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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東北之接收困难重重 抗战胜利後,政府积极准备接收東北。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国民政府明令将東北三省划为九省,派熊式辉为東北行营主任,驻长春。九月四日,发表熊氏兼任行营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莫德惠等为政治委员;张嘉璈为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任命東北九省省政府主席。十月十二日,熊氏飞抵长春,即行晤见俄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提出国军在葫芦岛与营口登陆之計畫,然数度会谈,均不得要领。先是,苏俄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曾通知我国,谓俄军决定於十月上旬开始撤兵,请我国派员在十日前至长春,与苏俄驻東北最高统帅马林诺夫斯基商接防办法,我遂派東北行营主任熊式辉飞往长春,并告以我方决定於十月十日前自九龙运兵往大连登陆。嗣以苏俄大使彼得罗夫不同意我军登陆大连,我乃改变計畫,决定国军暂不自大连登陆,而依熊式辉与马林诺夫斯基所商,改由葫芦岛、营口登陆。但此时俄军并未按期撤兵,且处处阻挠我方接收,另一方面又掩护林彪之共军占领東北各据点,国军接收東北之工作遂致困难重重。二十七日,当接收東北主权之国军——第十三与第五十二军——先头部队到达葫芦岛时,即遭岸上之匪军射击,我军不得已,乃决定在秦皇岛登陆,循北宁路往東北接防,三十日国军在秦皇岛正式登陆。十一月五日,熊氏接获马林诺夫斯基通知,谓葫芦岛、营口已被共军占据,对国军在营口登陆不能负责。又谓俄军已向北撤退,以後地方情形不负任何责任。并拒绝派联络员偕同我政府人员前往各省市接收,对我编组地方团队,亦不同意。十日,熊氏以東北接收发生困难,遂飞离长春。蒋主席亦以接济困难(因苏俄规定我国空运长春等地部队,仅以宪兵、警察为限。),於十五日下令東北行营及接收人员自长春撤退至山海关。十六日,国军占领山海关,继续沿北宁路向东推进,於二十六日进驻锦州。 总计在三十四年上月下旬【HGC:“上月下旬”,原文如此,当为“十月下旬”之误。】,国军接收東北之工作,虽因俄军一再延期撤兵而受到干扰,但此时以国军战斗力仍强,虽经数度战斗,国军仍能逐渐推进。 三十五年一至四月这段时间,国军先後占领营口,进驻渖阳,辽宁以南各县及抚顺、本 溪等工业区亦已依次克服。六月,国军继续向北推进,先後占领长春、永吉等地,先头部队已抵达松花江,准备向哈尔滨前进,此时東北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精华区几已全入国军掌握之中。军事上如能照此种进度继续发展,则不难於短期内收复整个東北,但其後却由於马歇尔之来华,使東北形势大为改观。
㈡東北局势之逆转 三十五年六月起,東北局势开始逆转。缘三十四年十二月间,美国特使马歇尔来华,翌年一月,军事三人小组开始会商停战问题,由张群代表政府,周恩来代表中共,马歇尔则居调人地位。六月七日,東北接到三人小组第一次停战命令,军事行动随即停止。在苏俄方面,虽逐步开始履行撤兵诺言,但每当一地撤兵,即将武器 移交共匪,而中共亦利用停战机会,加速在松花江北岸整理补充,林彪之部队由於上述二项有利的因素,迅速成长,東北之祸根由此种下矣! 在三人小组调停期间,由於共匪并未遵守停战协定,故双方战斗时断时续,时间达一年之久。此时国军以有限之兵力,从事於海阔天空广泛无限之東北接收工作,因此,接收的地方愈大,兵力就愈分散;兵力分散,战斗力也随之减低(因国军并无机动兵力),共匪看出国军捉襟见肘的弱点,遂不顾一切,猛攻长春、永吉等地,故自三十五年六月起,東北战局开始逆转。 本来,苏俄扶植中共即很有計畫,早在苏俄对日宣战之时,即派有两个兵团来远东,其时西战区为右兵团,由马林诺夫斯基统率,以伪满洲国全境为作战范围,其下共有三个军的兵力;东战区为左兵团,由米尼茨克夫率领,以朝鲜及接近伪满边区为作战区域,共有两个军。另派瓦西立夫斯基元帅驻伯力,负责调度上述两兵团之作战。在日本投降後,苏俄立即将关东军在伪满境内之装备、资源、工业设施等全部予以接收,然後转交给共匪。表面上,苏俄并未公开反对我们接收東北,但事实上则处处阻挠国军接收工作,藉词延拖,迟迟不肯撤兵。其後撤兵期间,亦经数度冲突,其阴谋与目的,显而易见是在掩护林彪,培植中共,使之壮大,使其接收東北,以遂俄人彻底控制東北之最终目的。一方面固然由於苏俄之有計畫扶植中共,使之接收東北,但另方面,中共在東北建立力量,不但积极也很进步,似较国军高明。在国军方面,以有限之兵力,作开疆扩土之胜利接收,却未注意培养地方势力,光靠几个军转战千里,兼之,国军无机动兵力,因而形成每收复一个地方就增加一分负担。我们不但未培养地方武力(接收人员也不是東北地方所欢迎的人。),连伪满军队(编制、训练及装备大致与关东军相同,是强有力之作战部队,结果却拱手让人。)也未利用,地痞流氓亦无适当之处理方法(上述力量遂被共匪利用)。试观共匪则不然,中共每占领一地,不但立即收编地方军,甚至伪军、地痞流 氓、游击部队亦一概予以收编,他们把上述几种力量集合起来,无形中增加了作战力量。他们利用游击队来牵制国军,利用地方武力来掩护政治,控制民众。当时中 共有所谓上驷——野战军,中驷——游击队,下驷——地方武力之分,而野战军之成长则靠中驷与下驷之掩护,下驷经过训练後亦可成为野战部队。 总之,由於苏俄有計畫培植扶养中共,更由於中共适当地利用地方武力,远使整个形势改观。 检讨初期之東北接收工作,我们最大的失策在於未培养地方武力,对於游击队及伪军亦未作适当之运用。本来,我们接收東北既已决定采取积极政策,并且有了方案,即应根据拟订之方案,选择有利者作积极进行,彻底的掌握。当国军占领永吉、长春,过了松花江之後,即应不顾一切继续向哈尔滨推进,如能占领哈尔滨,并进而占有佳木斯以及中俄边境的据点,则共匪虽有苏俄之支持,亦无法壮大。因为将上述据点占领後,中共就失去了生存的空间,无根据地即无法休养生息,更何况 中共在東北原来就没有政治基础,而且其虚伪的政治欺骗,亦非短期间所能收效。如果我们於军事占领之後,更能作政治上之积极争取,则東北之接收理应毫无问题,是则民主政治亦随之而在東北建立,但我们却因接受马歇尔之调停,将此一大好机会轻轻地放过,此种机会一失,永不会再来,言之令人痛惜! 三十五年冬,中共军队逐渐长成,即利用松花江封冻期开始蠢动,攻击永吉、长春,幸而国军此时战斗力仍强,对共军处处反攻,时时给予打击,而德惠之解围,对共匪之打击犹大,亦由於德惠之解围,使永吉、长春两个战略据点趋於稳定,稍安一时。 迨至三十六年六月,匪军除围困永吉、长春两要点之外,主力打四平,此时守四平的主要是七十一军陈明仁部队,一方面是由於七十一军奋战拼命到底,另一方面是中央及时抽调新六军、九三、五三等军赴援,终於解除四平之围,亦由於解四平之围,遂将共军惯用「阻援打点」的战术予以彻底的击破。德惠、四平二战役之胜利,虽然奠定我们一段长期间的安定局势,但两次战役的结果,我们的牺牲亦很大,此後有关兵员、武器之补充均感困难,而中共则源源不断接收苏俄转交之武器,逐渐由弱转强,进而与我势均力敌,兵力平衡,最後终至演变敌强我弱的态势,東北局势遂日益恶化。 四平战役後,军事、政治弱点完全暴露。在军事方面,四平战役在军事攻击已超过顶点,此後即由攻势转为守势,国军土气以及战斗力等方面均开始衰退,兼之,沈阳无机动部队,故对外围即无扫荡力量,对外围不扫荡,中共则天天批评宣传,使我们不安于枕,军事弱点即完全暴露无遗。在政治方面,接收人员并非東北地方人士所欢迎者,政治上贪污腐化,扰民害民无所不为,地方既未强化,军政亦形分立,领导分歧,上有東北行营舆省政府,互不相为谋,各人有一套作法,有时不但不相为谋,而且互相攻击、互相倾轧,地方之间亦大率如此,遂予中共可乘之机。尤有进者,政治人才不文不武,既不能适应军事上之要求,也不能负起改革地方、收拾人心之责,兼之币制贬值,财政紊乱,军民争利,遂致一发而不可收拾。如果当时采取权宜措施,适当地留用伪满政府原有的人员,如此政治上还能维持暂时的安定,以便继续进行各种建设工作,政治上亦不至於变成毫无功能。在接收東北前,中共力量原不比我强,但许多应做的事情,我们未做,而中共却做了,严格说起来,中共窃据大陆之所以能成功,乃是我们间接帮了忙。易言之,我们失去大陆,不是敌人此我们强,比我们厉害,乃是我们太不厉害了。 自四平战役後,国军完全处於劣势,在空间上,由广大的面缩短为线,由线更缩短为点,再由多数的点缩小为少数的点,東北至此处於最不利最危险的状态。三十六年十月,中央为扭转局势,乃决定统一東北军政,人事上亦作大幅度调整,東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同时去职,派参谋总长陈诚兼東北行营主任,以便统一指挥军政。同时,政治战略亦重新布署。中央派参谋总长到東北去,可见对扭转東北劣势颇具决心,当时中央预拟了两个方案:其一是由关内调一有力之部队,以打破東北之僵局,进而争取主动,形成优势,贯彻收复東北之初衷。其二是以现有之兵力维持東北现状,毫不犹豫地断然缩短战线,以沈阳作为基点,掌握辽西、辽南两个走廊。掌握辽西,以便维持葫芦岛之防线;掌握辽南,以便维持营口之防线。暂时采取守势,阻止匪军进关,等待关内剿匪战场胜利以後,再解决東北问题。只要关内问题解决,東北问题便可不解决而自解决了。易言之,先维持原有地盘,然後逐渐生长力量,等待关内局势好转时,再整个解决東北问题。 陈总长到東北後,初步采取第一个方案,虽然陈总长有扭转東北局势之勇气与决心,但问题是关内却无兵可调,後来勉强将四九、五三两个军(前已调東北参加四平会战,四九军之一0五师及五三军两个师因与東北渊源较深,故抽调前往。)的兵力抽调到東北战场,但要解决共匪之林彪部队,单靠两个军的兵力似嫌单薄,仍然不够。其次,由於三人小组调停破裂,美援断绝,而中央库存之军事物资亦极有限,陈总长計畫由後方补充兵员接济東北之計畫遂受阻。而共军方面,供应则源源不断,不虞匮乏。在装备方面,苏俄将接收日本关东军之物资悉数交给中共。在兵员方面,中共利用清算斗争、强迫参军等等方式,将東北广大农村之人力(青年壮丁)全数囊括。无论在兵员及装备等方面,匪军是有求必应,我们则是捉襟见肘。由於上述原因,原定第一个方案无法贯彻实施,不得已只好采取折衷办法,一面维持现状,一面以沈阳、锦州作为基地,由关内运补兵员、武器、装备等,将部队的原有力量恢复起来,另方面培植新生力量,等待兵力雄厚有把握时,再发动攻势。 终陈总长兼任東北行营主任任内,大致是实施此一折衷方案。即使实施第二个方案,也是困难重重。兵役办理不善,兵员补充不易;勉强驱使长江以南的子弟远征塞外,在冰天雪地中,既不耐寒冷,也不服水土;机械化部队亦无法发挥应有的战力,何能与剽悍耐战的匪兵战斗!在此对比之下,胜败已可预卜,盖无论在天时、地 利、人和三方面,我均不如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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