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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消息,我是在重慶聚興誠銀行四樓,當時的外交部,得到證實。也就是在這一剎那,我確信東北的光復,將是無可置疑的事了。抗戰五年的中國人。尤其流亡十年的東北人,這時的歡欣鼓舞,自然是不必掩飾。如果說這時的中國人有些幸災樂禍,那決不是對於被偷襲的美國人,而是對那惡貫滿盈,多行不義必自斃的日本人。 日本投降的消息,我是在當時的重慶衛戍副司令劉戡的家裡聽到。他邀我吃晚飯,可是這時的中國人是不會安心在家裡吃飯的。我走上觀音岩,經過七星崗,達到都郵街。一路上眞是人山人海,舞蹈歡呼。八年的苦戰,半世紀的血債,新仇舊恨,這時總算得以昭雪。不過這時我的心境,却比珍珠港事變時,遠為沉重。因為從內外局勢瞻望,東北河山是否眞能璧還,以疑雲重重,實難樂觀。 九一八後不到兩個月,也就是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十二日,當時的訓政黨,在南京中央大學大禮堂召開四全大會,對於東北淪陷,自然是大會一再討論的議題。某次會議,代表羅家倫先生曾發言說:「東三省就是亞爾薩斯、洛蘭。」這話剛一出口,與我同為遼寧省代表的彭濟群先生,在座上奮然起立,揮手高呼,反對羅先生的論據。他力辯我們的東三省,不同於法德相爭的亞爾薩斯、洛蘭。也就是說,東三省是百分之百中國人自己的領土,日本人任何所謂滿蒙云云,都是詭計,我們不能助長他混淆視聽。彭先生是一位和藹謙虛的君子,他當時之所以激昂爭辯,完全出之於愛國懷鄉的情操。何況在九一八之前,他曾為服務桑梓,而擔任過遼寧省建設廳長。就是在九一八當時,為執行對抗日本的港路侵略政策,他還正在主持葫蘆島築港工程。為國家,為故鄉,他是費過心,流過汗的。我與他同是目擊身受九一八之變,不僅患難與共,而且意氣相投。七七事變時,他正以專家身份,擔任華北水利委員會委員長。平津旣已淪陷,他隨政府播遷,奉命在西南各省從事有關水利工程的進行。日本投降後,東三省劃分為東九省,他被任命為嫩江省政府主席。我在外交部備位閒曹,業已十年。彭先生希望我擺脫外交部,擔任嫩江省政府民政廳長。我經加考慮之後,表示我只願接受省政府委員的名義,而另行推薦我的朋友梁中權作民政廳長。彭先生與梁君素不相識,所以仍希望我能接受他的提議。我因而對他說:我很願意幫他的忙,也更願意回東北看看。不過從內外的局勢觀察,東北接收是不容樂觀。我願意以委員的身份,可以多些思索的時間,多注意一些普通行政以外的問題。何況我的朋友梁君有過長期的地方行政經驗。七七事變前,他曾在山東做過齊東縣長。抗戰期間他又曾在江西做過安福縣長。也就是說,在平時,在戰時,在北方,在南方他都具有充分的地方行政經驗。我相信他可以協助彭先生。我的意見最後被彭先生接受了。這一方面表示彭先生為事求人的恢宏胸襟,一方面也表示他對我的信賴。彭先生就是這樣一位沒有城府,心地光明的君子。 由東北行營副參謀長董彥平將軍所率領的先遣人員,於三十四年十月九日飛抵長春。行營主任熊式輝將軍偕同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公權先生,也於十月十二日到達長春。東北九省三市官員,以及中央有關部會所派人員,也都陸續到達。所有人員都集中住在所謂滿炭大樓。為祝賀蘇聯國慶,熊主任在滿炭大樓宴請蘇軍統帥馬林諾夫斯基以下蘇軍高級將領。因為蘇聯沒有協助我方接收誠意,談判 陷於僵局,熊主任於宴請馬林諾夫斯基的第二天,就離開長春,飛回重慶請示,從此再也沒有返回長春。 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張公權先生召集所有住在滿炭大樓的人員宣佈,由於蘇聯不能協助我們接收,政府訓令全體接收人員,從明天起,也就是十一月十七日起,一律從長春撤回北平待命。第二天我是搭乘第五架從北平飛來的軍用飛機回北平。下機後住在翠明莊,據說這是淪陷期間日本軍部的招待所。到北平之後,我發覺一般人對蘇聯在東北一切叻粗刑K友好協定的行動,竟一無所知。對於共產黨在東北由於蘇軍掩護,極力發展的情況,也毫無所聞。我覺得東北情況旣如此嚴重,本匹夫有責之義,認為不應緘默。於是就到河北省黨部訪晤多年老友,當時的主任委員劉瑤章。並且請他協助,用中央的專用電台,拍發一通電報,給在重慶的中央組織部長陳立夫先生、副部長余井塘先生,以及軍政部長陳辭修先生。電文是這樣: 「重慶中央組織部陳部長立夫、余副部長井塘、軍政部陳部長辭修鈞鑒:崑於(十七日)由長春返平待命。東北情勢險惡已極,蘇聯無移交誠意,並積極裝備共黨。我方之失,在於事事遷就,步步退讓,對於蘇方之違約措施,竟未及時抗議,以致對方得寸進尺,造成今日之危局。而我方之動作遲緩,尤為極大之失策,到長之後,並長春市亦未能接收,坐視共黨之猖獗,卽行營本身亦備受威脅。今日進退維谷之間,我方似亦應切實自行檢討,如我方之自我封鎖,自絕於社會及民眾,尤為莫大之失策。為今之計,留長人員.應一律撤回,以示堅決,交涉重心,應移重慶,避免無益之現地談判。同時應將過去一月來談判之經過,及東北之現狀,向世界公開,對國內輿論亦不必再行禁忌。對方旣已公開行動,我方又何必於言論秘密。如仍持對己秘密政策,將無以挽回今後之危局。今日之事,仍為軍事第一,外交第二,至於接收,則非軍事力量達到現地,則所謂領土、主權,皆為空言。行政人員應隨軍前進,不必再去長向對方乞憐。目前我方切宜避免希求蘇方緩期撤兵,而中其詭計。蓋蘇軍一日不撤,共軍勢力只有日益長大,我方原所希望之圓滿接防,將永無實現之一日。 今日之東北,其危險尤甚於九一八,而東北人心之內向,亦遠過於當時。只須我方態度堅定,執行得人,則東北必將永屬於我也。崑仍在平候命,覆電請由河北省黨部劉主任委員瑤章轉。」 不久我接到陳立夫先生一通措詞客氣的回電(見圖片),但事實證明我的電報只是多此一舉。 三十五年一月五日,我突然接到命令,要在一月六日清晨,從南苑搭軍用機飛長春。同機的人員,主要的是嫩江省政府同仁,也就是主席彭先先,以及省委秘書等。另有一位資源委員會所派遣的工礦接收人員張莘夫先生。當時已經是嚴冬季節,關外正是雪地冰天,飛機上當然沒有任何取暖設備,在高空中,大家為寒氣所逼,眞是坐立不安。到長春後,機場除跑道外,遍地積雪,政治氣候與自然氣候,同樣嚴峻冷酷。嫩江省府奉命出發齊齊哈爾從事所謂接收。出發前一天下午,張公權先生邀集彭先生及嫩江省委同仁茶會話別。在茶會中,我曾經請示張先生說:「我們去年十一月十七日,奉命從長春撤回北平,現在我們又奉命前往齊齊哈爾接收,可否請張先生告訴我們,當時我們所以撤退的原因,現在是否已經消滅,也就是說蘇聯對於我們的態度是否眞有轉變,而能誠意協助我們接收?」我這個問題,張先生似乎感覺突然,反應頗不愉快,而只是說,蘇聯協助我們接收絕無問題。並且說我們可以率領一部保安隊一同前往,另由行營發給東北流通券四百萬元用為行政費。我看張先生旣然不肯深談,再談只有更不愉快,因而我只是說,彭主席當然率同我們奉命前住齊齊哈爾,至於能否順利達成任務,恐怕還要看實際情況的演變。 我們於一月八日晚從長春搭中長路火車去哈爾濱。從傍晚到深夜在車站守候幾個小時,這充分證明蘇聯從開始就故意與我們為難。當時同車的,還有松江省政府主席及委員,莫德惠先生也同車前往。當時東北已經很冷,而火車上也居然沒有暖氣,蘇聯之惡作劇,固然可恨,而所謂四强之一的中華民國政府人員,在自己的領土,處此喧賓奪主的境遇,未免難堪。火車時進時停,車上的人受盡了折磨,直到第二天傍晚才到哈爾濱。我們是由當時號稱已經接收了的哈爾濱市政府出面迎接,嫩江省府全體人員被招待住在偽滿時期的哈爾濱海關。 馬林諾夫斯基派一名上尉聯絡官隨同我們去齊齊哈爾,他名叫巴久克,也與我們一齊住在哈爾濱海關。嫩江省府從重慶出發時,就邀請一位精通俄文的秘書趙德厚先生(現在臺灣做律師),我商同彭先生要趙先生與巴久克密切聯繫。到哈爾濱之後,哈爾濱俄軍地區司令卡札克夫又派一名上尉聯絡官名叫納爾欽,也陪同我們去齊齊哈爾。另由俄軍總部派俄兵八名,由俄聯絡官率領,陪我們一同前往。 在起程去齊齊哈爾之前,彭先生要去拜訪哈爾濱蘇俄地區司令卡札克夫,我陪他一同前去。會見的時候,卡札克夫態度冷酷驕橫,不僅無所謂友好,甚至可說充滿敵意。我曾經請彭先生問他,是否已經正式通知齊齊哈爾俄軍司令官,有關協助我們嫩江省政府接收事宜。他支吾其詞,不作肯定答覆,只是說,你們到達以後,再行接洽。不過他聲明,去齊齊哈爾的火車,他一定下令準備應用。我們覺得與他深談也無用,只是聲明我們就去齊齊哈爾接收,希望蘇軍根據中蘇友好協定予以協助。 我們於一月十六日深夜,從哈爾濱坐蘇軍預備的專車去齊齊哈爾。我為與兩名蘇軍聯絡官聯繫方便,所以要他兩人和我同住在一個包房。巴久克態度冷酷,相貌醜陋,是一個典型俄國人。納爾欽氣質溫和,相貌清秀,倒頗像西歐人。臨睡時,他們卸下他們佩帶的手槍。他們看我也帶有自衛手槍,彼此無意義的相視一笑。第二天清晨,到達齊齊哈爾,可是車站上並沒有看到俄國軍方的接待人員,只是由偽滿嫩江省長申某(現在臺灣)出面歡迎。實際在我們達到之前,中共已經接收過嫩江省政,並且已經由申某移交。現在蘇聯偽裝協助我們接收,所以又命令共黨偽主席于毅夫退出齊齊哈爾,另行指使偽滿省長申某出頭歡迎我們。當時申某預備汽車一輛,另有幾輛馬車。我當時請彭先生乘汽車前行,我與其他省府同仁,分乘幾輛馬車前往。路旁站有許多市民,我們不斷向他們揮手表示答謝,實際這不過是虛張聲勢,自我表演。我們的住所,就是偽滿省長的所謂官邸。到達之後,申某的太太大肆張羅,殷勤接待,這也足見動亂時代,反淘汰作用之發揮,非親眼目睹,難得領略。 我們到齊齊哈爾之後,面臨以下各問題,必須立謀對策。(一)俄軍故意冷落我們,我們只有採取無視態度,獨行其是。(二)共黨在蘇軍掩護下,伺機蠢動,我們必須警戒,但絕不能示弱或退卻。(三)偽省長以下各人員意存觀望,對他們不能漠視。(四)日本關東軍雖然被蘇軍消滅,可是一般日本居留民還有若干萬,他們雖然不敢參與政治,可是他們的生活問題與社會秩序必有影響,所以對他們也不能不加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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