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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黨的盲動，說者多謂自「八七會議」以後始；其實在「八七會議」以前，上海共產黨便有三次盲動。共產黨之將「八七會議」以前叫做機會主義，「八七會議」到第六次代表大會止叫做盲動主義，並非眞史，乃不過各派間之爲相互攻擊的口實耳。我們看了上海共產黨三次暴動的眞實情形，我們便可明白，就是共產黨載之史冊豔稱口頭的上海三次暴動，並不曾具備一切主觀的和客觀的必要條件，只不過趁火打劫硬作歷史的悲劇而已。

    一九二六年春，北伐軍克復武漢，進攻江西，與孫傳芳軍隊正式接觸，那長期呻吟於軍閥壓迫之下的東南民衆，對之莫不起一種快慰的憧憬，思有援助之，於是有所謂自治運動的產生。這種自治運動從上海開始，很快的擴大到江蘇各重要區域，在精神上給孫傳芳莫大打擊，首先是擾亂了孫傳芳後方，並動搖了他的基礎，後來孫傳芳在江西失利消息頻頻傳來，同時夏超在浙江宣告獨立，於是孫傳芳的統治更其動搖起來，而一般民衆爲了更進一步的打擊孫傳芳起見，便將自治運動深入到社會各階級，當將共產黨企圖這一包含有廣大民衆和帶有嚴重政治運動的領導，於是就煽動暴動，所謂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上海第一次暴動，就是在共產黨此種陰謀之下發生的。

    暴動的客觀環境，就當時的實際情形說來，倒也很好，如像孫傳芳軍隊在前線不斷的失敗，上海防守的空虛，夏超之投誠國民政府，以及社會各階層之騷動等等，可是主觀的力量則異常薄弱，甚至說不上什麽力量。當時自治運動的首領國民黨駐滬代表紐永建，因爲已發見了共產黨的陰謀，恐怕在極有力的暴動條件之下，予共產黨以發展的機會，所以在先完全不理，後來因爲北伐軍的遲遲不到，以及夏超進攻上海（十七日）的失敗，誠恐時機一失，給孫傳芳以整頓殘餘軍隊的機會，增加他日進攻上海的困難，故即利用共產黨暴動的計劃，希冀很迅速的驅除孫傳芳的勢力於上海之外。因此，暴動雖爲共產黨所掀起，但鈕永建等卻也很積極的參加的。當時除共產黨有少許武裝工人而外，其他團結於鈕永建周圍的有若干武裝的市民和流氓無產階級，此外便無任何其他的準備了。

    暴動的準備極不充分。暴動的力量極不夠，這我們看了以上的敍述便可知道，可是當時共產黨卻想利用一般力量薄弱的條件，企圖在暴動發動以後很迅速的武裝工人，能夠很容易的收穫暴動勝利之結果，達到暴動預期的目的，所以要求暴動之急劇的發動。而在鈕永建方面則因與夏超已接洽妥當，約定暴動同時進攻上海，於是就決定於二十四日黎明暴動。不料在二十三日晚上，已有消息傳說夏超被孫傳芳打敗了，爲了補救於萬一起見，便急不暇擇的暴動起來了。

    鈕永建因爲夏超的失敗，對於暴動的勝利前途就不免有所顧忌，所以暴動的命令下了以後，便按兵不動，而共產黨本來是冒險，想趁火打刦以實現其陰謀，既沒有準備暴動的群衆基礎，也沒有統一暴動的指揮人，僅僅希望極少數的共產黨員在接到暴動的命令之後，從事搶奪警察署與警察的武裝。據當時記載，在二十四早上三點鐘，有兩架汽車裝了二十多人，想去攻擊南市的警察二區總署，但未到肇周路轉角，一架先逃回法租界，一架給捉牢了，而且捉住四個人。其他預計中的閘北吳淞，僅發覺有一輛貨車，倒在蘊草浜機廠附近，此外則一無動靜。奉到命令的共黨工作人員，大家在家裏睡覺。

    這次暴動在骨子裏，本來在共產黨方面是想藉暴動擴大本身的勢力，僥倖奪取自治運動的領導，而在鈕永建方面，雖然想利用共產黨藉以達到自治運動之最後的目的——使上海脫離孫傳芳的覊絆獨立起來，然而因自己準備的不充分和力量的薄弱，恐怕眞個暴動起來，反而給共產黨以發展的機會，故始終是遲遲不決，後來暴動成了一幕滑稽的悲劇，共產黨即振振有辭的質問鈕永建，爲什麽始而發出暴動的命令，繼而按兵不動，是否是想藉孫傳芳的力量來消滅共產黨云云。鈕永建對之則是有苦說不出，當然不能給以滿意的答覆，然而共產黨本身既缺乏基本力量，而只圖趁火打刦，暴動後的一場風波也就此以不了了之。不過共產黨經過了這次冒險，也就獲得一種經驗，就是要想陰謀打劫的幻想只能成爲痛苦的回憶。所以第二次暴動，共產黨已由軍事投機變爲專注意於工人罷工運動的發展及基本力量的準備。

    十月十四日的暴動，雖然因爲暴動力量的薄弱，被孫傳芳很容易的壓服了下去，但其統治並不曾因此而獲得絲毫的堅固，反之江西的戰事一天天的不利，十一月五日九江陷落的消息傳到上海，又將暴動失敗麻痹了的上海各階層的民衆興奮起來了。同時孫傳芳因後方的動搖，兵力的單薄，爲圖最後掙扎起見，特請求奉魯軍南下，並聞魯軍張宗昌有帶一千萬軍用票南下的傳說，於是又加重了各階層的騷動。共產黨雖然第一次的冒險失敗了，但其野心未死，仍圖趁火打劫以達其陰謀的目的，故當孫傳芳潰退南京及魯軍實行南下的消息傳出後，認爲是大好時機，除向各社團肆意煽動，增大各階層民衆對孫傳芳和張宗昌的惡感和憤怒外，同時在工人中進行總同盟罷工的準備，於是第二次暴動，就在這各種條件湊合的形勢下發生了。

    自治運動在起初本來是一般店員，學生和下層社會的人，對於孫傳芳的一種反抗運動，後運動擴大，就參入了一般上海所謂商界聞人地方領袖，於是運動的目標也就隨着成份的複雜而參差起來，已沒有原來那麽單純了。第一次暴動失敗後，因爲孫傳芳的壓廹，運動也就消沉了下來。至九江陷落的消息傳來，運動又復高漲，不過上次參加這個運動的僅是國民黨，共產黨以及地方聞人等，而此次則尚有孫傳芳所御用的研究系如張君勵黃炎培等，甚至後來奉天軍閥楊宇霆張學良的代表亦參加活動。他們無非爲了自治運動壓迫不下，轉而採取爭奪的方式耳，同時又將上海市民自治運動擴大成爲蘇浙皖三省自治運動，曾產生了一個蘇浙皖三省聯合會，會裏的份子極複雜，有共產黨，也有孫傳芳所御用的反動投機份子，企圖利用這個三省聯合會以自治的名義拒絕北伐軍入境，而自保其地盤。當然，孫傳芳的這種企圖，除其御用的走狗以外，是爲會中一般人所反對的，所以三省聯合會成立後，對於孫傳芳竟一無幫助，反而在魯軍南下及張宗昌帶軍用票一千萬元的威嚇下，蘇浙皖商民因利害所關，發表拒絕奉魯軍南下和歡迎北伐軍的宣言，這樣一來，消極的自治運動一變而爲積極的政治爭鬥，聯合會列入革命團體中去了。

    上海工人在「五卅」運動中會表現他們的偉大力量，自後在奉軍以及孫傳芳的壓迫下，差不多原有的工會組織瓦解無餘，長期生活於軍閥的鐵蹄之下，自北伐軍克復武漢陷九江，迫南京的消息傳來後，上海工人就突然的活躍起來，個別的罷工運動此僕彼起，無有間斷，組織宣傳部，散發傳單，並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和十二月十二日先後召集兩次工人群衆大會，反對孫傳芳和奉魯軍的空氣非常高漲。至一九二七年二月初。北伐軍經過短時期的休息以後，便開始進一步的行動，於二月十七日佔領杭州，十八日進據嘉興，給孫傳芳的統治的最後的威脅。當其時帝國主義者尤其是英日兩國，正增添大批軍隊到上海，孫傳芳爲挽救他的末日起見，便公開的勾結英日兩國作困獸之鬥，摧殘工會，逮捕工人，壓迫輿論並濫捕新聞記者與市民，於是更引起了民衆對於他的切齒憤怒，共產黨即抓住這個機會，從中加以普遍擴大的煽動，結果暴發了自二月十九日開始的總同盟罷工。

    總同盟罷工是在「罷工回應北伐軍」和「罷工打倒孫傳芳」這兩個有力的口號之下發動的，而策動於其中的雖然有自治運動聯合會的人，但大權則操之於共產黨的手中。罷工自十九日起到二十日止。參加罷工的有大小將近一百個工廠，共有五十萬人左右。本來就共產黨的預計，以爲北伐軍已進到嘉興，再向前進時，即舉行武裝暴動，在幫助北伐軍出名義下，驅逐奉魯軍閥，建立上海市民政府，即變相的蘇維埃，藉以握得實際的權力。不料共產黨的此種陰謀已爲鈕永建所偵知，便向共產黨提出忠告，希其顧全大局，並維持國民革命的統一戰線，而共產黨則堅不允許，將其陰謀諉爲民衆的要求，於是鈕永建即電知北伐軍暫時停止前進。所以到二十日就傳出北伐軍停止進攻上海的消息，這對於共產黨當然不利，然而對於孫傳芳卻是挽救命運的最後五分鐘，除在前線整飭殘餘部隊以供最後的一拚外，在上海便命令李寶章聯合租界當局對於罷工工人取斷然處置。在共產黨的這種不顧大局而只是蠻幹的政策下，上海工人和學生在罷工的短短三天中無辜被槍殺的一百多，被捕入獄的將近三百，而其他在暗中被殺被捕的尤不可勝計。孫傳芳的這種殘酷的手段，果然克奏膚功，同盟罷工至第三日——二十一日即有一部份工人爲免除無益的犧牲自動開工；到第四日——二十二日差不多上工的已占三分之二以上，頗轟動一時的總同盟罷工也就此無可如何的結束了。

    此時的環境，本來逐漸顯現出對於暴動的不利，同時大多數工人已自動復工，要是共產黨能夠見機，那麽暴動已應適可而止了。不料共產黨視工人的頭顱如兒戲，硬逼着少數盲從的工人去暴動，並決定二十二日下午六時爲暴發爆動的時間。鈕永建對於共產黨的此種蠻幹政策，當然不贊成，而且也知道共產黨在這一蠻幹政策後面的陰謀，但因客觀環境關係，卻也不便公開反對，所以在暴動之開始，即命聯絡成功的海軍發砲向高昌廟及龍華護軍使署攻擊，一時砲聲隆隆，非但全市震動，即軍閥亦不知所措，以爲北伐軍自天而降也。無如共產黨所驅迫的若干工人，在各區騷擾不起，除南市和閘北曾稍有零碎的動作外，其他一無動靜，於是僅僅兩艘小砲艦不能支持了，暴動終於被李寶章所鎮伏。此次事後，共產黨江浙省委會下令申斥各區工作人員，內中有「當群衆跑到街上時他們的領導「指揮者都逃回家躲起來了，於是群衆成了紛亂的散沙，而暴動也在可笑的狀態中失敗」！這是第二次暴動的忠實供狀。但工人及市民之死於此役者，又有六十餘人，無端的爲共產黨的盲動所犧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