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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張）請吳先生談談您的身世和讀書的情形。

    答：（吳）我生於民前十三年，原籍松江。從小就住在上海，大概是民國八年，在上海第二師範畢業。記得這年有抵制日貨，反對曹汝霖的運動，我參加過一次遊行，被打傷了二、三十個學生，我也是其中之一。因為受傷，住上海醫院一個月，這是我上中學時候記得很清楚的一件事。

    後來我考進於右老（任）辦的上海大學，大概在民國十年，由朱季恂（第二屆中委）介紹加入國民黨。國民黨於十三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四十四號成立一個「上海執行部」，管轄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和上海。這個執行部當時是由葉楚老（傖）負責的，毛澤東當時還是執行部委員兼代文書科主任。

    我在上海大學畢業後，先在環龍路四十四號擔任宣傳幹事，民國十四年，上海市党部成立時就參加市黨部工作，擔任書記。

    問：當時市黨部的情況是怎樣的？誰是主任委員或是書記長？

    答：好像當時沒有主任委員，只有三位常委：一位是梅電龍，專作陳銘樞（？）工作的，一位是楊杏佛（銓），代表左派，另一位湯濟滄，代表右派。[按：楊杏佛參加上海市黨部似在民國十二、三年]。

    後來我當選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去廣州開會，第一次在黃埔軍校裡看到蔣先生，因為當時我只廿三歲[按：第二次代表會開於十五年一月，吳先生生於民前十三年，時已廿七歲]，個子長得又小，所以蔣先生特別問到我，他對「那個上海來的年輕代表」，印象很深。

    問：北伐前後國民黨在上海的工作是怎樣開展的？

    答：北伐以前，市黨部有兩種主要工作，一種是工運，一種是學生運動。當時在黨部裏設有一個「工商學聯合會」，負責商運的叫王漢良，他是商務部長，這個人不出面，實際上是國民黨員。負責工運的我記不起來了，大概是個共產黨員。負責學運的叫史濟寬，常州人，當時他在交通大學，也是國民黨員。

    問：當時的工作能夠順利的開展麼？

    答：商會打不進。因為商會在當時的首腦人物都是買辦和大生意人，記得當時是由傅筱庵主持的。我們不得已，只好另外組織「各馬路商界聯合會」，這是以小商店為主的聯合組織，好用來和商會對抗，當時還有些成績。工運就很不錯，雖然看起來是共黨天下，像商務印書館、英美煙草公司、聯合印刷等，都是由共黨把持的，不過我們也有我們的做法，大家鬥爭得很厲害。至於學運可以說平分天下，當時像交通大學、聖約翰大學都是有領導性的大學，我們的工作都做的不錯。現在的立法委員邵華，當時就是大夏大學的學生代表，後來學生聯合會的常委也是邵華。

    問：租界當局對國民黨的活動有沒有干涉？

    答：他們管得很厲害，一有風聲就抓人，我還記得有一位叫程子卿的，對國民黨幫過大忙，那時他在法租界公董局政治部做事，可是常常給我們通風報信。法國人一要抓人，他就先打電話來，每次都是我接，因此我們常常一個月搬幾次家；俗語說狡免三窟，我們有時候還不止三窟呢！每租一個房子，就得再租一個預備著，準備一有風聲就走。程子卿這個人非常好，也不要錢。另一位就是鄭毓琇女士，她當時在上海作律師，而且是唯一被法國人承認有合法資格的律師，她常常替我們保人，許多同志抓了去，都是她保出來的。當時她是國民黨的「顧問」，而且一向不要公費，充其量，按年按節買些洋酒禮物，照鄭博士所開的名單送去，拉拉關係。

    問：當時國共暗鬥，最尖銳的部份是學運，還是工運？

    答：工運鬥得最厲害。當時，共產黨的李立三、羅亦農都在上海，主持工運。他們所控制的單位，像商務印書館、南洋煙草公司、英美煙草公司、聯合煙草公司，都是大的單位，工人人數都在五、六百以上。我們只能控制些兩三百人的小廠，像世界書局、中華書局、大東煙草公司、華盛煙草公司等。現在在臺北的周學湘，當時就是華盛煙草公司的工會主席。在上海市黨部裏，當時有一個叫林鈞的，這個人是共產黨，浦東人，很有力量。民國十六年北伐軍到上海的時候，共產黨曾經發動舉行市民大會，還組織了上海市政府。這個市政府不是黃郛那個市政府，而是共產黨拿它來和國民黨北伐對抗的一個東西，記得當時的市長好像是虞洽卿，秘書長就是林鈞，事實上，虞洽卿是傀儡，不問事的，真正負責的人就是林鈞。

    北伐以後，工運的形勢也對我們轉為有利，可是國民黨內部又有矛盾。北伐後上海第一任工農部部長叫周至越，浙江黃岩人，是周至柔的弟弟。工農部的秘書叫張君毅，這位同志非常優秀，他是交通大學的學生，加入國民黨後，表現得很好，很有組織才幹。這時候，東路軍政治部主任陳群和特務處處長楊虎來到了上海（東路軍總指揮是何敬之，前敵總指揮是白崇禧）。為了搞錢，陳群就另組織了一個「工會統一委員會」，這個組織根本不是做事情的，完全是在廠商身上動腦筋弄錢的。這樣一來，和黨部的工運工作不免有衝突。有一天，陳群把張君毅抓去了，說君毅是共產黨，我和陳果夫先生都有信給陳群，保證君毅不是共產黨，陳群不理。後來果夫先生請蔣總司令打電報給陳群，叫他把張君毅立刻押解南京。陳群收到電報，馬上把張君毅槍斃了，回電則說來電時業已槍斃；事實上，君毅已被打得遍體鱗傷，也沒有辦法押往南京了。這件事情我們後來有一份詳詳細細原原本本的報告給中央，蔣先生大怒，免了陳群的職。後來陳一直不得志，天天待在杜月笙先生家裏。後來他攀附孫科，民國二十一年幹過兩個月首都警察廳長。

    這件事情，因為君毅的優秀、犧牲，所以我們幾個人在上海辦了一所君毅中學來紀念他。這所中學辦了很多年了，現在也搬到臺灣來了。目前在苗栗，今年還蓋了點新房子。

    問：除去廠商外，國民黨工運在郵電方面是不是也有點基礎？因為像朱學范、陸京士不都是郵務工會出身的麼？

    答：提起朱學範，唉，真是說來話長，他在投匪前不久，我在香港還看見他。外面傳說他左傾，說他是共產黨，我可以說，朱學範絕對不是共產黨，他之所以走上這條路，完全是逼出來的。對於谷守常（正綱）先生，我沒話說，可是他的偏激固執，知情的人都不免一歎。

    朱學範也是松江人，和我是同鄉，他並沒進過大學，後來能成為出色的工會領袖，完全是他自己努力和國民黨培植出來的。他是上海民立中學的畢業生，大概民國十五、六年，考進上海郵局當郵務佐，那時候陸京士已經在郵局並為黨代表，地位比學范高。可是學範加入國民黨後，表現得非常好，尤其是民國十九年的郵局大罷工，使我認識了他的才幹。

    那次郵局大罷工的起因是這樣的，當時交通部長王伯群想創辦郵政匯業局，由於郵局一直有一套完整而嚴密的人事制度，凡是用人，必經考試，而郵匯局一開辦就打算用人完全委派；還有，郵局當時很賺錢，大家總覺得郵匯局像個銀行，大家在心理上好像覺得不願意把大家賺來的錢拿來養一個像郵政銀行似的一群人。幾經請願，王伯群因為和何敬之（應欽）是親戚，所以不理。於是上海郵局大罷工爆發，同時還通電全國回應，情形相當嚴重。

    中央為了應付這件事，於是指令上海市黨部抑制這次罷工，事實上，工人的一面是值得同情的。於是就召集黨內同志開會，朱學範也來了。在學范講話時，他提出一個原則和辦法，我很欣賞。學範說：也許郵工是對的，但是我們既然是國民黨員，就得服從黨的指示，中央既然要我們停止罷工，我們就得想辦法。他主張在郵局內先成立一個區分部，然後在每一個部門裏，像揀信、派信等部門，都選出一個代表，然後去南京請願，大家坐下來先商談，用這個辦法來緩和全體郵工的情緒，讓大家先別罷工，靜候請願的結果。我一聽這個辦法很好，但人不要多，五個代表就夠了；後來還是我陪他們去南京的。由於這件事，我發現了朱學範的才幹。

    記得到南京後，果夫先生還特別請了一桌飯，把王伯群也請來，讓他和上海來的郵務代表面談，這件事使大家很興奮，表示果夫先生對地方同志的重視。那次請願的結果是「緩辦」，郵匯局案延期半年。

    從此，我認識了朱學範，以後他自己勤讀書，研究世界各國勞工制度，漸漸脫穎而出。他又勤讀英文，在民國廿三、四年，就出任全國總工會常委了，戰前他曾兩度去日內瓦開會，都不必帶翻譯，以前的人出去開會還得帶翻譯的。

    抗戰發生以後，由於經常和美國勞工界接觸，關係比較密切，美國工運人士當然不像我們這麼單純，由國民黨領導的，他們可以說是自由集合，甚麼人都有，共產黨當然也有，我還和學範開過玩笑，小心不要上他們的當喲！因為那時候美國工會正在捐錢給朱學范所領導的「勞動協會」，結果朱學范就在重慶兩路口蓋了一座勞動協會的大房子。在重慶時代，大家的房子都很簡陋，他蓋一棟這麼大的房子，不免叫人嫉妒；再加上他太露鋒芒，於是就引起谷正綱的不滿。谷當時任社會部長，正是主管部，谷於是千方百計的接收了他的勞動協會。人總是感情的，當勝利後，朱學範被迫繳出勞動協會時，不免有牢騷，但我敢說，他絕非共產黨，也沒和共產黨勾搭過。抗戰勝利後，有一次總統召見我，特別問起朱學範的事，我當面報告說朱學範絕非共產黨，總統說那麼你帶他來看看我。於是我就陪了學範在廬山見總統，總統還對他說：共產黨是很奸詐的，你要小心才是。學範也表示決不會上當。後來學範就住在上海，打擊他的方法越來越多。卅七年夏天，竟傳出來要抓他的風聲，於是他就去香港暫避風頭。有一天他在九龍坐在一輛三輪車上，突然有一輛汽車迎面撞來，學範機警，跳車避開，倖免於難，這件事他相信是一樁有計畫的行動，認為再不能等了，再等命就沒有了；兩天後，他就去了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