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穩了腳步

    民國三十九年的春天，局面雖然仍然陰黯，但在陰雲密佈中，卻有著放晴的跡象。國軍在大陸上的據點，雖然越來越少，但台灣卻是一個開朗的局面。

    李宗仁自從自己宣佈，在美國遙領國事後，已為全國人民所唾棄。他的存在價值，愈來愈小，在政治上，去了一個絆腳石，也去掉了一個革新的障礙物。

    一月初，各方面呼籲蔣總統復行視事的呼聲，越來越高，閻錫山的內閣，也不再像李宗仁代總統時代，受到許多牽制。在閻內閣中，沒有人再抱著與共匪和談的幻想，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反共內閣。局面由濁而清，中央政府開始站穩了腳步。那是自大陸上倉惶撤退中，開始重整旗鼓的起步。

    在美國，也逐漸開始結束她的觀望政策，那時支持我們最積極的美國官員，是駐東京的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元帥。那位具有遠見的軍人政治家，不斷的在東京發表聲明，說明共匪笓�大陸是亞洲的亂源。在華盛頓，杜魯門所領導的民主黨政府，也開始認識共匪的面貌，清楚的瞭解到，中共匪幫，不是中國的「土地改革派」，而是不折不扣的共產黨徒。因為那年的一月十四日共匪佔據了北平的美國領事館，迫使國務院在十六日下令，撤退美國留在大陸上的外交人員。結束了她的「觀望外交時代」。

葉公超和記者鬥法

    在美國的態度逐漸轉變的當時，而她的盟邦英國，在外交政策上，卻和她背道而馳。英國在三十九年的一月六日宣佈承認共匪，那是自由國家中，繼印度之後，第二個承認匪偽政權的國家。

    在英國承認匪偽政權的當天，外長葉公超，剛剛自香港公幹歸來不久，他借住在信義路何世禮將軍的公館。那一天黃昏時候，中央日報的採訪主任王洪鈞，新生報的政治記者李蔚榮，中華日報的採訪副主任卜幼夫和筆者四人，約好到葉公超的住處去訪問葉外長。我們按鈴之後，出來開門的，竟是葉公超本人，葉接過我們的名片之後，看了一遍，開始問道，那位是王洪鈞，那位是李蔚榮，那位是……他在「點名」之後，臉色鐵青，然後說：「有什麼指教？」

    卜幼夫嘴快，首先開腔：「部長知道，英國在今天，承認了中共匪偽政權？」

    「我在一個禮拜前就知道了，那不是新聞。」葉公超答。

    「我們想請部長，就英國承認匪偽政權事，表示一點意見。」王洪鈞極其禮貌的說。

    「你們兩位還有什麼話要問？」葉先生看了我和李蔚榮一眼。

    「我們為同一個問題而來」，我答。

    葉外長一腳站在門裡，一腳站在門外，向我們每一個人，臉上瞄了一眼。他開始憤怒了！

    「那是國家倒霉的事，我無話可說。」他的聲音很大，然後很快的把站在門外的一隻腳退了回去，拍的一聲把門關上。

    我們四個人，相對無言，呆若木雞，側耳聽，院子內的沉重腳步聲，由近而遠。除了葉外長沒向我們臉上吐口水而外，彷彿一切的侮辱都加在我們的身上，似乎到了難以容忍的程度。這時候李蔚榮發言了，「這傢伙真是狂妄極了！」於是卜幼夫約大家到中華日報的採訪組計議對策，給葉公超一點顏色看看，計議的結果是：大家發一個通稿，由幼夫馬上執筆，新聞稿的大意是：「外交部長葉公超由於英國承認共匪，已向行政院長閻錫山提出辭呈，以表示其在外交上失敗的責任，一般相信，他的辭職，可望獲准……。」當時大家並約定，一致向編輯部建議，至少以兩欄加框刊出。

    第二天新生、中華、公論三家報紙，都照原文刊出，祇有中央日報一家，沒有刊登，當然王洪鈞在第二天上午就受到我們三個人的圍攻，王洪鈞也向我們解釋，他寫了那條新聞，卻給總編輯扣留未發。

    那一條「花邊新聞」，葉公超後來沒有加以否認，政府發言人也沒有替他否認，不過在一週以後，葉部長曾約我們幾個人到他的辦公室喝清茶聊天，解釋了一下英國承認共匪的背景。聽他講的頭頭是道，而且態度誠懇。不禁又對他肅然起敬。每個人都後悔不該發表「替他辭職」的新聞。同時也想到在英國承認共匪那天，他也確實「無話可說」。葉公超在送我們出他辦公室時，幽默的說：「我的辭呈，給閻老西退回了，你們沒有成功，我也沒有失敗。」於是大家相視而笑，結束了那次鬥法。在以後葉先生擔任外長期間，我們合作得很好，並且很敬重他。因為他做人誠懇，氣量很大。而且謀國忠誠。

    不過我們在英國承認共匪當天去訪問他，確確實實，是基於愛國心，因為我們恨英國恨得咬牙切齒，希望葉公超，能罵罵英國政府，講幾句激烈的話，讓我們寫出來，出出胸中的一口悶氣。

虎虎有生氣的外交部

    當時外交部借租了延平北路永樂町的一家飯館「小春園」的地址。外交部全部人員不到一百人，政務次長是胡慶育，常務次長是時昭瀛，他們辦公的時間，不分晝夜。重實際而不講形式。

    時昭瀛是常務次長兼情報司長，也是外交部的發言人，他的辦公室的門，經常敞開，記者們可以不經敲門手續，逕入他的辦公室。但他的性情急燥，而且有學問有見解，所以記者訪問他時，必須提出夠水準的問題，如果同業們提出的問題，是平庸而不深入的話，時先生會當面指責，回去好好查查資料，再來發問。他對於人的愛與憎觀念，特別強烈。如果他發現一個記者夠水準，他會勸那位同業進外交部工作。

    我常在他的辦公室中，看他批閱公文，是就說是，非就說非。他的作風和他的性格一樣，急燥而又爽快。當同業們向他採訪時，他該告訴的就直言無隱，而且說明，那些事情，可以引用他的名字發表，那些事情，可以作為新聞記者自己採訪所得，而不要寫出他的名字。

    胡慶育的性格，較之時昭瀛略為溫和，他接見記者，要經過選擇，並作幾次試驗，看看那位同業在發佈新聞上守不守信，然後再決定是不是繼續和那位同業交往。

    他的辦公室，有些記者可以敲敲門就進去，有些記者，則要透過工友遞上名片，那些人可以敲門而入，他辦公室的工友都十分清楚。

    胡先生和時先生都喜歡喝兩杯，遇到他們高興時，晚間也會約一兩個記者，到圓環或永樂町一帶小酌。當時中央社的記者康繼宏，便是時昭瀛喝酒的伙伴。採訪外交部新聞的記者，都有一個感覺，那是新聞記者的人格和職業尊嚴受到了尊重。

    由於兩位次長對記者不錯，所以同業們到各「司」去採訪，也都笑臉相迎。在工作上很容易展開。時昭瀛和胡慶育，更有一個長處，那是雖在深夜，他們都自已接聽電話，不必經過傭人的通報。

    至於外交部長葉公超，他每天僅看幾件重要的公事，有些事情，兩位次長就可以作最後決定，替他當家。我們常從門縫中看葉公超，一手擺在額頭上，一手托腮，在思索問題，他每天用於思索問題的時間，比他看公事的時間要多。同時他不大用工友請兩位次長到他房間去談問題，他經常跑到次長房間內，移樽就教。

    我們看到三位外交首長的相處，真是水乳交融，雖然他們之間，也有些問題，會引起爭論……

    那時的外交部給與我的印象是：人數不多，而工作效率很高，是一個虎虎有生氣的外交部。

羅家倫下旗回國

    民國三十九年一月十日，在二次大戰後，第一個下旗回國的駐印度大使羅家倫，回到台北。羅家倫身材短小，講起話來，嗓子有些嘶啞，為人也頗自負，但他對於新聞記者，卻十分合作。

    一月十日他在印度發表了慷慨激昂的告別書，當天就返回台北。他回台北時，沒有看見他帶什麼行李，卻看見他雙手捧著國父的遺像，步下機梯。當他被記者包圍時，他痛斥印度政治領袖的愚昧無知，他用嘶啞的聲音說：我們要加倍努力，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記者們問到他未來的出處時，他說：只要國家有希望，個人的進退出處，他都不考慮。

    羅家倫在抗戰時，作過中央大學的校長，也是五四運動時的一員健將，他是有理想，而且講原則的一個學者。他自印度回國以後，我和中央日報的採訪副主任龔選舞先生，常去找他聊天，他每談起一個問題，總有一個結論。

    在三十九年春天，許多官員們，都被失敗主義氣息所感染，但他對未來的局勢卻十分樂觀。有一年他擔任高等文官考試的典試委員，要我做他的襄試委員，他在電話中操著嘶啞的聲音說：「我請你幫我看看卷子呀！你不能推辭呀！啊！看國父遺教，你幫我出幾個題目，做我的參考。」剛好中間電話斷了，於是他再掛過來說： 「事情已經講完了，因為電話中間斷了，怕你誤會，所以再接一次電話。」

    羅先生一生中，似乎都沒有好好休息過，前幾年他得了健忘症，住在榮民總醫院，每天他喊著要上班，要簽到，於是家人祇好拿了報紙，取過毛筆，給他簽名。

    有一次我去看他，他突然清醒，用手比劃比劃，意思是問我還寫不寫文章。但再過一會兒，他的家人給他拿藥吃時，他卻謙讓著讓我先吃一顆。他住在家裡時，也偶而要摘取畫上的葡萄吃。

    這多年來，在我記憶中，最深刻的是他雙手捧著國父遺像，下飛機時，表情凝重的情形。

在聯合國奮戰的蔣廷黻

    三十九年一月十一日，駐聯合國的蘇俄代表，向安理會提案，排斥中國代表權，當時的情形很壞，我國代表團中，並且有人向常任代表蔣廷黻建議：把中國代表團的經費分掉，讓代表團的工作人員，各謀生路，被蔣廷黻博士痛斥了一頓，始作罷論。當這一消息，用耳語的方式，傳到台北時，我們將信將疑，後來蔣廷黻博士第一次返國時，我曾私下的問過他，有無那件事，他肯定的答覆：「有的，一點也不錯」。

    當時的蔣廷黻博士，不但沒有灰色，而且加倍奮鬥，因而蘇俄在十一日安理會提出排斥中國代表權問題時，即被否決。十四日蘇俄代表第二次再提出那個案子時，再度被否決。

    當然那時蔣廷黻博士，在安理會中，有許多朋友，而且他也善於運用形勢。當時他的奮戰是頗為艱苦的，我們在外交部採訪時，常見他發回的電報，有時葉公超也主 動的掛長途電話給他，當時最佩服他的是外交部次長時昭瀛，時先生在以後的幾年中，一談到蔣廷黻時，便稱道他為了維護中國代表權，所做的第一回合的奮鬥，和他常常在聯合國中，怒斥蘇俄代表的許多故事。

    但蔣廷黻博士，對於他自己的成功，卻從不居功，他每次回國述職，都解釋他的一點成就，完全是政府決策的正確，和國內同胞的鼓勵。

    三十九年春天，我國的駐美大使是顧維鈞，他在華盛頓和在紐約的蔣廷黻也能密切配合，論外交資歷，兩人都比葉公超為深，但他們對葉公超卻很服氣，而葉公超也不妒忌他們的才華，我們採訪外交的記者，私底下稱顧、蔣、葉為外交「三劍客」。在那段風雨飄搖的時期中，他們都揮動了自己的利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