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民國十六年北京發生一件轟動中外的大案子，卽張作霖政府的京師警察廳搜查東交民巷蘇俄大使館，並捕獲藏匿該館之共產黨首腦李大釗，及其他黨人多名，以及共黨陰謀文件武器多種，隨卽成立特別法庭，將李大釗等人判處死刑。我們獲悉，您曾親身參予當年搜查俄國使館及審判被捕人犯工作。雖然事隔半個世紀，您能不能就記憶所及，說明本案的原委？

    答：這事發生在民國十六年，迄今已五十餘年，人事滄桑，浮生若夢，陳年往事多已不復記憶，不過這個事件是民國史上的一件大案子，我多少還能記得一個輪廓。我先說一說這件事發生的前奏。

    民國初年，中國南北兩政府對峙，蘇俄一面與南方政府進行「聯俄容共」之陰謀，一面討好北京政府。其駐北平公使加拉罕宣稱：「俄準備放棄帝俄一切在華特 權。」當時頗博得全國朝野好感。事實上，俄卽利用此兩面手法，在中國進行陰謀活動。秘密組織共產國際支部之中國共產黨，並供給金錢與武器，同時將其詭計潛存於其「和平共存」外衣之內，利用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滲透國民黨內。其時中共北方負責人李大釗（字守常，河北省樂亭縣人）與陳獨秀併稱「南陳北李」。李為利用國民黨掩護共產黨，率先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挾俄人以自重，從事分化鬪爭，秘密發展組織，推行共產，以破壞國民黨之國民革命。

    民國十六年初，國民革命軍已克復武漢，廣州國民政府遷鄂。是年三月，更進取南京、上海。而南京市內，忽發生軍人侵入英美領事館，殺害館員，同時又發生侵入教堂，殺害外國傳教士等之暴行，事實上均為左派分子所製造之事端，冀圖激起列强與國民革命軍直接衝突，阻撓北伐。其時京師（北京）警察廳內右一區警察署，在西交民巷發現工人分發秘密傳單，當場拘捕七名，送請總廳法辦。經連夜偵辦，破獲共產黨秘密機關六處，發現大批文件，及扣押人犯一百餘人。不久又繼續查獲文件三大箱，扣押人犯二十餘人。這件案子卽由我（我當時任京師警察廳司法科長）偵辦。要在這一百多名人犯之中，找出那些是眞共產黨，那些人是受牽連，誰是首領，誰是重耍幹部，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共產黨人常用化名，他們的眞實姓名不易弄清楚，普通的審訊方法毫無用處，我於是進行分別的說服工作。經過三晝夜之偵訊，發現有李大釗之秘書李渤海（山東渤海人，北京大學畢業，為李大釗之學生。）在內。經多方勸導，頗能合作，將李大釗藏匿在東交民巷俄國大使館之情報及其他共黨份子名單供出，並引導警察廳人員携帶消防隊設法將李等捕獲。至李渤海本人政府特予保障，曾化名李經天，連同其妻安居北平市內。其後一度追隨張學良，又改名黎天才，與張另一秘書李金洲甚為相得。抗戰初起，李在香港受命為軍事情報局情報員，從事地下工作，有一個短時期跟過戴雨農，卅八年卽無音訊，不知所之。

    問：請您談一談北京軍警搜查蘇俄大使館的實際情形。

    答：李渤海供出李大釗和其他共產份子藏匿東交民巷的俄國公使館內，是一個重要的情報。當年張作霖將軍開府北京，稱安國軍大元帥，他是反共的，而南方的國民革命軍當年尚在聯俄容共時期，武漢的左派共黨勢力尤為囂張，革命軍揮師北伐，兵勢甚銳，奉張為了自保，必須先撲滅在北方的共黨機關，消滅共黨的地下活動。而且當時有情報顯示蘇俄大使館暗中以金錢槍械支援共黨，干涉中國內政，因此北京政府當局就斷然決定釜底抽薪，搜查俄國使館。

    但是俄國使館在東交民巷的使館區，根據辛丑條約，中國軍警不能進入，尤不能携帶武器，那該怎麼搜查呢？而且公然搜查外國使館，在外交史上也甚少前例，必將引起各國的反對和干涉。國務總理兼外交總長顧維鈞不敢負此重責，張作霖乃決定由安國軍總部逕與美、法公使等洽商，並取得使團領袖荷蘭公使歐登科之諒解，同意搜查俄使館，並在警廳的公文上簽字。於是就在四月六日上午，安國軍和京師警察廳軍警共三百餘人，一律便衣，不帶武器，進入東交民巷俄國使館搜查。當時我曾建議携帶消防隊，因為我們深恐俄人放火燒燬文件及房屋，湮滅證據；此議為總監陳興亞所接納，卽帶消防隊前往。俄人果然放火，雖經消防隊灌救及時撲滅，消毀之文物也不在少數。總計在俄國大使館抄獲槍械及文件五大卡車，存放在京師警察廳，供各國駐華使領館人員參觀，公開展覽七日之久。並將所抄獲之文件，由我外交部翻譯成「蘇聯陰謀文證彙編」一書行世。此書中 文本我有一部，後由朱家驊先生借去，現已不知下落。（聞現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有一部。又據近史所王所長聿均先生告知，該所藏有俄文版。貴社如有研究興趣，似可向王所長商准複印。）

    問：李大釗被捕的情形如何？

    答：李大釗當時躲藏在俄國使館的一張桌子底下，旁有俄人環護之。軍警奪門而入時，李曾拔出手槍欲圖反抗，為一軍警一脚把槍踢掉，不然將演成一場血戰矣。眾人一擁而上把他扭住，他很從容的說： 「我就是李守常，也叫李大釗。」這名中共的重要頭目就此落網。後由京師警察廳組織特別法庭，以何豐林為審判長，判處李大釗等二十名重要黨人絞刑。

    這事對我來說還有一段插曲。李大釗和馮玉祥有關係，而且從搜獲的俄國使館的文件中，也證明蘇俄共黨曾積極的支援馮玉祥的國民軍。馮這人是以反覆著名的。其後北伐完成，馮部何其鞏為北平市長，欲為李大釗報仇，卽將我給押起來，幸經戴季陶先生打電報給北平衞戍司令商震（啟予）營救，商命何將我釋放。我卽南下回浙返籍。

    問：請您談談您一生的經歷如何？

    答：我是浙江吳興人，字陳麟，有時亦署作陳霖，以為別號。民國十年畢業於北京京師警察廳所辦的警察傳習所，隨卽在京師警察廳任職。為了深造，乃一面工作，一面就讀中國大學法律系，民國十四年夏畢業，升為京師警察廳司法科長。奉命搜查北京俄國使館時，卽在司法科長任內。抗戰前和抗戰初期，我經浙省民政廳長沈士遠先生汲引，先後擔任浙江湯溪和臨海等縣縣長。又曾在上海從事秘密工作兩年，直到太平洋戰爭發生，日軍侵入租界，有一個單位的工作為敵偽所破獲，遭受牽連，卽離滬赴港。剛到香港，則港九亦為日軍攻陷。不得已，乃轉往大後方，間關萬里前赴重慶，時為民國三十一年。初任財政部緝私署秘書，不久調任軍統局秘書兼司法室主任，協助戴雨農（笠）將軍處理一些案件。後又調任軍事委員會軍法處長。勝利後，我以軍事委員會軍法處長，奉命兼任處理全國漢奸案件委員會主任委員，為時約兩年，至辦理結束止，復蒙司法行政部長謝冠生先生的知遇，調長河北唐山高等法院，後又調我到最高檢察署服務。三十八年二月向行政院閻院長錫山請辭照准。來臺任教中央警官學校，並向臺北律師公會登錄，執行律師業務，迄今將近三十年矣！

    問：最後，請您再談一談您的生活情形。

    答：我是一個書生，生活非常簡單，也非常嚴肅。我一生不抽煙、不喝酒、不打牌，不跳舞、不看電影，也不聽戲，呆呆板板，沒有娛樂，當年好些同事開玩笑，給我兩個外號：一個是聖人，另一個是死人。聖人也罷，死人也罷，我就是我，不求名利，現已年登八十，前塵若夢，仍照我的方式過日子。平日唯愛讀書作詩。最後，我送貴社兩册詩集：「玉泉詩稿」是紀念我母親的，「厚成堂吟草」是紀念先父的。請貴社多多指教並留作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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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访搜查北京俄使馆法官沈维翰先生》，是以《传记文学》总第193号(1978年)同名内容全文光盘版文本为发布底本；原收入HGC在“独立评论”及“罕见奇谈”发布的【成败之鉴·苏俄在中国 1 】 民国十六年搜查北京苏俄使馆事件 特辑，收入博讯析世鉴时对原发布内容沿袭光盘版文本的若干讹误作了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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