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民七的十月至十二月，在北京會見毛澤東不下十次，但我對他的印象不及對李守常的明朗。因為毛在那時的友朋聚會中，甚少發言，但偶一發言，則衝勁甚大，且相當的堅持其見。

    記得是年十月中某日午後，我從北京東安市場出來，向金魚胡同轉彎時，迎面遇見光祈【HGC：“光祈”，即王光祈。】同一個黑而瘦，身子比光祈低的青年人，光祈為我介紹，這是毛澤東君。在幾日之後，我即在愚生家與毛同席，因他已由李守常介紹，加入了「少中」；從此在愚生家的每週聚會，毛必在座。

    毛澤東那時似乎有意去法國留學。因為他第二次會見我時，即曾問我，法文好學不好學？我答他，如果有英文根底，學起來就比較容易些。那時我正被李石曾先生拉我去北京留法預備學校教初級法文；我因約毛來旁聽一下，便知道難易。毛在談話第三天，果然來學校旁聽過一次，但後就未再來聽了。

    據我數次與毛接觸的印象，其性格可能成為一個革命的實行家，而不可能成為一個理論的思想家。因為光祈隨時與新加入的會友單獨長談，我曾問光祈，毛澤東不大發議論，彼以為何如人。他答道：『此人頗重實郏�自稱慕顏習齋之為學主實行；毛曾告我，顏習齋研究防胡兵事，常周遊長城至千里之遠；而他本人為證明洞庭湖是否周延八百里，也曾步繞湖邊，走過一遭』（這個步繞洞庭的故事，毛後來到上海又曾與左舜生兄談過，可見這是他自己認為得意之作。）

    且我曾親見毛之舉措，有兩事，足以證明毛性衝動而重實行。「五四」之前，北京上海學生界已開始提倡「工讀互助」這一件事。在民七之冬，我們也在聚談「少中」會務後，便討論起來：窮學生要如何的去半工半讀法，要半天作工，半天讀書，究竟應該選擇那類工作去做？而且讀書是自修或是還要去進入學校？進入 學校，又要作工，是否來得及趕修許多必修科的課程？諸如此類的研究，大家在愚生家用餐時談論過兩次。在第二次討論時，毛澤東忽然發言說道：「不要只是說， 讓我來試行一下！你們諸位把換洗衣服都交給我來洗，無論大件小件，一個銅子一件；三天後交貨拿錢如何？」座中無人回答毛的話，而陳愚生太太在旁笑道：「我 纔不交與你去洗哩。你們這些斯文男子，是把衣服洗不乾淨的啊！」光祈見毛很難為情的樣子，接著說道：「你明天來拿我的衣服去洗罷！看你洗得乾淨麼？」後來光祈告我，果然毛澤東曾拿他的衣服去洗過一次。

    至於第二事，則因李守常請我們幾位會友去米市胡同吃烤鴨；毛澤東吃得過多，回家肚子痛，睡不成，便一時衝動，半夜寫篇短文，主張暗殺軍閥；投稿於一個留日學生們所辦的小刊物；編者也胡塗的便照登出來。這一來，引起大麻煩！北京軍警便將編輯人捉去，而追究主持人陳愚生與寫稿人毛澤東；陳毛兩人逼得立刻逃往天津租界。後由李守常託人向軍警當局緩頰，說這是年青人一時衝動亂寫出來的，並無蓄意，不足重視。那時北洋政府對於言論本來還比後來放任得多；在「五四」之前，對於青年學生的言行，也不大重視；此事纔馬虎過去，而毛澤東同著陳愚生又回到了北京。——此事事後還曾引起上海會友來信責難，認為本會會友目前不應輕言政治的行動主張。

    據上面我親見的兩事，就足見毛澤東的性格與其為人。那時他已是二十五歲了；因被環境所限，故他讀書不多，而中西學識的根底那時都很差；但其頭腦之欠冷靜，而偏向於實行一面，這是給我印象甚深的。所以他一聞李守常之說，對於俄共的理論及其實際，李都還沒弄清楚，而毛便自稱「受李領導，而迅速的向馬克斯主義轉變」。其實，毛既不懂外國文，而那時馬克斯的「共產黨宣言」都還未譯成中文（這本小冊子是次年一九一九才由陳望道初譯出來，在上海印行的），他又何能了解馬克斯主義，而向之轉變呢！毛也自承，他在一九一九年冬，方才在上海第一次讀到「共產黨宣言」，同時並向陳獨秀請教過。據史諾所述，毛對史諾說： 「在這次會見陳獨秀，無疑的是他這一生最重要的時候。」（見史諾的「紅星照遍中國」書中一三九—一四○頁）但毛在會見陳之前，毛已曾回長沙辦週刊，宣傳共產主義，其刊物名叫「湘江評論」，於一九一九的七月創刊，只出五期，八月中即被封禁。

    我於民七（一九一八）十二月十五日離開北京，去到上海，在上海沒有住到幾天，便搭法國郵船赴法國留學去了。但我在北京見著李守常與毛澤東，他們並未了解俄國及俄共革命的情形，就這樣或想利用或憑衝動的宣傳起來，我認為甚為危險。因此我在上海臨行前夕，寫了一封「留別少年中國學會同人」書，寄與北京王光祈。在信中，我曾批評馬克斯的階級鬥爭的學說以及馬克斯所提倡「工人無祖國」的世界革命曾行之無效；並且認為俄共十月革命，甚為殘酷，盼「少中」同人善為擇別，不宜盲從云云。此信被光祈發表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少年中國學會會務報告」第一期上，我早已忘卻。不料中共在大陸出版的「歷史研究」一九六五年五月號上，有李義彬作的「國家主義派的形成及其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反動活動」一文裡，清算國家主義派，而首先及於我，把我這封「留別少年中國學會同人」的書信提了出來，他說：「早在一九一九年初，馬克斯主義在中國開始傳播時，李璜便惡毒的攻擊馬克斯主義，反對中國人民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他並誣蔑社會主義是一種『假道德』。胡說馬克斯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和十九世紀歐洲無產階級的同盟罷工，不知連累了多少平民。」（案李所指的『胡說』係我所說的一八四八的巴黎工人革命與一八七一的人民工社事件，李並未了解到。）李並接著說：「李璜惡毒地誹謗偉大的十月革命，說它是彼此相殺，鬧得無有人道了。他希望中國不再蹈一八四八年和今日俄國社會革命的現象。」作者李義彬在這大段話後，「註」明見李璜「留別少年中國學會同人」，載少年中國學會會務報告第一期，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印行。

    總之，我反對馬克斯主義與俄共革命甚早，完全係根據民七在北京所閱之法文書報，憑理性判斷的結果，而不像當時毛澤東並未有研究，而只憑衝動，對馬克斯主義一知半解都還說不上，便敢於回長沙辦刊物宣傳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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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 民国七年我与毛泽东在北京往还中所得印象》，标题为HGC所拟，原题为《我與毛澤東在民七往還中所得印象》，是以《传记文学》总第95号同名内容全文光盘版文本为发布底本；原收入HGC在“独立评论”及“罕见奇谈”发布的【成败之鉴·中共首脑 2 】，收入博讯析世鉴时对原发布内容沿袭光盘版文本的若干文字与标点讹误作了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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