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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說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中國軍民在蔣公領導下，經過八年浴血抗戰，贏得了最後的勝利。尤其光復了在日本統治下五十年的台灣、和十四年的東北，使該兩地區人民重見天日，投入祖國慈母般的懷抱。我當時剛滿十四歲，飽嘗日人的鐵蹄壓迫，孩子早熟、人民愛國，是自然而然的現象！

    如前所述，東北光復之日，亦即蘇聯紅軍抵達之時。他們在瀋陽駐進日本佔領中國的北大營後，官兵便有計畫的到所有工廠，將製造母機和重機械拆下，裝載在火車上一列接著一列運往蘇聯，據說當時時價總值約在五十億美元以上。同時將繳獲日本軍隊之全部武器，統統交與林彪之八路軍令其坐大。在另一方面，根據蘇聯與中華民國新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規定，紅軍應於戰爭結束後三個月內，完全自東北撤出。換言之，蘇軍應在同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前離開東三省。雖經外交特派員蔣經國先生不斷交涉，紅軍賴著不走，繼續遂行其掠奪「劫收」之能事，直至次年（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始完全撤離。綜結紅軍盤踞東北八個時間【析世鑒：「八個時間」，原文如此，似為「八個月時間」之漏植。】，除大肆「劫收」外，不僅強迫日僑婦女充當「慰安婦」，並到處強姦東北婦女同胞，大家為了瞞過「大鼻子」，婦女們全把頭髮剪成男式「分頭」，並改著男裝，以期「避禍」，熟料蘇軍會去撫摸乳房，因適時冬季，有時誤將美男擄去，照樣難逃污辱。筆者的姐妹以及親戚，都被藏了起來，嚇得幾個月全都不敢走出大門！

   「拿了人家的手軟，吃了人家的嘴軟！」這是人情之常。中共從紅軍那裡得到了好處，自是感激萬分，稱蘇俄是老大哥倒也無可厚非！但面對他們禽獸不如的罪行，既不抗議，更不指摘，任其為所欲為，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以中國人立場言，中共只知一黨一己之私，不顧國家的尊嚴和人民的死活！老實不客氣地說，東北老百性【析世鑒： “老百性”，原文如此。】已把中共給看扁了！然八路軍為了擴軍增強造反資本，更在地方上實施對地主進行清算鬥爭！並非法將地主裝入麻袋中，投入嚴寒下冰窟之冷水中，任其凍死！或用馬將地主活活拖死！同時更用「熱坑」烙餅方式，當人無法忍耐而不得不搖動身軀時，即被指為表示願意參軍之卑鄙手法，欺騙人民，壓迫人民！故有識之士，無不奮起反抗，但「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都成了中共槍刀下的冤魂！

    筆者由少至今，最愛書也最喜歡讀書。光復那年，學校固然解體，但我有些因「反滿抗日」坐牢或被罷黜的老師們，不久全回來了！於是同學們和老師們有了往來，而後者決定以自動自發方式，旨在傳道、授業、解惡，以補日治時代「奴化教育」之不足，尤以國文、史、地，英文、數學為主。前後授業雖僅半年，但要比過去八年「鬼子教育」所獲的心得，真不可以道理計，特別是民族思想和時勢教育，對於一個青少年而言，有其不可磨滅的影響。

    一九四六年四月以後，因國軍光復瀋陽，學校不久複校，改建新制。吾校併入遼寧省立瀋陽第一中學，亦即偽滿第五國民高等前身，該校在日本浪人惡毒薰陶下，過去因鬥狠鬧事出名，有「五驢子」之稱。除了英式足球年年蟬聯冠軍外，實在一無所長。不過，新的校舍是原日人「城東小學」所有，建築宏偉，採光一流，與吾原中學校舍相比，該是最高學府的等級了。足證日人前在東北，處處享受特權，高人一等。該一中除了原「新城子國民高等學校」的學生外，還有瀋陽市附近的其他六所學校，被合併進去。有不少同學為了從頭開始，故意降級，因此高班學生較少。我則為了減輕家庭負擔，不降反跳，由於自知用功，成績尚還差強人意。經歷過的校長有任佩霖和李恩浩兩先生，他們全是接收大員，而訓導主任李廉和歷史老師張剛鍵，都是從日本憲兵隊的牢裡出來的！這四位老師對筆者影響最大。在學校普遍不安的情形下，第一中學學風該算是最好的了！記得當時省主席，亦即「九一八事變」時任瀋陽北大營團長的王鐵漢將軍，特蒞校訓勉。後來在台有緣與他們夫婦結為亦師亦友。

    一九四八年六月，黃埔軍校到東北第二次招生，亦即招考第二十三期學生，於六千餘名報考的青年中，共取了六百人。校長對我們考取的九人，特予接見鼓勵。時因國軍到處抓兵，不敢輕意離開學校，直到報到最後一個星期，才返家徵求父母同意。當時正有國軍炮兵團，駐防家鄉，住我家之連長、觀測員全是軍校前期同學，他們得知雙親難下決定，便從旁說項，同稱軍校現改新制，入校新生將來允文允武，前途無可限量。加上當時有錢有勢之人，莫不設法飛往京津及其他後方地區，我家累世務農，自不願變賣祖產而他往，然能送子去四川成都，機會難再。當時東北局勢，已呈不穩，但見國軍裝備精良，士氣高昂，縱有挫折，亦認短暫，對未來和長遠而言，仍大有可為。那時家中，我走之後，即無青壯之人，蓋長兄已去世七年，侄與侄女，俱皆年幼，但經族人及老師們權衡結果，眾皆贊同。相信我的二老在兩難情況下，最後終於首肯。還清楚記得家父家母一直牽著我的手，把我送到車站，那是八月間的一個早晨，從那以後，再也沒有見到他們了。

    同月，招生處負責官員陪同我們搭乘軍機飛往錦州，是時正是東北人所說的「青紗帳」季節，從機窗俯視美麗的河川農田，綠油油一片，美麗地令人會多看幾眼！那也是第一次鳥瞰故鄉大地，後在錦州目睹國軍構工，大有山雨欲來之勢。我們再從錦州坐火車到秦皇島，在該地乘海輪至上海，後又接乘江輪，逆水而上，因首次看到我國大水長江，真是興奮異常，樂而忘憂。直到重慶，得知長春失守，共軍主力南下……局勢雖與我不利，對衛立煌、杜聿明、廖耀湘、范漢傑等將軍及其所屬部隊，仍抱莫大信心！約於十月間，到達成都，是年十二月一日正式進入了陸軍軍官學校第廿三期入伍生第一總隊受訓。正是：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秋季，國共內戰由高峰進入最後階段。而國軍敗象，已暴露無遺。徐蚌（中共稱之淮海戰役）會戰的失敗，首都南京的失守、長江天險之不足恃，國軍由北向南，節節敗退。不旋踵間，廣州不保，政府機構被迫撤往陪都重慶。很不幸，第十六兵團羅廣文司令，率部叛變。重慶步廣州後塵，陷入共軍之手。

    國府於是又搬往成都，陸軍軍官學校校本部成了蔣公的臨時行營。最高當局鑒於軍心不穩，為防意外，改由軍校廿三期第二、三總隊學生擔任警備工作。當時只見冠蓋雲集，高官顯宦此進彼出，絡繹不絕。

    約在十二月初，在我們尚未覺察時，政府機構舍我們而去。官校校本部一下子變成非常冷清，真的門可羅雀，而且令人恐慌不安！官校於民國十三年六月十六日，由國父親自創建以來，到大陸撤守前共有三位校長，即蔣公、關麟徵和張耀明兩將軍，關張的官階均為中將，且為蔣公的官校第一期學生。關校長於抗戰勝利後接任校長職務，直到三十八年秋轉任陸軍總司令時為止。後來，蔣公便任命了關將軍的長期副手張耀明將軍，出任軍校第三任校長。軍校教育長吳允周將軍（軍校三期）、政治部主任王錫鈞將軍（軍校一期）繼續留任。而學生總隊的三位總隊長，分別是蕭平波少將，李邦藩少將和董桂森上校。還有教育處長李允中少將（軍校二期），他後來擔任軍校遷校行軍的指揮官。也主宰了我們這批「末代軍校」學生的終生命運！

    國府中央對高級將領及其眷屬撤往台灣一事，可能早有決定。故吳、王二氏及其家人，全不辭而別！張校長人雖在成都，但卻把帶領學生的責任，交給了李允中和三位總隊長。接著，他們奉命要把校本部和學生遷往雲南的大理。自那時起，似已註定前景不佳，命途多舛！

    初，全校師生、官佐、士兵，奉命整理行軍裝備，並要設法「輕裝」，力求以能攜帶能量和必需品為主。於是大家把皮鞋、皮靴、蚊帳等較受市民喜愛的東西，全部賣掉花用。乃於是年十二月十七日，由指揮官李允中將軍率領大約近萬的大隊人馬，悻悻然離開我們愛戀的蓉城，向遙遠的目的地進發。我們第一總隊，因又分騎、炮、工、輜重、通訊、戰車等兵科。故大家又稱其為特種兵總隊，以別於二，三步兵總隊。筆者在炮兵大隊（共三個中隊）的第二中隊受訓。由於總隊長決定，由我隊駕駛炮車（美式七五米喱榴彈炮），是軍校最新式的重武器。我們全隊一二○名學生及官長十員，每二十餘人分乘一部，但因裝載炮彈、車胎、汽油，實際上僅能輪流乘坐，每次僅有五，六人搭乘。每回輪到乘坐機會，均有「坐上炮車，實在快活」的感覺。怎奈曇花一般，瞬間即成過去！我們走了三天，到了大邑。

    話說四川大邑縣，是時城高牆厚，保存完好，城門緊閉，當易防守，而城牆頂端，寬厚平坦。雖無法用做大炮陣地，但架設輕、重機關槍，最為理想。我們第一總隊於傍晚時分，開進占駐。也說得上是「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了。

    原來，當我們離開成都時，大部份伙夫們都是老資格的半兵半民，常聽他們得意地說：「你們大隊長當學生時，都吃過我做的飯菜！」可見他們不僅年紀大，而且全有了家室。因此多未隨行，自然也勉強不得。因此之故，各隊炊事，悉由學生輪班負責辦理。那天適正輪到我本人和另外五名同學。是次是我生平頭一次下廚。全隊於用過半生不熟的米飯後，各就指定位置；或出任務、或去警戒，或和衣而眠。而我們六位客串伙夫們，於清理完畢後，已經感到累了。遂就近找到臨時安身之所，轉身便進入了夢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