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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馬克斯的學說，資本主義發達了，無產階級強大了，社會革命就會成功。由此可見共產黨之發生及發展，是要在資本主義發達以後、纔有可能。但中國是一個產業落後的國家，中國現在所患者是資本主義不發達，所以現在中國決不會有社會革命，因而不會有共產黨發展的餘地。所以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實際是一羣土匪，並不是什麽無產階級，也不是什麽馬克思主義的信徒。所以他幹的，也不是什麽社會革命的工作，而是殺人放火的勾當。

    共產黨在十四年五卅運動以前，實際上還不是一個什麽有力的政黨，而不過是一個研究團體，是一個學術組織，那時共黨在開會的時候，也不過是討論一些理論問題，並沒有牽涉到實際問題。所以在那個時候，內部的糾紛較少，但也不是絕無僅有。不過拿來與以後陳獨秀被開除後的內部糾紛那樣兇惡比起來，倒是小巫見大巫了。

    共產黨成立以後的第一件糾紛，是戴季陶的脫黨問題。本來戴季陶是六個發起人中的一個，但是他參加發起共產黨，事前未得中山先生的同意，中山先生知道之後，就把他痛駡了一頓，斥他不應不經黨部同意，擅自發起其他政黨。戴季陶不得已，只得退出共黨。但退出共黨，在他是極不願意的事，所以他當時對陳獨秀、李大釗、沈玄廬等痛哭流涕的說，他因環境關係，不能不暫時退出，但他聲明他始終是共党的忠實朋友，所以他之退出，實際是『退而不出』。但他雖然如此說，可是一個初成立的黨，即經此打擊，所以要受不少影響，所以跟着戴季陶退出共產黨的，大不乏人，這可說是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的分裂。

    初期共產黨的第二次分裂，是『書生派』的脫黨。當時的所謂『書生派』，是陳望道、劉大白等一批人。陳望道以譯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著名的，而劉大白則在學界略有微名，所以這班人，在共產黨內，以名流自詡。本來共產黨在那時還僅僅是一個文化團體，所以書生派自然極有力量。但是因這這班書生實在太浪漫，太不行了。所以當時的第三國際視察員波蘭人畢可斯基以『此等同志，徒口說而不行，殊非布爾塞維克所應有之態度』。當時的中央爲要拿金盧布來維持，所以對於國際視察員，視之若神明。以其批評書生派也，乃對書生派下極嚴厲之命令，對於劉大白且予以留黨察看處分。那時書生派亦自知不容於共產黨，故陳望道、劉大白輩所謂『書生派』，乃相率退出。陳、劉等之退出共党，尚有另一重要原因，即彼等要求赴俄遊歷，爲第三國際俄人所拒，陳等乃退出。

    當時的党尚係一文化團體性質，故書生派力量極大，書生派之脫黨，對於黨的損失極大。故此次書生派之脫党，較戴季陶之『退而不出』，其影響更大。戴季陶倒還是退而不出，書生派不僅是『退而且出』，而且退出後對共產黨大肆攻擊，故共產黨一時有瓦解之概。

    在共產黨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候（一九二一年），內部又起了分化，那時陳公博等一部分廣東黨員被開除出黨。原來在第一次全國大會時，廣東代表團分裂成爲兩派，一派以譚平山爲領導，主張擁護孫中山反對陳炯明；一派以陳公博爲代表，主張擁護陳炯明打倒孫中山。所以大會在國際代表越飛指導之下，通過了擁孫反陳的決議，於是陳公博輩的廣東派，就開始搗亂會場，於是此派遂被開除出黨。這可算是共黨史上的小小分裂。

    在共黨第三次大會時，留俄派與湖南派起了衝突。留俄派以瞿秋白爲領袖，其餘是彭述之輩；湖南派以毛澤東爲領袖，其餘是郭亮、夏曦輩。瞿秋白本不是留俄學生，不過因爲他習諳俄文，而且曾數度赴俄，在共黨中又有地位，故留俄生擁之爲領袖。毛澤東爲湖南人，湖南共黨，大半經其一手提拔，故湖南共黨，鹹奉之爲領袖，頗有實力。在三次大會上，兩派因爭中委，幾乎打架，後由老頭子獨秀斡旋，給毛以中委了事，但已有不少湖南共黨，因此衝突，脫黨而去矣。

    同時在北方，共黨內部亦發生衝突。北方共党首領，爲有名之北大圖書館長李大釗氏。北方黨務，即系由李負責。李曾任吳佩孚之高等顧問，官僚習氣甚深，而且思想極其右傾，所以爲北方一般急進共黨所不滿。北方急進共党的首領是張特立（國燾），他本是北大學生，因對工作努力之故，升爲中委，在北方羣衆中頗有實力。國燾對李大釗之右傾及官僚主義，表示極度不滿，而李大釗亦以張國燾遇事過於激烈，效列寧口吻，譏爲左傾幼稚病，而又忌其有羣衆勢力，故排斥甚力。李張兩派，終於在北京大起衝突。後來也還是由獨秀調停，將張國燾派住蘇聯考察，總算給了李大釗的面子，而事情也就這樣了結了。

    在五卅以前，共產黨在北方鐵路工人中，運動頗有成績，而以京漢路之成績爲尤佳，二七屠殺，就是共党歷史上有名的工人運動。京漢路上最有力的工人領袖是劉文崧，（即在十六年時任唐生智的鐵道大隊長的），在京漢路工人方面，劉文崧的權威，遠過於陳獨秀，甚至遠過於列寧馬克思。但是在二七屠殺以後，他受了吳佩孚的收買，脫離共黨，以致共產黨在京漢路上的基礎，完全破壞無餘。

    一九二五年春，正當上海二月罷工與青島紗廠工人罷工之際，共党的發起人沈玄廬（定一）被開除出黨了。沈玄廬是共党的發起人，歷屆共黨的中委、尤其是在浙江方面，他是唯一的領袖——浙江著名共党，如宣中華、徐梅坤、華林輩均係沈玄廬一手提拔之後輩。玄廬之在浙，其權力不亞平山之在粵，潤之（毛澤東）之在湘。他之被開除出黨，對於共黨當然是一個極大損失。玄廬之所以要退出共黨，是因爲他受了戴季陶的收買，在浙江開始作反共運動之故。玄廬被開除以後，浙江共黨退出者甚多，一時浙江黨務，幾陷於停頓狀態。

    在五卅運動開始時，工作的重要超過以前任何一個時期，但那時共產黨的幹部天天在鬧着戀愛問題，例如張太雷拐走了王一知，施存統吃醋追到長沙去，又從長沙追到青島去，鬧得不可開交。而其中鬧得最凶的是彭述之與蔡和森。原來蔡和森的愛人是向警宇【析世鑒： “向警宇”，原文如此。】，他們同是留法學生，是久共患難的同志，但不知怎樣，向警宇又被彭述之吊上了膀子。彭述之不是沒有愛人的，他的愛人，就是在環龍路四十四號上海執行部任幹事的陳碧蘭（比難），而且陳碧蘭比向警宇肉感而且漂亮。但彭述之有陳猶嫌不足，又吊上了向警宇，於是與蔡和森大火併，又是老頭子獨秀調停，把蔡和森調到了北方。

    在十六年武漢政府分共以前，共產黨是一個半在朝的黨，所以官僚主義在共產黨內特別發達。那時的共產黨員，一方而負有革命的美名，一方面又得升官發財的機會，故誰都想投一下機，加入共產黨來現一現，故那時新加入共產黨的□多【析世鑒：□，底本此處缺一字。】。及至武漢反共以後，共產黨已經失去了最後的地盤，不僅無官可做，無錢可抓，無風頭可出，而且有坐牢，殺頭，槍斃的危險。於是投機者乃紛紛退出，中央日報及武漢民國日報上，登滿了豆腐乾大小的脫離共黨的廣告。據說那時脫離共黨的，有一千餘人之多，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施存統了。

    在汪精衞決定反共以後，武漢的共產黨員，大多跑光了，獨有施存統還留在武漢，當時一般人就很奇怪，問他爲什麽還不走。他含糊答應。及至廬山會議以後，汪精衞向共產黨首先開刀，施存統乃在中央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洋洋數千言的大文，題爲『悲痛中的自白』，表示他脫離共產黨，回到三民主義懷抱的眞態度。施存統原是做文章的能手，而這篇有關生死禍福的文章，尤其是做得痛哭流淚，其態度之眞摯，表情之深刻，即鐵石心腸人讀之，亦爲感動。施存統在共產黨內，素有歷史，所以他之退出，影響共黨甚大，當時隨施而脫離共黨者，大不乏人。

    繼施存統之後而脫離共黨的，是沈雁冰。沈雁冰在共產黨內，倒不算一個重要角色，但他在社會上也略有虛名。他是一個聰明人，十六年武漢空氣不佳的時候，就往廬山一跑。他在牯嶺旅館裏眼見汪精衞已在武漢胡亂殺人，如果不脫離共黨，難保這顆小腦袋要與他分家，所以他不加思索地決定了脫離共黨。但他不像施存統那樣傻，不做那『流芳百世』的『悲痛中的自白』。他固然也是一樣的反共，但他只在要人個人面前駡共，不形諸於筆墨，所以他就不像施存統那樣的無地自存了。

    那時中央日報的總編輯陳啟修，原是共產黨員，武漢反共以後，他首先聲明脫黨，而且在顧孟餘面前痛哭流淚地，請求他向汪精衞面前擔保，但汪精衞還是有點不大相信，要他有所表白，陳啟修不僅比施存統聰明，而且比沈雁冰聰明，他情知做文章反共，是沒有多大效力，所以他就進一步，將他所知道的一批共產黨員，開列名單，詳填地址，交武漢衞戍司令部按名逮捕，而且由他自己來證明。計由他開單捕獲的，共有一十七人，這一十七人後都被送上了斷頭台。於是『陳啟修出賣人頭』，就成了共產黨分裂史中最有精彩的一幕了。

    這時國民黨的一、二兩屆中央委員于樹德，由武漢逃到上海，登報聲明不過問政治，當然就是脫離共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