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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大林本是個不學無術而陰謀狠毒的小人，迨列寧於一九二二年病死後，史大林便利用其爲列寧秘書的地位，拉攏和收買一般党中的下級幹部，作爲呐喊的工具，並將一個無實權的技術書記漸漸擴大成爲總攬一切大權的最高職位。同時爲了打擊反對派，爲了要得國際共產黨的擁護，史大林的侵入中國共產黨，企圖取得中國革命的領導權。但這只是一般的，主要的則在利用這種政策分裂中國共產黨並藉以拉得自己的走狗。果然，這個政策由國際代表提到中共以後，中共內部便起了分化，發生了反對，中立和贊成的三派：當時李守常等是反對的，譚平山等是贊成的，而陳獨秀等則動搖於反對和贊成之間。雖然如此，卻因史大林在俄國共產黨和第三國際中勢力的增漲，中國共產黨在第三國際的壓力下，搖動的陳獨秀等固然見機，即反對的李守常等也不得不屈服。也就因爲這種原因，譚平山得當國際執委，陳獨秀得繼續中共總書記，而李守常則終其身屈於北平一隅。當然，這還是史大林奪取中共領導權的第一次嘗試。

    在派別的對比上說，史大林在蘇俄共黨中是中央派，而陳獨秀在中共方面也一向保持着中央派的立塲。雖然中共中央派與史大林不是直接的系統，但比較接近，而且有趨於直接統系的可能，這是史大林的看法，陳獨秀之能始終保持中共總書記地位其故亦在此。可是陳獨秀在組織上與史大林雖然保持着不即不離的地位，然而在政治上卻不能像史大林那樣善於變化，這不僅是因爲陳獨秀在政治上多少受有傾向於右派——布哈林派的彭述之的影響，而且也是因爲陳獨秀在性格上的倔強。一九二七年以前，史大林的策略是拉着布哈林派，打擊托落茨基派。一九二七年五月以後，托落茨基派已被史大林派打下台了。史大林爲要回轉頭來打擊布哈林派，於是就激劇的左傾，利用昨日托落茨基反對他的理論今日來打擊布哈林，在中共對於中國革命的主張和戰略上也因之有顯著的改變。這就是一九二七年六月國際代表羅易拿給汪精衞看的第三國際第八次擴大會對於中國革命的決議案。在這個決議案上一反向日始終聯合國民黨，幫助國民黨完成北伐，國民黨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以及共產黨應避免一初左傾革命主張；認爲共產黨應作奪取國民黨領導的準備，及時的派遣兩萬共產黨員到國民黨的軍隊中奪取軍隊的領導，及時的武裝五萬工人以作壓制國民黨的反抗等等。可是陳獨秀拒不執行，將其公開於汪精衞，並爲了表示無他起見，自動的解除工人糾察隊的武裝。然而當時國民黨既發現了第三國際的陰謀，認爲共產黨的存在終將爲革命之害，與其遺害於他日，不如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段將其剷除爲是，結果在共產黨陰謀政變發動之前，便毅然決然的實行清共。中共失敗以後，在莫斯科一切反對黨都向史大林進攻和責難，而史大林也就於氣惱之余將陳獨秀撤職，惟希望其能悔改前非，盡忠於己起見，故有召其赴俄聽訓之舉。不意陳老頭兒火性未消，堅不應召，這是很出乎史大林意料之外的，可是也就因此，陳獨秀一蹶莫振，永遠被拒於共產黨大門之外了。

    瞿秋白與彭述之同爲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生，於一九二四年畢業回國，彭述之因傾向於布哈林之故，得一躍而爲中共宣傳部部長，而瞿秋白雖其學力較彭某爲強，但因傾向於托落茨基之故，致回國後一無所獲，僅爲解決飯碗計，在上海大學弄得一社會學教授之職，後得李立三陳延年等援力補爲中共執委，直到中共五次大會，在鮑羅廷的援助之下，因余飛鄧中夏尹寬等的擁護，得正式當選爲執委並膺得常委一職，然不過備咨詢而已，大權仍操在獨秀述之手中也。及至史大林左傾陳獨秀撤職，瞿秋白即一方面向史大林做媚眼，一方面與李立三向忠發等組織新中央（即所謂非常委員會），完全接受史大林的左傾改策。「八七」會議，由於羅米那茲（當時國際的中國代表）的推彀史大林的允可，得選爲總書記兼政治局主席，較之昔日屈居下僚，眞有甘苦之別。不過，瞿秋白到底是個書呆子，頗不了解政治上的訣竅，當時史大林因爲各反對方面的責難，爲了挽救頹勢和威信起見，故說中國革命不但未失敗，反之正轉向於直接革命的高潮，中國共產黨必須作實際行動的準備以應此革命高潮的需要。這種悅耳的鬼話，可是瞿秋白因爲坐在上海英租界上，也不知道大勢如何，聽了誤以爲眞，於是就繼續不斷的定出秋收暴動呀，春收暴動呀，以及什麼什麼的暴動呀，並爲討好史大林起見，在廣東製造一個特別大的暴動，以作史大林詭辯的根據。然而結果不但未獲得史大林的嘉獎，反而將共產黨的一點殘餘實力完全毀滅無餘了，史大林見這傢伙太糊塗得莫名其妙，便將他和中共的其他頭兒腦兒都叫到莫斯科開一個大會，這就是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在大會上一般代表都向瞿秋白潑冷水，大批評其盲動主義的錯誤，其中叫得最響的要算李立三向忠發。而史大林本來是盲動政策的著作者，現在盲動政策既成了衆矢之的，於是他把一切責任都推到瞿秋白身上，也跟着大家將瞿秋白罵得狗血淋頭。結果就是苦了書呆子一個人，蓋有苦說不出也。大會後，向忠發因爲在大會上爲史大林特別出力，同時得着中大校長的吹噓，便當選爲政治局主席，而瞿秋白則以中共駐莫代表的名義留在莫斯科聽史大林的訓誨。

    向忠發本爲一船夫，在「二七」大罷工時代，因爲拍上了施洋（施洋是「二七」運動的領導者），後由施洋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共的前身），當時在共黨中，差不多都是些知識份子，工人出身的頗難多得，然共黨卻是以工人政黨相標榜的，都只想拉得工人以爲護身符，如此這般，向忠發卻成了共党中的大兒，一帆風順的做到湖北總工會委員長，於一九二八年莫斯科開國際職工大會，向忠發即以中國職工代表名義去莫斯科，後又參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因爲史大林根據陳獨秀瞿秋白兩次教訓，認爲要想把中共一步都不松的抓在手中，惟有將其完全留聲機化。故將向遴選爲中共政治局主席，蓋因其頭腦簡單忠順和馴羊，便於操縱也。不料頭腦同樣簡單的史大林也只能看到事情的一面，而事情卻正是另一面發展，這就是向忠發做政治局主席以後，史大林不但不能完全抓住中共的領導權，反而在李立三的操縱下將中共送到半托落茨基主義的影響方面去了。李立三是個頗有野心的人，以前在獨秀秋白的淫威下，無法施展，而今的向忠發，他是認識得很清楚了，於推翻秋白之後，他即乘機取得常務委員的資格，並爲政治局主席團之一，他利用這種地位大展身手，逐漸的將党中大權從向忠發方面移於自己的手中，最後取得了「太上」總書記的地位，而包辦黨中一切，同時在政治上逐漸的傾向於托落茨基主義，這樣一來，與史大林包辦中共的志願完全背道而馳，史大林於聞聽之下，一方面大罵向忠發不中用，另一方即命中大校長米夫火速派遣得力部下到中國來挽救危局，並由這般嘍羅帶一反李立三大綱回來，在下級播散反李立三的種子，以爲打倒李立三的準備，而向忠發當然沒有繼續坐主席交椅的希望，不過在其撤職前即被捕，想做走狗亦不可得了。

    在史大林的命令下，由米夫派遣到中國來的一批人物，都是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研究院的學生，這些人物，都是吃過好幾年的麵包，受過米夫長期的薰陶是絕對忠於史大林的。莫斯科創辦中山大學有兩個目的，一是赤化國民黨，一是訓練一批忠實走狗作爲他日奪取中共領導權的工具，前一目的未達到而已消滅，後一目的在其走狗陳韶玉的完成中共清一色的一點上說，可算是達到了。這次被派遣的共二十八人，其中著名的爲陳韶玉張聞天沈澤民何子述等，他們到中國以後，並不照例向中共中央報到，而遵照着米夫的指示，聯絡一般反李立三的人物如羅章龍，王克全，何孟雄等掀起反李立三的鬥爭，並爲便於宣傳起見，制出一個所謂「立三路線」作爲反對的目標。不意運動剛發動，中共中央即查知陳韶玉等又潛來上海，李立三便來一個先下手爲強，將其留黨察看，於是反立三運動大受打擊。後陳韶玉等即向莫斯科求援，由史大林以解決中共糾紛爲藉口派米夫來中國，羅章龍等在米夫有力的援助下即將李立三打下了台，而陳韶玉等則恢復黨籍，並得米夫的提拔，陳韶玉升爲江蘇省委書記。這裏陳韶玉以一中大學生而獲江蘇省委書記，當然是狗星高照，同時橫行一時的「立三路線」很快的被米夫肅清，在史大林奪取中共領導的過程中也不能不說是空前的勝利了。

    雖然李立三本人打下了台，可是他還有很多殘存勢力留在黨的各級機關裏，同時羅章龍，王克全，何夢雄等雖然是反對「立三路線」的生力軍，但究以嫡系，其心必異，史大林爲了完成清一色的領導起見，便命米夫繼續肅清中共的一切旁支別派，務將其淨盡除絕而後已。於是米夫利用國際代表的權力秘密召集所謂四中全會，藉以清除存留於各級黨部的反對勢力。後各派聞訊，群起反對，並聯合向米夫陳韶玉等進攻，於是米夫於匆忙中假造一國際命令，說國際已批准四中全會，凡是反四中全會的就是反國際，就是反革命，在這樣的高壓和威嚇下反四中全會的聯合戰線破裂了。米夫即利用時機實行黨內狄克推多，將那些堅決反對的份子一概開除黨籍，一些動搖不定消極的份子一律調遣到內部或匪區，同時並遣人向政府員警告密，何夢雄等三十餘人就是這樣犧牲的。這樣一來，一切反對派份子都風流雲散，不是死，就是迷，甚至歷史悠久的瞿秋白鄧中夏等亦被排斥於工作之外。而所剩下的雖然已爲數不多，但清一色了，陳韶玉擔任中央總書記，秦邦憲擔任青年團總書記，此次中共各部以及各級黨部都是以史大林系最親信的人物擔任各種職務。如此這般，史大林便奪得了中國共產黨的整個領導權。當然，史大林是勝利了，但中國共產黨卻更完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