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十七年的夏天，因戡乱軍事，節節失利，白崇禧將軍拜華中司令長官之命，坐鎮武漢，並特地把安徽省主席李品仙調任副司令長官，以資襄弼（李品仙調任後，安徽省主席一職，由夏威將軍繼任），策劃華中方面對共軍作戰事宜。筆者那時已經解除了軍職，經民選爲廣西省立法委員。在立院休會後，便離開南京返回桂林小住，對李、白兩公之事，很少參與。

    不料到了那年的冬初，白將軍故人情殷，却從漢口接連打了幾個電報來桂，促我赴武漢去小住些時。白氏的意思是，彼此多年袍澤，久共戎行，在國事蜩螗的時候，大家能聚在一起，常常談談，也是好的。我接電後，正在考慮或行或止，而白氏從漢口派來迎載的飛機已經飛到桂林了，於是，便決定尅日動身前往，登機啟程之日，同行者尚有廣西省主席黄旭初（現居香港）、廣西軍管區副司令呂競存（現爲國大代表，居台灣）、民政廳長李新俊（刻下僑居婆羅洲）、財政廳長陽明炤（陽氏前年在港撞電車，重傷不治逝世）等數人。我飛抵漢口後，即下榻於白氏私邸，成爲他家裡經常座上客之一。

    當時因爲華北方面，傅作義已以「局部和平」方式投共，直魯豫各省都告變色，林彪盡驅精銳由東北大舉入關，銳不可當；戡亂的軍事，已陷於極端不利的形勢中。而國軍則集中七、八十萬衆主力部隊，在津浦鐵路線的徐（州）蚌（埠）一帶，作縱深部署，準備吸引共軍於此，作一鼓圍殲之計。當時東北、華北雖已變色，而國軍實力仍極雄厚，集中於徐蚌一帶各部隊之裝備以及所擁有的新武器、戰車等，亦爲抗戰以來的精華，可見當時中樞對於這一塲决定生死的徐蚌大會戰，已抱有孤注一擲的决心。

    我住在白氏私邸，早晚都和白氏見面，除了他處理要公的時間外，有時晚間我們常喜談到深夜才就寢。當時武漢方面並非對共軍作戰的主戰場，雖然軍運頻繁，呈現一片戰時景象，但社會秩序如常，人心尚還鎮定，但在豫南、鄂東以及大別山區一帶活動的共軍，也有六、七萬人，屬於劉伯承縱隊。而白氏那時在華中區所統轄的部隊，除了廣西原有的第七軍（軍長李本一）、第四十六軍八軍（軍長張文鸿）、第四十八軍（軍長譚何易，現居台灣）三個軍共約八萬人外，另外則有河南張軫（張原任河南省主席兼兵團司令）的雜牌保安部隊一萬餘人，另有滇軍鲁道源和川軍楊森兩部亦共約萬餘人，都劃歸白氏指揮。但可惜這些隊伍皆已兵疲械窳，不堪一戰。綜計當時白氏在華中所統轄指揮的兵力，共約十三萬人之譜。

    在民三十七年冬和三十八年初——也就是我住在白氏私邸的那一段時間裡，有兩件事情確使白氏傷透腦筋：其一是，襄（陽）樊（城）防守司令官康澤不聽命令，使襄陽失陷，康亦被俘，武漢震動；其二是，當徐蚌會戰失利，徐州將被圍困時，中樞電令白氏要將華中的主力部隊第七軍調往增援徐蚌，侧擊共軍。白氏那時格于華中情勢危急，而兵力微薄，在勢無法抽調，懊喪之餘，竟對中央電令，久置不覆。而且以後又貿然發了一個電報到南京，竟演變成所謂『桂系逼宫』，以及蔣氏引退、李宗仁代總統一幕歷史性的大悲劇！

    這件事，確實太重要了，我們今天舊事重提，絕不宜再談什麼『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因爲我那時是住在白氏家裡的客人之一，朝夕聚首，無所不談，對於個中曲折，是全盤瞭然的。如今痛定思痛，我當就我所親歷、親見、親聞的一切內情，從實紀述出來，或可供後世史家参考之一助。

    這裡先述康澤失守襄陽的經過：當民三十七年冬，共軍賀龍、孔從周等部，分由陝南、豫西竄擾鄂北，襄樊告緊。贺、孔等共軍雖約有三萬，個戰況逆轉，到處風聲鶴唳，自亦不敢輕視，襄樊既爲鄂北重鎮，不能有失，而康澤此時乃自告奮勇，向中樞請命，願負襄樊防守之全責；令下後，康並率帶中央軍與川軍各一個師馳往部署，過漢口時，康曾謁見白氏請示機宜（因襄樊亦屬華中司令長官指揮範圍之內），晚間白氏曾約康澤到私邸便飯，我亦在座，談笑殊歡。翌日康即馳赴鄂北前線去了。

    康澤去後，白氏曾與我等論及襄樊防守問題，並顧慮康澤久任特工工作，甚少親臨戰陣，恐其指揮經驗不足。因襄陽與樊城相隔着一道漢水，且河面廣闊賣屑，不易兼顧，兵力佈署，不能稍有差池。數日後，共軍果已沿襄樊節節猛犯，白氏遂急電康澤，着令放棄樊城（樊城在漢水北岸），固守襄陽；并一再堅矚守野勿守城，佈防應依襄陽城外之山形構築工事，俾進出攻守，有活動運用之餘地，萬一軍事不利，尚可進退自如，若以守城爲重點，一旦被圍，將成甕中之鼇。白氏電報與電話雖接連不斷，與康保持連絡，無奈康抵襄陽後，一切自作主張，對白氏命令置若罔聞，而且逕行電呈中樞，報告守城較守野爲上，康的理由是：城可固守，而野無把握。

    彼時中樞亦以康澤既身在襄樊前綫，當較白氏爲瞭解當地實際狀况，在軍情緊急之下，乃電令康澤可自行决定，便宜行事。蓋康澤實際上已有點氣餒，不過欲憑城自守而已！

    當襄陽與南京間無綫電報往來時，恰巧又被華中電台所截獲，白氏得見中央覆康之電令，爲之焦急莫名。康既不服從華中指揮，拍去電報，竟亦避而不接，而白氏又深知襄樊地形，襄陽城里，大而無當，决難固守。在無可奈何中，特派一軍用專機携載命令飛往襄陽空投，務令康澤守野，切不得守城。迨專機飛臨襄陽上空時，機上人員俯視地面，已可清晰看見共軍那時已對襄陽山地向城中猛轟，城中秩序已亂，命令已無法投下。專機只得折返漢口回報，白氏聞耗，頓足叫苦不迭。因康澤所率中央部隊，携有最新大砲三百餘尊，未經施展，反以資敵，如此作戰，尚有何說！

    襄陽不旋踵即被共軍所攻佔，康澤本人亦被俘。在那幾天內，白氏繞室徬徨，寢食難安，「小諸葛」至此，亦難有「安居平五路」之能耐了！再過幾日，鄂北共軍乘勝向南威脅，武漢外圍又增加一大壓力。此時白氏乃迫得將第七軍自鄂東麻城一帶調至信陽、花園，以固武漢三鎮的正面。就在此時，又接獲湖南方面程潛與陳明仁不穩消息之密報，而徐州被圍，中央電調華中第七軍前往徐蚌增援，侧擊共軍之命令亦先後到來。白氏面臨此重重危局，一時確有無從措手足之苦。在憂憤交集之下，他對于中央電調第七軍的命令，竟爾久置不覆。當時他的抗命之舉，即曾引起甚多流言。

    我等那時既爲白氏座上客，得常在白氏私邸參閱各處重要電文，且供白氏諮詢。有一天我曾問白氏：「劍公！中央電調第七軍的命令抵此已有好些天了，不知已呈覆中央否？」

    白氏聽我這麼一問，先長嘆了一聲，緊縐着眉說：「任民！你難道還不知道？今天武漢所以能够屹立不動，完全是憑仗着廣西原有的幾個軍在做重心，一旦抽調，形勢空虚，如今共諜滿天飛，絕對瞞不了敵人，徜劉伯承乘虚聯合鄂北共軍大舉進襲，我們拿什麼來應付？你又叫我怎樣呈覆中央？」

    我一面微搖着頭，一面却向白氏說：「困難自是實情，但在今日之下，劍公似應早日向中央婉加呈述爲宜啊！」

    白氏答說：「我何嘗忘掉這件事，也可以說無時無刻不在盤算這件事，如今湖南方面既呈動搖，部隊調走，武漢空虛，我們都只有束手被擒，大局將更不可收拾！」

    白氏說至此，畧爲頓了一頓，我只好等他再說下去。他果然接着說：「在徐蚌作戰的部隊，都是我們的精銳之師，我相信不致一敗再敗的，再等幾天，當有消息。何况由此間行軍至徐蚌前方，亦緩不濟急，在徐蚌戰場言，不過杯水車薪徒使武漢空虛，華中憑什麼再保守得住？權衡輕重得失，我相信中樞一定瞭然這種情况的啊！」

    我又說：「劍公！你固然是爲了整個大局而如此籌策，但你這樣對中央久置不覆的辦法，萬一徐蚌真的一敗塗地，中央對你豈能諒解？何况到了那時，不也一樣是不可收拾嗎！」

    白氏這時只有低頭喟嘆，悶坐在椅上，良久不作一語。

    到了十二月廿日後，徐蚌戰況，敗報日至，至廿四日徐州陷落之訊傳來，終至全軍覆沒，冰消瓦解。白氏此時，愈形憂惶，在那幾天裡，我們幾人在白氏私邸經常與白氏談至午夜，所談者無非戰局問題，至今已無從詳記，惟大家面對那時的情勢，似皆有束手無策之感。尤以廿四晚間，時鐘已鳴三下，始各自歸寢。次（廿五）日午膳時，我與旭初、競存均在座（此時李新俊、陽明炤已返桂林），見白氏施施然步入飯廳，兩目發赤，似乎通宵未睡。白氏剛一坐下，便從衣袋中掏出了文稿一件，隔桌先遞了給我，並說：「任民，我昨夜心緒如麻，整晚不能入睡，爬起來擬了一張電稿，拍給南京的敬之（何應欽）、岳軍（張羣）、文白（張治中）等三人，講他們轉呈總裁，你先看看，再交給旭初和競存過目吧。」

筆者按：

    白崇禧將軍坐鎮華中時，鑒於大局逆轉，曾以黨員身份向蔣總裁進言，且基於實際情况，盡情傾吐，指出不能再戰之三大理由；在白氏言，實爲當時情势所逼而出此。

    惟白氏在一念之間，只知言所欲言，對電文措詞之直率與偏激，未加考慮，實深遗憾！遂使蔣先生閲後大受刺激，且毅然引退，一時竟有桂系「逼宫」之傳，以後之種種演變，當非白將軍之始料所能及。

    上節寫到白崇禧將軍步入飯廳坐下後，便從衣袋裡掏出來一張電稿遞給我看；我接過來時，還以爲只是一份比較重要的公文而已，我便慢慢的看電稿，白氏則斜靠在對面的椅子上，兩只手插在褲袋裡，仰視着天花板一聲不响。而這封電稿，我却越看越覺得不妙，不覺從頭至尾的一連讀了兩三遍，上面寫的是：

   「南京何敬之兄、張岳軍兄、張文白兄：×密，請代呈總裁鈞鑒：近日大局，愈見危殆，自抗戰以來，人民傾家蕩產，備受慘重犧牲，而生命損失，尤爲難計！故自日本投降，世界和平，國人無不額手相慶。不意共禍突發，又復蔓延全國，而人民厭戰之心已久，只求安居樂業，不問政治是非，長此戰爭，人心日惡，我政府應再以和平寬大昭示全國，實爲必要，共匪横暴，人必棄之，時勢至此，爲爭取全國人心，實難再戰者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