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稚齡失恃，賴家父教養成人，繼母亦多予呵護。不意學成就業，即逢戰亂，從此離家遠走，初時甚至不敢通信，以免貽禍親人，幸家父晚年無意巧得我訊，乃得以按時上稟問安，並稍盡菽水之歡。一九八○年初聞老父不虞，即摒檔成行，原以爲抵家之日必能承歡膝下，不意走慢一步，返鄉之際，但得長跪墓前，痛悔無極！

    家祭日，諸親俱聚，獨不見光普表弟。及離鄉返美，匆忙間亦未及詢其行止，致當日誤傳之由，未得而明。數日之前，突獲其自遼寧來信，囑去信代其管教子女，我與光普暌違，殆已半個世紀，想像中，他亦逾耳順之年，今尚絮絮談兒女事，殷殷以代訓爲請，豈外來和尚才會念經也歟？

    我當覆書，詢以當年誤傳究竟。

    幸虧，我當日不曾在善導寺做了那場佛事！

    話說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清晨，當我們一群來自台灣記者自漢城出發前往中立區採訪釋俘新聞之際，由於爭取到乘坐專用的直升機，因此，不到八點，我們便已抵達戰俘營南面不遠的汶山。按照預定計劃，負責營地管理的印度人要到當日上午九時方才開放營門，讓戰俘自由選擇去路。這樣，我們便有一小時從事準備的餘裕。

    那天，三十八度線上一片陰霾，灰暗的雲層低沉得似乎就要壓住人們鼻頭，四圍一般的儘是低坡荒原，叫人分不出南北東西。我正在一條路邊徘徊，試圖弄清楚方向，突然間聽到有人在叫我名字。

    猛回頭，身旁正站著一位身著聯軍制服的小個子，逼近看去，原來他正是我的一位老學長——《中央日報》派駐漢城聯軍總部的戰地特派員黎世芬老哥。黎大哥原是中央政校新聞系早期的高材生，遠在馬師星野先生接掌南京《中央日報》不久便已出任報社的總經理。一九四八年秋他銜命前往台北籌備央報遷台出版事宜，在下亦承命赴台出任該報駐台特派員，其時，由於籌備處缺乏人手，在下遂被「拉夫」，暫攝總務交際之職。在他的指導下幹了幾個月的經理工作，及央報翌年初在台復刊，在他的建議下，社方還曾讓我在經理部總務主任和編輯採訪組副主任之間作一選擇。其時，年輕新聞人員多輕視發行、廣告業務，尤賤視總務，認爲那只不過是替人跑腿打雜的玩意。事後證明這是一種錯誤觀念，只是當時在下亦不能免俗，以爲只有幹記者才是新聞本行，結果選了採訪職務，一路幹了下來。倒是黎大哥文武全才，在久任總經理、主任秘書一類職務之後，卻自動請纓，前來戰地擔任採訪任務。這天，在前線相見，只覺得他個子雖然不高，身體也不夠壯，但穿起軍裝，看來卻還是挺有精神。

    儘管那天天氣陰沉，但情況卻極平和，在三十八度線上，自聯軍統帥赫爾將軍以次美軍官兵，一個個因準備有素，處之泰然。但是，鑒於戰俘數以萬計，而意向有異，有著緊張而敵對的群衆心理作祟，一旦釋俘令下，彼此傾巢而出，如果屆時稍有風吹草動，難保不有一場混亂。以是，黎大哥一見我東張西望的在觀察地形，便猜出了我的心意。只見他伸出右手食指，放在嘴裡沾上唾液，然後高高舉起。

   「四方盡是荒原，叫人看不清楚方向，可是，冬天裡的北風最是誠信，像這樣伸出你的食指，那邊涼快，那邊也定是北方。稍後一旦有變，記著絕對一定要跟准風向！」

    說完話，他看時間還早，拖著我走向坡下的一排營帳。我們原想進去喝一杯咖啡，誰知一闖進去，卻碰到一個頗爲尷尬的場面——一位國軍上校左右手各抱著一大捆綠花花的美鈔，一見有人進來，不由後退一步，其意似在防護。幸而黎大哥與他相識，和他打了個招呼，他也才如釋重負的把寶貝放好在面前桌上。

    我和黎大哥在帳內各自飲完一杯咖啡，一走出帳門，我便問他那位在前線抱住這許多美鈔的究竟是怎麼一位人物，記得黎大哥只不經意回答一句：「國防部政治部的王昇，此番帶個服務隊來，大約是在協助聯軍辦理接待俘虜工作。」憶其時，這位王先生雖已是當道寄以心腹的親信，卻仍未發跡，想不到四年後我派去法國，一住七年返台，他已是軍界、政壇上一位炙手可熱的大人物了。

    走出帳門，方才回到中立區，便聽到擴音機裡播出了一段清晰的華語：

   「親愛而勇敢的反共義士們，我們奉蔣總統之命來歡迎你們，歡迎你們回到台灣去。」

    不用說，這一定是王上校所率服務隊的傑作。據說，他們早就來了，並在中立區南紮好營帳，也作好準備。再證以國府參謀次長賴名湯將軍與一群美國將領一起站在「自由之門」牌坊下迎候戰俘情景，任何人都不難想像得出台北當時與華府間合作的密度。

    同時，也想像得到的，在中立區之北必然也有著相似的情況，只不過那邊的人卻是歡迎他們的北去。

    轉過頭來，我們再來談談我們的劉大哥（毅夫），他原是身著西裝、外罩大氅、足踏皮鞋、頭戴呢帽，……穩穩當當的一直保持他的（記者團）團長的風度。可是，一聽見廣播，意識著選擇台灣的戰俘就要衝向南來，突然撩起大衣，以他從前與劉長春競跑百米的姿、速，沿著通往戰俘營區的大路疾向北沖。在下一見他沖進禁地，只好跟進接應，誰知方一轉彎，迎面便看一批揮舞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齊聲合唱著激昂反共歌曲的戰俘整隊向南沖來，劉大哥伴在他們之旁，邊談邊跑，喘氣吁吁的好像已經在開始採訪！

    儘管他們早已知道作戰雙方和管理戰俘營的印度人早已商量好要在這天放人，但是，誰能保證臨時不會變卦，因此，這幾天他們一直緊張得不敢脫衣服。二十日一早四點鐘，天還沒有亮，他們便整裝吃早飯，然後，打掃營地，拆卸帳篷，一一的摺好；七點鐘，選擇南來北往的分別在營地兩極集合，一到時候，便分頭整隊沖出了營門。

    我們等在南邊，接到的是爲數一萬四千二百零九名人稱的反共義士，另外，像我表弟一樣，也有七千多人沖向北邊，最終回到了中國大陸。當然，在這天裡也還有上萬的韓國戰俘關在中立區另一營地，我們也沒有餘暇去管他們的閒事了。

    記得頭天晚上住在漢城外國記者俱樂部，當時中央社派駐聯軍總部的特派員林靜（徵祁）兄便告訴我，美軍在國外打仗，最注意的是補給，包括軍方恊辦的俱樂部在內，前線美軍的給養或來自國內或購自日本，連飲水也都由日本裝船運來，深恐就地補給，不乾不淨的容易引致疾病。他又說，通常一個美軍在前線打仗，在後方爲他補給支援的往往便有兩人，儘管有人因此把美國軍人戲稱作少爺兵，但是，他們這種一般尊重人、特別尊重軍人的作法，卻不是旁的不管當兵死活的國家所能望其項背的。

    其實，講究補給的美國人不僅對自己人如此細心，即令對由他們代管代辦的外國人也是一般照顧。這天，在下跟著回台戰俘，從大夥兒沖出中立區，一直到車送仁川上船，這一路所見，但覺其體貼入微，設想周到處，不能不令人歎爲觀止！

    首先，戰俘陸續沖向南來，便依先後次序，每五十人編爲一隊，然後一隊一隊的分別導引至左右兩排並立的二十個大型帳篷裡，而每一帳篷也正好容納五十人的一隊。這五十人一進去，先把一身脫得光光，繼由衛生人員噴以消毒溶液，再由補給人員各發一套包括內衣內褲在內的嶄新冬季軍裝，一等到穿好新衣，依次跨出帳篷的另一道門，正好便有一輛大型軍車等在那裡升火待發！這樣，二十個營帳同時作業。不到十分鐘便有一千人潔身換衣，登車就道，而一萬四千人也就在兩小時內全部運走，馳向仁川。

    在下當時，跟著首批戰俘入帳，如果不是身穿便裝，胸懸聯軍總部發給的記者證牌，准會被人照例脫光衣服消毒，當然也會混來全套嶄新軍裝。

    爲了及早採訪到有關戰俘們的第一手訊息，我們台灣去的記者各自攀上了軍車。雜在戰俘之中，方才報出自己是台灣來的記者，馬上便受到熱烈歡迎。戰俘們爭著敍說他們怎樣脫離戰場，怎樣在戰俘營裡塗上反共刺青以示決心，又怎樣和管理營地的印度佬鬥智用計……。然而一路上他們最感興趣的還是孩子，當車過汶山裡，兩旁漸次出現歡迎的南韓民衆時，一群戰俘幾乎同聲驚叫：「看，多可愛的孩子！」說來，他們已經是三年不見這些兒童了，不論是人家的，還是自己的！

    大夥兒在車上說著、唱著、叫著，突然間，二十輛軍車分別在路上兩側停了下來，不用解說，大家一看便知爲了什麼？原來路的兩旁分別排列著十張長桌，每張桌上放好了五十來杯汽水；而在公路旁的田間，也各自掘好了用布幔遮好的成百的大小方便之所！

    接著，在喝罷拉撒之後，大夥兒一身輕鬆，重又登車趕路。大約是幾天沒曾睡好，這天又起得太早，加之預期的緊張場面未曾出現，心情剛一鬆弛下來便有人在車上打盹。在下一生就愛睡個懶覺，不由得也有些兒倦意……，就在此時，突然有人大喝：「下車，就要開飯！」

    睜開眼，面前展現的可又是個平生未曾得見偉大場面，一百來個營帳整整齊齊的搭成個大圓圈，百來輛軍車依次停放在營帳外沿，而每一營帳裡也正好預備了五十來份軍用午餐！而在圓圈中心的草地上，著名的美軍第八軍軍樂隊正不停的演奏悅耳的樂曲。從前，只有電影上看過陸戰隊樂隊在白宮國宴上奏樂助興的寫意鏡頭，而今，這一百二十幾人組成的大軍樂隊在北國寒風中卯足全力的吹打，確也令人精神振奮，食欲陪增。

    餐畢休息片刻，首批車隊繼續東行，一路上，重複的喝了次下午茶，清理了一次腸胃道，再大模大樣地同進一次豐盛的晚餐，大夥兒乃在夜色蒼茫中抵達南韓西岸的仁川港。接著，在美軍後勤人員的接引下，每五百人（正好十車）配給一艘登陸艇，每五艘登陸艇再駛向一艘停靠海外的運輸艦。一等到一萬四千人都上了大船，第二天便在一隊護航軍艦四面八方的擁簇下，駛向台灣。五天後，安安穩穩的分批駛達基隆。

    在下爲了爭發新聞，當晚趕回漢城，隔日即南下釜山搭乘飛機先行返台。不過，聽與戰俘們同艙返台的劉大哥他們說，那是一次秩序井然、平安愉快的海上之旅，美國軍方慎守軍人第一的傳統，把客人們款待得有如上賓，也保護得周周密密。

    四年後，我派去法國，據自阿爾及利亞前線觀戰回到巴黎的駐法武官尹國祥將軍告訴我，他平生吃遍法國，但所曾吃到的最好的法國大餐卻是在阿境前線！西方人尊重軍人，早成傳統，絕不像咱們上下一路克扣軍餉，讓前線大兵喝辣椒湯吃八寶飯，穿得來像叫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