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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五月間，中共初期首腦瞿秋白被捕後，囚居在汀洲獄中；那時他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不久，他也就被處死了），瞿秋白在獄中曾寫了一封信給郭沫若【1】，這可說是他的最後遺書。這封信，先由一位朋友帶到美國，又由美國帶回到上海，却不曾寄到郭沬若的手中，因爲當時蘆溝橋變起，中國已經對日全面抗戰！郭沬若已從日本回國，從上海到漢口去了。

    瞿秋白的這封信，經過輾轉遞送，一直傳到抗戰時的陪都重慶，好不容易才送到郭沫若的手中。可是那時的中共首腦是毛澤東，是周恩來；一朝天子一朝臣，情勢已經完全不同；郭沬若又是識撈之人，他閱過了瞿秋白的來函（最後遺書）之後，經過一番思考，顯然無意公開張揚，也不視爲是一件什麼重要的文件！

    不過，瞿秋白的這封信，確實寫得很頹喪、很暮氣沉沉，大有「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之概！筆者當時因職務上的便利（在重慶政治部任事），於一個偶然場合裏，看到過瞿氏的這一封信，並且貪得意地抄下了一份，一直保留着。記得在廿餘年前，曾於海外某刊物上寫過一段有關此事的經過；但語焉不詳。茲特將瞿秋白的那封原函照錄如下，函云【2】：

   「沫若

   「多年沒有通音問了。三四年來只在報紙雜誌上偶然得知你的消息。記得前年上海的日本新聞紙上曾經說起西園寺公去看你，還登載你和你的孩子的照相。新聞記者的好奇，是往往有點出奇的，其實還不是爲着『哄動』觀眾？可憐的我們，有點像馬戲班裏的野獸。最近，你也一定會在報紙上看到關於我的新聞，甚至我的小影，想來彼此有點同感吧？

   「我現在已經是國民黨的俘虜了。這在國內階級鬥爭中，當然是意料之中可能的事。從此我的武裝完全被解除，我自身被拉出了隊伍，我停止了一切種種鬥爭，在這裏等着『生命的結束』。可是，這些都沒有什麼；使我慚愧的倒是另外一種情形：就是遠在被俘以前——離現在足足有四年半了——當我退出中央政治局之後，雖然是因爲「積勞成疾」，病得動不得，然而我自己的心境有了很大的變動，我在那時，就感到精力的衰退甚至於氵欺滅，對於政治鬥爭，已經沒有絲毫盡力；偶然寫些關於文藝問題的小文章，也是半路出家的外行話；我早就『猜到了』我自己畢竟不是一個『戰士』，無論在那一條戰綫上。

   「這期間看見了你對甲骨文字研究著作中『創造十年』的上半部。我想下半部一定更加有趣。創造社在五四運動之後，代表着黎明期的浪漫主義運動；雖然對於『健全的』現實主義的生長給了一些阻礙，然而它確實殺開了一條血路，開闢了新文學的途徑，而後來就像觸了電似的分解了。時代的電流使創造社起了化學的定性分析，它因此解體、風化。這段歷史寫來一定是極有意思的。時代的電流是最強烈的力量，像我這樣脆弱的人物也終於禁不起了。歷史上的功罪，日後自有定論，我已不願多說，不過我想自己既有自知之明，不妨盡量的披露出來，使得歷史檔案的書架上材料更豐富些，也可以免得許多猜測和推想的考證工夫。

   「只有讀着你和許多朋友翻譯的歐美文學名著，心上覺得有說不出的遺憾。我自己知道雖然一知半解樣樣都懂得一點，其實樣樣都是外行，只有俄國文還有相當的把握。而我到如今沒有譯過一部好好的文學書（社會科學的論著，現在已經不用我操心了），這個心願，恐怕沒有可能實現了！

   「還記得在武漢，我們兩個人一夜喝了三瓶白蘭地嗎？當年的豪興，現在想起來不免啞然失笑，留得做溫暖的回憶吧！願你勇猛精進！

    瞿秋白

    一九三五、五、廿八，汀洲獄中」

    在這個大時代，知識份子實在太苦悶；知道得太多，了解太深切；但是知識份子沒有勇氣。誠如瞿秋白所說：「自己的心境有了很大的變動，感到精力的衰退，甚至於氵欺滅，和自己畢竟不是一個戰士，無論在那一條戰綫上！」讀他的遺書，不禁惘然！

    我還記得，一九三八年（抗戰第二年）夏間到了漢口，我在一條湫隘的小巷中，看到了陳獨秀，曾經和他天南地北的閒聊了一陣。他和瞿秋白，是初期中共的首腦人物。後期的陳獨秀，也和瞿秋白一樣的寂寞，在牢獄中挨了那麼久，除了回頭去做文字訓詁的工作，又有什麼人生的意義呢？和他在一起的後來的妻子，却是一個目不識丁的女工，這不正是暗示如他那樣搞革命的人物，也有了「人生憂患識字始」的感慨嗎？每一個獻身於社會革命的思想家，即如日本帝國大學教授馬克思學說權威的河上肇，他從獄中出來以後，就有「捉老鴉在樹上作窠」的感慨。究竟革命流血，又有什麼意義呢？

    以上《瞿秋白獄中寫給郭沬若的信》，是以1982年《春秋》雜誌總第597期同名內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網際網路首發◆獨立評論◆及◆罕見奇談◆，收入◆析世鑒◆時對原首發文本失校的若干訛誤作了訂正，並新增註釋二則。

   【1】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北京市法院红色革命造反总部」主辦之《讨瞿战报》1967年 9月1日第11、12期合刊第7版《关于大叛徒瞿秋白给郭沬若的信》一文，瞿秋白原函寫作與流傳情况如下：

    一九三五年五月，是瞿秋白叛变投敌思想发展到顶点的一个月。在这个月里，他写了自白书《多余的话》；送给蒋匪三十六师少校军医陈炎冰一张在长汀狱中拍摄的照片，并在上面題了词（原件照片见本报第五、六期合刊）并把他自己在狱中写的三首调子低沉，色彩灰黯，忏悔过去，背叛革命，颓废伤感，乞求饶命的诗词用宣纸写好，赠给陈炎冰（诗词的照片见本报第九期）；到二十八日，即写完《多

   余的话》后的第六天，还写了一封名为信件，实为供状的给郭沫若的信。

    这封信，据有关当事人记述：陈炎冰在匪三十六师时，曾为瞿秋白看过病，和瞿秋白建立了“感情”。因此，经常和瞿秋白“闲谈”。瞿秋白会刻图章、写字。有一次，他正在写字，陈炎冰去了，瞿便和陈“闲谈”起来。在“闲谈”中，瞿秋白说他对于翻译苏俄文学有兴趣。他说现在闲着，如有可能，有系统的翻译苏俄文学作品，将苏俄文学介绍过来，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之后，陈炎冰淡到郭沫若，陈问他：“你和郭沫若要好口么？”他答说：“是好朋友。”陈说：“如果写信给郭沫若，我有办法转交。”这样，瞿秋白就给郭沫若写了这封信，请陈转寄给郭。陈炎冰拿到这封信后，并沒有寄给郭沬若。

    瞿秋白枪毙后，陈不久也离开匪三十六师。到澳门去，就把信交给匪三十六师另一军医王廷俊。王于同年十月也由瑞金到南京转广西，在去广西之前，即把这信及瞿秋白“呈”给陈炎冰的诗词手稿及题词的照片，从南京寄到美国Jlovila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垢。柳收到后，认为是“烈士遗物”，将它们寄给了她父亲。柳亚子曾把题词照片和诗词拍照翻印，分别珍藏。一九三六年秋，柳无垢到美国纽约，认识了陈其瑗。当时陈在纽约办华文《先锋》周刊，柳无垢便向他父亲要来瞿给郭沫若的信交给陈，随后，即在《先锋》周刊上刊出。陈从美回国后，才将这信交给郭。郭到北京后，杨之华以出《瞿秋白文集》为借口，向郭要去了信的原件。

    杨之华怕暴露瞿秋白叛徒的真面目，怕失去自己“烈士”和“英雄”妻子的美名，蓄意欺骗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私自将它隐藏起来，不向党汇报。直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反党分子杨之华才被迫将叛徒瞿秋白的这一罪证交出。

   【2】另據《讨瞿战报》1967年 9月1日第11、12期合刊第6-7版跨版刊登的《白紙黑字鉄証如山》一文所附瞿秋白此件原函手跡全文影印件，《瞿秋白獄中寫給郭沬若的信》作者早年所抄錄之原函內容雖與原件大體符合，但不免仍有多處衍文等訛誤，茲據原函全文影印件將校勘後的原函內容錄于下，文中簡體字爲手跡原文：

沫若：

    多年沒有通音問了。三四年來只在報紙雜誌上偶然得知你的消息，记得前年上海的日本新聞紙上曾經說起西園寺公去看你，還登載了你和你孩子的照相。新聞記者的好奇是往往有点出奇的，其實還不是爲着『哄動』觀众。可憐的我們，有点像馬戲院裡野獸，最近，你也一定会在報紙上讀到關於我的新聞，甚至我的小影，想來彼此有点同感吧？

    我現在已經是國民党的俘虜了，這在國內階級戰爭中當然是意料之中可能的事。从此，我的武裝完全被解除，我自身被拉出了隊伍，我停止了一切種種鬥爭，在這等着『生命的結束』。可是這些都沒有什麽。使我慚愧的倒是另外一種情形：就是遠在被俘以前——離現在足足有四年半了——當我退出中央政治局之後，雖然是因爲「積勞成疾」病得動不得，然而我自己的心境就有了很大的變動。我在那時，就感覺到精力的衰退甚至於澌滅，對於政治鬥爭已經沒有絲毫盡力。偶然寫些關於文藝問題的小文章，也是半路出家的外行話。我早就『猜到了』我自己畢竟不是一個『戰士』，無論在那一戰綫上。

    這期間看見了你對甲骨文字研究的一些著，『創造十年』的上半部。我想下半部一定更加有趣。創造社在五四運動之後，代表着黎明期的浪漫主義運動，雖然對於『健全的』現實主義的生長給了一些阻礙，然而牠確實殺開了一条血路，開闢了新文學的途徑，而後來就像觸了電似的分解了，時代的電流使創造社起了化學的定性分析，它因此解體、風化。這段歷史寫來一定是極有意思的。時代的電流是最強烈的力量，像我這樣脆弱的人物也終於禁不起了。歷史上的功罪，日後自有定論，我已不願多說，不過我想自己既有自知之明不妨尽量的披露出來，使得歷史檔案的書架上材料更豐富些也可以免得许多猜測和推想的攷證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