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第一期學生於宣統元年秋入學，編爲一、二兩隊，三、四兩隊則於第二學期成立，學生年齡都在二十歲左右，個個精神煥發，每逢外出行進於馬路時，目不斜視，挺胸前進，當時三所中學實已成爲各省優秀青年匯集之地，諸如：何應欽、穀正倫、賀耀組（以上三人於次年由第三中學選送日本士官學校）、唐生智、何鍵、李品仙、袁祖銘、王天培、劉文島、龔浩、劉峙、李宗黃、張篤倫、耿丹等皆出身於第三中學的名人。

    李鍾嶽爲本校的總辦，范尚品爲監督，各隊長均陸軍大學第一期畢業，排長均速成學堂畢業，教員則均畢業於陸軍速成師範學堂，陳調元當時是教軍事學的教員，教語文的有張華輔、楊文愷，學校雖爲初創，兩年間成績斐然，學生在學受益實非一般學校四年所能及。

    滿清入關強令漢人改蓄髮爲薙髮，所謂薙頭蓄辮子，今人多已不甚明瞭是怎樣一回事，我想簡單述說如下：自小孩時起將頭髮周圍用刀剃去一半，只留頭頂部分，到少年時用頭繩紮根，編成辮子，辮尾紮一結；到成年時不紮根逕編辮子。日本人指辮子爲豬尾，在外國留學的青年多半將辮子剪去，回國後仍需蓄辮子；官吏自不清說是要留辮子，就連軍人仍然也要留辮子，出操時將辮子盤在帽內，在室內則將辮子垂下。兩百六十餘年來，漢人一直帶著這種恥辱的標誌，我們要革命先要剪掉辮子，輿論已有鼓吹，青年都想剪去，但誰也不願首先發難。

    一日在自習室，我同鄰座的同學畢家珪偶然談起，我問他：「我們剪辮子好不好?」他立表贊同，我拿出剪刀，請他先替我剪，雖然我們的座位在自習室的一角，不易被人發現，沒想到我還沒有剪完，頃刻間自習室內的人都走光了，原來大家都跑到樓上寢室裏關起門來剪辮子，剎那間剪辮子的狂熱傳遍了全校；因剪刀少，再加上剪得又慢，第二、三、四隊整整剪了一夜還沒有剪完。第二天早上八時，總辦命令集合訓話，大家自然猜得出是爲了剪辮子的事，有的人只剪了一半，不得不加速剪，甚至有些還沒有剪的人，覺得機會不再，竟一面向集合場跑，一面剪。

    集合完備，總辦命剪髮的同學向前走五步，結果向前走的竟達百分之九十，又命剃光頭的再向前走三步，於是像和尚頭的同學又有百分之三十。總辦起初認爲只有少數同學剪掉辮子，將予重懲，甚至不惜開除，今見此情形，不得不另作別的打算；他遂即訓示我們說，留辮子是國家的制度，剪辮子等於違反國法，我們必須把頭髮留起來，剪辮子的；每人先記大過兩次，名單送陸軍部。我暗中想，人心既已如此，革命的大勢是阻止不了的。

    我進陸中的時候，原來四十一標中群治學社的同志離營的很多，蕭驥因上書趙爾巽不得志，去廣西跟瞿瀛任學務公所的科員；黃申薌、楊王鵬、曹振武、鄒潤猷等有的去江蘇，有的去了湖南，只剩下郭撫辰、章裕昆、丁人傑等人領導，幸虧新入營的蔣翊武、劉復基都很有作爲，他們因群治學社爲人注意，遂改稱振武學社，活動比以前更積極。到了宣統二、三年，文學社在湖北軍中組成了，此一組織不像前二組織之嚴密，竟然各單位都選出代表開會，隊有隊代表，營有營代表，標有標代表，每隊都有若干士兵同志，他們雖不許官長參加，但對於官長也毫不顧忌，軍隊內部已發展到如此不安的程度，要是一經發難，誰能阻止！

    宣統三年（辛亥）五月，因川漢鐵路收歸國有引起的風潮，在川鄂兩省鬧得最激烈。鄂省詻議局議長湯化龍智謀多端，口才又好，在他領導下，社會名流多聞風而從，最感動人的要算是日本留學生代表張伯烈、夏道南，他們回到漢口在四宮殿領導召開大會，張伯烈演說就鐵路國有的害處講得非常透澈，指郵傳大臣盛宣湊禍國殃民，激昂慷慨，頗獲同情。

    經這一幕，武漢的人心更激憤，遂推選代表由夏口名人宓昌墀率領進京請願，當時一般百姓固然激動，軍人尤其憤慨，革命黨人乘機宣傳煽動，我的舅父夏壽康和我的哥哥玉拂在諮議局也參加活動；我當時作了不少順水推舟的工作。從此以後，贊成革命的人越來越多了。

    當鐵路風潮如火如茶之際，我恰好由陸軍中學畢業，按最初學制的規定，應該到軍隊中去接受入伍訓練，陸軍部顧及軍隊素質太差，怕畢業學生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效果，遂在保定速成學堂原址辦入伍生總隊，我和同學們奉命於六月赴保定入伍。總隊長是蕭展舒先生，營長、隊長都是日本士官畢業，有辦教育及帶兵的經驗，教官都是剛回國的日本士官第八期畢業生，排長皆保定速成畢業的優秀分子，教育軍士則選自北洋六鎮的技術最精、品學較優的軍士及三個中學的學生混合編入各隊。

    我們第三中學的同學專車由漢口出發；因當時鐵路還沒有夜間設備；由漢口到北京需分三段宿營，第一天到駐馬店，第二天到彰德府，第三天到保定（民國元年才晝夜全線通車），到保定後立即編隊，我被編到步兵第二隊。

    我們的隊官及教官中如戢翼翹、路孝忱、臧式毅、王興文、譚學夔、馬林等均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高材生。我們的精神教育著重在灌輸忠君愛國的思想，術科是全部訓練的重點，幾乎每天在操場上要操練十二小時，完全採日本入伍訓練的教範，內務之整齊清潔、動作之靈活迅速，確實可與日本士官學生媲美，而無愧色。是時第六鎮統制吳祿貞駐保定，對我等精神煥發的學生極有好感，他稱讚我們較日本最好的軍隊尤有過之。

    吳祿貞字綬卿，湖北雲夢人，日本士官第一期畢業，清末曾以陸軍協都統銜督辦吉林延吉邊務大臣的身分，就間島事件對日人強硬交涉，甚爲成功，早爲國人所尊敬。我在武昌時曾聽過他演說，對他更加敬佩；來保定後，某一星期日我以同鄉後輩去拜訪他，他原是革命同志，對我很愛護，叫我各事小心，並告訴我他已保薦耿覲文（字伯釗，仲釗之長兄）爲馬隊標統。吳才氣不凡，志大心雄，惟眼界太高，目無餘子，態度傲慢，因此易遭人忌。不久，武昌起義，清廷和袁世凱都猜疑他，遂派人於九月十五日將他刺殺於石家莊，使他壯志未酬身先死，這種悲劇的結束，恰是此一英雄人物必有的歸宿。

    我們在保定入伍生隊整日過著嚴肅而有規律的學習生活，每人都像生龍活虎一般的勇猛精進，到八月十九日武漢的槍聲一響，震動了全國人心，喚醒了每個愛國青年的良知，我們平靜的心田上立刻蒙受了一陣狂風驟雨，往日熱心向學的氣氛完全沒有了。

    我同張伯常（篤倫）、袁餘芹幾位好友連夜的研究如何響應或參加武昌革命，次日聽說陸軍大臣蔭昌奉派率軍乘專車南下督師，我想在他經過保定時炸燬火車，可恨找不到炸彈，連手槍也沒有，我們的步槍空無子彈，況且原屬荊州駐防的旗籍同學已在暗中監視著我們，使我們無計可施，又傳聞起義後的湖北都督是黎元洪，這也是意料中的事，記得有一次在洪山秘密會議時，就有人作此主張。我們被困在學校，只好偷偷的研究當時的情勢，保定是北京的門戶、京漢鐵路的樞紐，經常駐兵兩鎮，現在第三鎮已經調往灤州參加秋操演習，還沒有回來。只有第六鎮留駐保定，統制是吳祿貞，我們早知他是倡導革命的健將，又聽說，入伍生總隊長蕭展舒、兵站總監吳經明都到了保定，他們三人都是湖北人，又是士官同期同學，只要在保定獨立，以他的聲望，登高一呼，各省新軍必羣起響應，況且奉天有陳宦、藍天蔚（第二混成協協統）、石星川、灤州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等，和他們聯合進兵，京畿不戰可下，我決定去勸吳起義。

    八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我設法避過滿人的監視，赴第六鎮司令部，吳統制命他的隨從副官曹文思（進）接見，曹是我當兵時的管帶，原在第九鎮任標統，因故遭撤職，剛調來不久，我們異地相逢分外高興，我先將當年做他的部下時，組織群治學社的經過告訴他，並指出曹振武、曹珩也都是群治學社的一分子。然後談到了我的真正來意，說出了我的計劃，並且說，我所以敢貿然來見吳統制，是因爲在武昌時，我聽過他演講，知道他的政治見解。曹很高興，答應替我轉達，並告訴我要守秘密。

    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誕辰，我出營時發覺有人跟蹤，只好返隊，當日又設法避過監視，前往第六鎮司令部，曹一見面神色緊張地說：「我們四週都有巡防營的人監視，朝廷已在懷疑吳統制，你以後不要再來，你上次講的那些話，統制叫你不要和任何人提起，至要，至要。」到此我的計劃全完了，我由第六鎮司令部走出來，心灰意冷，剎那間一連串的問題湧上心頭，巡防營敢監視第六鎮嗎?朝廷既然已經對吳起了疑心，並派巡防營監視，那他的安全就有問題了。爲了漢族，爲了他個人，都應該起來幹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爲什麼這樣畏縮呢？！他也是爲了做官嗎?他爲什麼不先害我以免我向朝廷邀功告密呢?我越想越不懂，我這些問題一直到稍後吳被簡放山西巡撫在石家莊被刺時，才得到了答案，才明白了清廷的用意，原來先調虎離山，在火車站上容易下手，要是吳按我的計劃行動，不但可以免殺身之禍，而且不會使袁世凱以後有竊國的機會了。

    由第六鎮司令部回來後，我同張伯常去見蕭翼如（展舒）先生，勸他起義，他說他計劃請陸軍部調入伍生隊去北京守備，然後伺機行動。以他和暫署陸軍大臣壽勳的關係，他的請求當會被採納，我覺得他只是在敷衍我們，我們在保定不可能有什麼作爲了，荊州的旗籍同學幾乎全體都在監視我的行動。第二天我和伯常約好南下，決定我先一日去天津，在天津碰面；只是路費尚成問題，我身無分文，正在傷腦筋，同室的兩位福建同學王渭臨和葉玉衡，察言觀色，看出了我的困難，他們問明後，立刻將他們僅有的七元大洋同一銀殼掛錶送給我做路費。我馬上請了兩小時的假，帶著陸軍中學的畢業文憑離隊，趕赴車站。

    我從西門乘洋車去車站，逃難去天津的人很多，車站擁擠不堪，只好託人購票。我雖然是亡命，可是仍舊穿著學生制服上車，車箱裏擠滿了人，連車頂上都是人，車行極緩，到豐臺讓道給南行的兵車，躭擱了六小時，上午十時車由保定開出，入夜一時始到天津總站。我穿的是軍服，光頭，也沒帶行李，下車後茫然不知去何處落腳，正徘徊不決，忽然聽到有人喊我，回頭一看是湘省同學夏醉雄，原來他也是這班軍來的，他因丁憂請假回家，帶著行李，我們結伴投宿，進了旅社被領到一間大棧房裏，聽說有員警要來巡查，我怕被員警查到，剎那間靈機一動，我和夏立即冒充偵探，同住的旅客聽說我們是偵探，都遷出另投別的旅社去了，當時同住的有北京法政學堂的學生，他們既怕員警更怕偵探，也慌忙遷出，第二天張伯常果然也來到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