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擔任祕書期間，值得一述的事當然不少，就文字之役說，印象最深長的應是侍候蔣公撰寫《蘇俄在中國》一書(後面簡稱《蘇》著)。因為四十五年這一年，他於處理日常事務之外，手邊與頭腦中幾乎就是這本書。當年六、七月以後一段時間，真是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後面當予申述。

㈠ 如何寫這本書

    《蘇》著最早的底稿名為《和平共存》，始於民國四十四年冬天，按個人體悟，蔣先生起意撰寫這本書，應該有幾個動機和目的：㈠ 當時東西冷戰方酣，所謂「和平共存」之議高唱入雲，蔣認此議對其「反攻復國」立場不利，決意為文駁正，此所以最先有那個書名。㈡ 對國共戰爭在大陸如何失敗，為何失敗，對自己、對國人，乃至對世界想有一交代，同時呼籲世人對共產主義作全盤了解。㈢ 希望以此書紀念他自己七十歲壽辰及與宋美齡女士結婚三十周年。更有一層意思，就是將此書之作，作為紀念他一生心心念念的慈母王太夫人。由他書室之內，始終供著太夫人的遺像，可體會出他的一片孝心。

    陶希聖自陳布雷去世後，無疑已成為蔣先生的第一號「文膽」，加之他攻歷史，對政治史有專研，且長於政論，因此為起稿此書的不二人選。四十四年秋冬間，他先依循先生意思手撰大綱送核，於四十五年春完成「和平共存」初稿呈閱，不過四萬字左右。蔣公看後，大致認為不錯，因此下定決心要充實成書。

    根據我的理解，他原先並沒有想要寫一本近二十萬字的鉅著，無疑是因為著手之後，基於前述諸種原因，引起他思潮起伏，一些久已存在，並目睹親歷與國際及中國共產黨作長期鬥爭的問題，有如浪濤一般，襲擊他的思維，從而使他想藉此機會，一吐為快。自然現實的目的——反共革命、拉美抗俄；當前的任務——反攻復國、重返大陸，更是促使他朝這方面發展的最大誘因。

    《蘇》著的主旨，固然都是他自己策定的，甚至章節條目，大致也是根據他的意思擬定。原始執筆人陶先生雖時受諮詢，但只有擬稿及建議身分，而無權決定內容。事實上大人物回憶錄式的著作，內容上別人總是難以置喙，何況蔣公身分特殊，一生經歷可謂經緯萬端。

    蔣先生身邊幾位有關的高級幕僚如黃少谷、張其昀、羅家倫、張厲生(1901—1971)、唐縱(1905—1981)、張群(1888—1990)，時任總統府秘書長)及蔣經國等都曾參與提供意見，或作文字上的潤飾，這些差不多都是由我經辦。他們的建議文字經納入書中的約有三萬餘字，陶先生奉示補寫的大約三萬字左右，連同原稿計十一萬字。到四十五年十一月間大致定稿時，全書增為約十八萬字，其中六、七萬字大致都是先生為一吐心中塊壘，暢抒個人懷抱，親用毛筆書寫增刪而來。今日原件尚存，應可查考。

㈡ 為這本書廢寢忘食

    這一年，蔣公對這本書的經營，真是煞費苦心。當撰寫進入最緊張階段的當年六、七、八、九四個月，他每天花在運思、改稿、查資料，徵詢意見……等工作上的時間，總在四小時左右。連去南投日月潭、高雄西子灣、桃園角板山當年三個休假處，除處理日常必要公務外，都將全部精力貫注於這書的內容上，有時連定時散步也會酌改時段，因而引起蔣夫人的高度關注，恐因此影響其健康。

    有一次我當場聽蔣夫人說：「噠(Darling 簡稱，兩人數十年的暱稱)，你不能這樣不離開書桌呀!」事實上，先生曾因用心太專而暈倒過。

    至於我在這段期間，如何侍候他老先生完成該書的心願，歸納起來為三件事：㈠ 聯繫有關，提供意見，並妥予彙整，歸入適當章節，減少老先生本人貫通全書的煩瑣。遇有特殊一點的事件或歷史問題，也會向少數專家學人請教，並將其意見簽註請核。㈡ 資料蒐集與查證的工作，儘量向有關單位查閱原始文件，譬如共黨第三國際的發展資料，先生赴俄考察經過等，他自己曾約見同去的人面談。㈢ 整稿、校對，力求無误。記得蔣公習慣於一般用的雙面十行紙上改稿，因為有時行距沒有留夠，還曾指責我為什麼不學學黃少谷送來的稿子，因他是隔行撰寫，增改的空間自較寬鬆了。

    我記得很清楚，當年九月，我們向例尚住陽明山上，有一個星期天，不分上下午，我曾因被召查證資料，上下山達四次之多，前謂蔣公為此廢寢忘食，良非虛語！

    十一月，書大致定稿，書名也是在那時確定的，無疑與英文版名稱一致大有關係。付印前，老先生親自為《蘇俄在中國》封面題字，並用楷書寫了紀念性的代序，前後寫了四、五張，還面帶喜悅地要我看看那一張比較好。書於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由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面世，先生閱後，相當滿意。整整一年繃緊的心情才稍梢放鬆。

    為獎勵出版此書有關人員所付出的辛勞，中央委員會張厲生秘書長奉諭發給我和誊錄全稿、不捨晝夜的蔣良順老同事一萬元獎金，相當於我任總統府簡任一級秘書多月薪資。由此亦可窺知，老先生對於此書圆滿完成的重視，我亦算為此一歷史性的著作盡了本分。雖然俄共已於一九九一年全盤解體，印證了他所作共產主義最後必然崩潰的預言，到今天沒有幾個人還會去看這些被視為老古董的書，然而時代巨輪的碾痕則是永遠不會泯滅的！

    《蘇》著既經出版，翌年四月間，原始執筆人陶希聖跟我說，希望將全卷稿子送給他審閱。當時我向蔣公報告此事，得到應允，即由官邸收發室負責登錄，書記蔣良順將所有的原稿，包括大綱初稿、五行專用便條紙、蔣老先生親筆改過的手稿、到完成的稿子，一併送至位於新生南路的陶宅，並簽名查收在案。這批珍貴、完整的第一手資料一直留在陶宅。現在聽聞中研院院士陶先生公子陶晉生不但保管得很好，而且曾於八十八年間向有關方面公開表示，他會把手邊所存最為完整的《蘇》著原稿及資料，全部交還國家相關國史單位妥善保存，作為今人及後世研究之用。我聞之不勝雀躍。

㈢ 英外文版同步進行

    該書中文版問世前，英文版是同步進行的。每當原稿一章定稿，即送英文秘書沈劍虹兄著手翻譯成英文，每譯出一定章節，隨即送請夫人宋美齡女士核稿。她的英文造詣大家悅服，連自視英國文學及文字超卓的外交部長葉公超(1904—1981，眾稱George Yeh)對她也會禮讓三分。英文本書名Soviet Russia in China，就是葉外長與蔣夫人商量決定的。照我看所以如此命名，除了顯示全書的核心和重點，同時因冷戰方殷，蘇俄為舉世焦點，這樣的書名較能引起注意，而想一窺其內涵。副題更標明為蔣公七十自述(A Summing-up at Seventy)。

    書名與內容相契合，綜論自俄共成立近四十年來，向全世界滲透擴張的策略與方法，而置其重點於析述中國國民黨與中共在軍事與政治戰場上的歷史過程與鬥爭經驗，而後者曾在克里姆林宮的長期積極支持下，將世界人口最多的一個國家——中國，淪於共黨的控制之下。

    作者蔣先生曾以全書逾半的篇幅，剖析國共兩黨自一九二四年至一九四六年二十餘年間，在所謂『和平共存』(peaceful coexistence)的口號下，共黨則一貫地以武力奪取政權。外表上，對國內以為窮人打拼，爭取群眾，對國際則偽裝為「農村改革者」(rural reformer)博取同情。蔣先生以極其痛苦的心情，作了坦誠的自省與分析，同時

   也向舉世做切身的傾訴和呼籲。

    書中殷切奉勸享有自由的國家，誠心接受作者所提警告，就是「任何同意和共黨從事商談的政治家與國家，實無異為其本身自由自掘墳墓。」「而拖延不決的談判乃是共黨的一種作戰方法。」最後結論，自由而統一的中國，必定堅持反共的信心與立場，為國家目標與世界和平而奮鬥到底。

    《蘇》著英文版的出版事宜，是由行政院新聞局局長吳南如負責，接洽對象以美國東岸的出版商為優先，最後確定由紐約第五街相當有信譽的法拉爾合夥公司(Farrar，Straus and Cudahy)出書。書的首頁註明英譯是由蔣夫人指導完成，蔣公序文註明為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一日。英文版於次年六月問世後三年內，陸續有日、法、德、泰、越、韓、西班牙、阿拉伯、俄、葡萄牙十餘種譯文本發行全世界。除日、西二種版本較能銷行外，其餘都屬平平。

    英文本銷路還算不錯，書約訂定時，作者放棄稿費及版稅，改作購書之用。當時台灣在世界各地還有八十五個使領館，加上外交部、新聞局及中央通訊社等的駐外單位，也多少不一買來轉送國外相關研究中國或共產黨問題的公私機構及專家學者，為數據悉超過三萬本，連同銷售合計在五萬冊以上。記得民國四十八年間，德國慕尼黑「蘇俄問題研究所」在《蘇俄研究》第三卷四輯，特別撰專文推薦。我曾應其主持人傅立克遜(Oliver J．Frederiksen)之請參觀該所，覺得其人才頗眾，規模亦大，地位舉足輕重，故將該文譯出登載於《中央日報》，【註】供國人參閱。至於其他各國的評介文章相當多，行政院新聞局應存有比較完整的資料，黨史、國史單位以及幾所大型圖書館也

   多剪存或輸入電腦。

【註】

   楚崧秋， <墓尼黑「蘇俄問题研究所」鄭重推介總玖巨著《蘇俄在中國》>，《中央日報》(民國49年7月17日)， 第2版。 【HGC：此注为原著该节唯一注释，全章注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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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侍候蔣公撰寫<蘇俄在中國>》，原題《侍候撰寫〈蘇俄在中國〉》，是以《覽盡滄桑八十年一一楚崧秋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研院）同名一節內容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

    首發析世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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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公到台灣之後，最費心的除了黨改造之外，就是撰寫《蘇俄在中國》。他利用公餘時間花了好大心血寫這本書，書裡主要是對外敘述蘇聯侵略我國的史實，同時也對內說明政府為何會失敗。蔣公直到臨終前，都認為中共應會垮掉，而蘇聯則不會。他所持的理由是，中共在統治大陸期間犯的錯误實在太多了，從土地改革、大躍進，乃至於文化大革命等，所以會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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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 蔣公與<蘇俄在中國>》，標題爲HGC所擬，是以《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台北：天下遠見）有關內容爲摘錄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

    首發析世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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