明：「…任何戰俘凡在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負責看管他們後的一百二十天內尚未行使其被遣返權利，又未經政治會議爲他們協議出任何其他處理辦法者，應由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宣佈解除他們的戰俘身分，使之成爲平民。」而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最後一分鐘過後，韓戰中的戰俘便開始成爲平民；亦即一月二十三日淩晨第一秒鐘開始，他們就恢復平民身分，這也就是「一二三自由日」的由來。而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印度籍的荷瑪雅將軍，因不願得罪中共，又不敢擅自違背聯合國處理戰俘的原則，乃決定於戰俘恢復平民身分的前兩天，將戰俘交還雙方處理，亦即將二萬二千名反共戰俘交還聯合國統帥部，而聯軍統帥赫爾將軍，則堅決貫徹志願遣俘原則，對二萬二千名中韓反共戰俘，於二十三日恢復平民身分後，可以自由選擇他們願意前往的地方，而且當遣返委員會提前兩天將反共戰俘交還聯軍統帥部時，統帥部亦提前恢復他們的平民身分，讓他們前往他們願意去的地方；一萬四千多名中國籍的反共戰俘即選擇了回到自由祖國的台灣復興基地。

    志願遣俘原則是聯合國的決策，聯軍統帥部只是此決策的執行人，執行完畢後，統帥部須向聯合國有所交代。我是奉中華民國政府之命，前往韓國接運一萬四千多名反共義士的官方代表。所以當中韓反共義士分別按照志願遣離之後，泰勒將軍即與我們商量，決定在他的第八軍司令部舉行一項志願遣俘交接儀式，由他代表聯軍統帥主持這項儀式。參加人員包括：代表聯軍統帥的泰勒上將、美國陸軍部長史蒂文生、美國駐韓大使、韓國首席代表參謀總長白善驛上將、我以中華民國首席代表身分參加。儀式開始，先由聯軍統帥代表泰勒上將，在一份簡略說明遣俘交接經過及人數的證書上簽字，代表交的一方再送接的一方韓國代表簽字，簽字畢，雙方講幾句話。然後，泰勒與中國代表彼此在交接證書上簽字，彼此也講幾句話。證書一式兩份，交接雙方各執一份。儀式完畢後，遣俘任務即告結束，當時各國來採訪新聞的記者達數十人。

    然後，我又留下處理一些善後問題，特別要向第八軍軍長泰勒與參與遣俘計畫的有關負責人致謝；由於他們計畫縝密，安排周到，致未發生任何不快之事，而能圓滿達成任務。泰勒將軍對此事處理經過也表示很愉快，他曾請我到他的軍部一小房子內晚餐，表示歡宴我。感謝他的大力幫助與熱誠招待，我也在漢城一家中國飯館回請他。

    這次爲歡迎反共義士歸國，除由政府派遣我率領一個小組赴韓交涉接運外，全國各界也曾推派代表赴韓歡迎；代表全國各界歡迎義士的三個單位代表，包括立法院副院長黃國書、台灣大學校長錢思亮、大陸救災總會理事長谷正綱、秘書長方治，不過他們都只能在碼頭上跟義士們見面，其他場合他們都無法參加。

    當我在韓國一切事情處理完畢後，即乘我空軍所派C46型機，從漢城飛返台北。飛機在松山機場降落後，總統官邸派了一名武官在機場等我，傳總統之命，要我立即到士林官邸去見總統。這完全出乎我的意外，只好不回家，先往官邸晉見總統。進入官邸大門後，總統已在他的會客室等我。一月間，台北天氣也相當冷，總統的小會客室壁爐中尚生著炭火。我入室後，先向總統一鞠躬，他要我在他旁邊的沙發上坐下，將交涉接運反共義士的經過提出報告。我於是即將交涉情形，接運中的顧慮，美方的執行計畫與部署，實際經過情形，以及擬定與發佈反共義士離開印度村之宣言等，一一提出詳細報告。總統一直面帶笑容聽我報告，頻頻點頭，對我的各項措施表示滿意，他說已經看過我以反共義士名義撰寫的宣言，接著說：「很好！」聽我報告的同時，可能客廳壁爐中的炭火溫度太熱了，總統站起來，要把壁爐前面擋熱的板子推向壁爐，但板子相當重，我當即站起，請總統復坐，要代他推移板子，總統卻要我坐著不動，讓他自己推；總統雖然非常客氣，我仍然幫忙將板子推好再繼續報告。經過一小時以上，始全部報告完畢。這次向總統報告，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總統對我是那樣的親切，他所表示的愛護與慰勉，令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慈祥親切，足以顯示他對部屬無微不至的愛護與鼓勵。我當時覺得，自己不過爲國家出了一點力，也是份所當爲，而以總統的尊崇與高齡，卻如此對我慰勉有嘉，眞是令我感激，並賜我以無限的激勵；此後我能蒙總統調任各種工作，我想與此次接運一萬四千多名反共義士回國的表現，自亦不無關聯。

    待載運反共義士的登陸艦進入基隆港時，我也匆匆的趕到基隆碼頭，一同迎接義士們上岸。爲迎接義士歸國，國內各界，尤其是台灣北部的許多單位，幾乎都有代表參加，而且許多單位是自動參加歡迎行列，基隆市民更是傾巢而出，碼頭兩邊，眞是人山人海，這種熱鬧感人的盛大場面，只有抗戰勝利大遊行差堪比擬。我所站的歡迎行列，有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先生、政府各單位首長、美軍顧問團蔡斯團長、各國駐華使節團團長菲律賓駐華大使所率的各國使節，及其他黨政代表等。我站在這個行列的後面，跟領先下船的反共義士一一握手。義士們下船後，先在碼頭倉庫休息、喝茶，接受各界慰勞。谷正綱先生在碼頭歡迎會上代表各界致歡迎詞，義士代表相繼致詞答謝，感謝祖國同胞的熱誠歡迎。嗣後，義士們又分批登車，向佈置在台北林口的義士村前進。沿途所經，各要道街口，處處牌樓高聳，國旗飄揚，如同國家的大慶典一樣；義士們人人面上堆滿興奮感激的表情，歡迎者同樣鼓舞歡欣，好像迎接久別的親人，迎接國家光明的前途，迎接革命戰爭勝利凱歸的英雄；義士車隊經過台北市區的時候，更是萬人空巷，鞭爆喧天，鼓樂齊奏。

    林口的義士村，是反共義士歸國後暫時集中居住的家。在義士們歸國之前，政府已臨時成立一個輔導組織，這個組織由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先生負責，高魁元先生等幫助推動執行有關工作。而輔導工作的主要任務，則在先讓反共義士的心情安定，然後逐步瞭解個別的志願與才能，同時也要注意有無共諜分子的滲透，最後再爲他們進行適當工作的安排。

    反共義士住定後，全國各界紛紛前往義士村慰勞和慰問；如當時的中央党部秘書長張其昀、行政院長俞鴻鈞、總統府參軍長桂永清、婦聯總會總幹事皮以書等，大部分由我陪同，先後前往慰問。此外，還有些影歌星不斷前往慰問。林口的義士村房舍，係臨時新蓋者，以物質條件所限，因陋就簡之處甚多，如每逢天雨，道路泥濘難走。但義士們吃得很好，生活自由自在，精神十分愉快。

    反共義士回台灣，是我們中華民國在國際政治上進行心理作戰所贏得的一次重大勝利，因中共一向宣傳，說是我中華民國政府貪污腐化，不得人心，而他們是一切爲人民，美國在民國三十八年發表白皮書，顯然也是受了中共宣傳的影響，而一萬四千多名反共義士，是中共派出的「志願軍」，當他們在俘虜營可以自由選擇去向時，他們卻犧牲與其家人團聚的機會，甚至忍受其家人遭受鬥爭的痛苦，不願再回到大陸鐵幕，而願意投奔台灣，這表示台灣的自由祖國有自由，也說明了自由的可貴。從此加以引申，則可推知此一事件的更大意義，那就是如果給大陸上八億人民一個自由選擇生活方式與自由行動的機會，無疑的，他們也會像一萬四千多名反共義士一樣，主動地投靠三民主義的樂土，投入自由祖國的懷抱。中共參加韓戰，在軍事失敗之後，在外交與國際政治上又遭到這樣的慘敗，眞是既羞愧又憤恨；中共老羞成怒，因在廣播中或其他宣傳文字中把我列爲顯著攻擊的目標，編造謊言，說是一萬四千多名反共義士是由我強迫他們來到台灣的。

    中共的壯大以至竊據大陸，原是趁我政府於二次大戰期間全力對日作戰的機會；當時中共假借參加抗日之名，在各地牽制消耗國軍的力量，同時設法增強他們自己的力量。美國政府不明了這種內幕，受了中共欺騙宣傳的影響，反而處處幫中共講話，給予中共接濟，認爲我們的失敗係由於政府無能與官吏的貪污腐化。殊不知我們的失敗主因是由於抗戰使得民窮財盡，加上中共的挑撥、分化、造謠與叛亂，美國因不明眞相，反而當我軍事失利退出大陸之際，發表白皮書，實在是落井下石。民國三十八九年間，可說是我們國家處境的最低潮。但韓戰爆發，中共參加韓戰，暴露其侵略企圖、兇殘本質，變成美國的敵人之後，美國乃轉而考慮我國，重新支援我國，予我軍援與經援，並與我簽訂共同防禦條約，所以韓戰的爆發實爲我國一大轉機。而反共義士的歸國，則使我們在國際上與政治上贏得一場非常大的勝利，我們的國家前途，從此又展現出一片柳暗花明的好景。就對國家貢獻來說，這是我最值得回憶的一件大事。

    以上《接運一萬四千反共義士歸國》，是以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初版之《賴名湯先生訪談錄》（新店： 國史館）同名一節內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網際網路首發◆析世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