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麼叫比例選舉制

    本文要記述的是民國十三年一月，我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提出「採用比例選舉制為政綱之一案」，從提出到被擱置的經過。就個人來說，它是給我深刻教訓的一次失敗。而究其實質則是民主思想極權思想相撞擊而發生的一個巨浪，亦可說是民主、極權思想早期的分野。從這一提案的爭辯之中，我們就已看到毛澤東之流當時的一副橫蠻、狡黠的面目，這是與他們後來的諸多悖謬的行徑有其因果關係的。

    在未說到本題之先，我想有先把比例選舉制作一簡要介紹的必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比例代表制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鼓吹曾經喧騰一時，為當時治政治學的人所嚮往，認為經由比例投票的選舉方法，可以獲得一項公平合理的解決，特別是在保障少數，容納反對意見方面，可以充分實現民主政治的理想。大約是由於手續計算上的繁複，此一制度並未能如預期的普遍被民主國家所採用。我在留美期間是最醉心於此一制度的人，但返國以後由於民主制度的推行在國內要解決的問題太多，此一較為繁複的選舉制度。迄至目前似尚難有付諸實施的可能。這不是一項純理論的問題，而是一項與現實離得較遠的應用問題。

    在原則上講，在代議政治之下議員的選舉，如果把普遍通行的聯記投票法來作一說明，譬如：一個選舉區之內要選出五個議員，選民是一萬人，假使有五千零一個選民集中來投同樣的五個候選人，這五個議員便都會被這五千零一人的團體所包辦，而只少了一票的四千九百九十九人竟一無所得，這那能說得上公道？「多數決」是民主政治一項原則，而保障少數更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精神。在主張比例代表制的人，既不反對多數決制，而且十分尊重此一原則，不過多數只能獲得他應有的議席，而不能把少數一概抹殺，竟以一票之差而一席不能得到，如上面所舉的那一項簡單的例子。因此主張比例代表制的學者便發明了甚多的投票方法來補救此一缺點，如：單一投票法，即是假如在五個議席選舉的場合，每一選民只准投一個候選人。使選民很不自然的劃分為若干小的集團，把多數黨的優點予以沖淡，在政治上形成散漫與無重心，這是有叽簏h政治運用的好處的。另外一項簡單的辦法，便是「限制投票制」，這一辦法限制選舉人在五個議席的選舉場合，只准投三人，其餘的二名議席便任令少數黨派去取得。在只有兩黨存在的情形之下，此一辦法尚可勉強適用，但在兩黨之外選民如另有主張，便不易作有效的選擇了。

    我所主張的是「黑爾投票制」（Hare System），這一投票辦法是把應選議席人數，除選民的總數，所得的商數確定為每一候選人的「當選額」（quota），如果應選名額為五人（候選人當然不止此數），選民可以就候選名單當中用一、二、三、四、五來表示他對候選人的優先次序，在計算票的時候，依次推算，凡足常選額者便為當選。這一選舉辦法，倒與我們今日實行的大專入學聯合考試照考生所填志願之先後為錄取的一項依據有其相似之處。譬如：一萬選民的選舉應選五名議員，以五除一萬，商數為二千，這二千便是每一候選人的當選額，如果候選人得的票數超過了當選額，便以其超額的票數依次轉移給他次一選擇的人。假如一萬的多數是六千人，結果可獲得三個議席，少數為四千人，便可得兩個議席，如另有少數各約為二千人，便可各得一議席。這一選舉辦法，既不違反民主多數決制的原則，而又使少數能夠充分的代表出來，我至今仍堅持黑爾投票制是最公平合理的選舉辦法。可惜計算略嫌麻煩，推行起來困難在所不免，我相信在民主政治進步到了更高的階段時，終可有被採用之一日。

二、虛懷若谷的總理

    民國十三年，我由加拿大回到廣州。出席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一次晋見總理的談話中，總理問我道：「你在國外研究政治學，近來在政治學的範疇內，有什麼新的學術沒有？它與從前的舊學術比較又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

    我當即以我研究比例選舉制的心得報告總理。他很仔細地聽過了我的報告，顯出很欣然的樣子說道：「我近來也極注意此事，但手邊還沒有足夠的材料。」

    「我在美國俄州大學所寫的論文，便是以比例選舉制為題」我說。總理便要我把這一論文送給他看看。

    過了一天我把我的論文面呈總理，在以後幾次的晤見中，他都以研討比例選舉制為題材，很有興致的問了我許多的問題，其中有些問題實在是我當時的學識經驗難於圓滿答覆的。在他給我的指示中，有一句話最使我感動，我一生都不會忘記，他說：「你研究外國的知識，不僅要切切實實地弄清楚它的底蘊，還應當把研究的結果，注意到如何進一步運用到中國來，尤其是要配合到我們革命建國的需要上。」用現在的話來講，那即是說理論要與實踐配合，世界的新知識要與中國革命的需要配合。我聽了總理的話之後：當即向他提出是否可以由我提一議案到大會，採用比例選舉制為本黨的政綱之一？總理點一點頭微笑說「好」。

    於是我把存在總理處的論文拿回來，漏夜趕寫提案。提案的說明幾乎是把論文的內容全部翻譯過來，沒有一點增添或改正，字數也在二萬五千以上。大會開幕後已經多日，我才繕寫清楚送到大會秘書處去。因為秘書處印刷不及，用油印困難很多，乃交由廣州民國日報趕用鉛印。一直到一月二十八日才印好，在一月二十九日那天才得列入議程，那時大會已快要閉幕了。起初因為對提案的名稱總想不出一個適當的標題，我特請教於汪精衛，汪拿起筆來便寫了一個「採用比例選舉制為本黨政綱之一案」，我覺得這一名稱很妥當，便欣然接受了。

三、毛澤東的真面目

    一月二十九號那天的大會主席是林森先生。宣布開會之後，即由我以原提案人的資格到發言臺上作說明。

    我那時對於會場經驗不夠，對於群眾的心理一點也不瞭解，我等於是在作一專題演講或在對學生上課，整整的說了一個多鐘頭。大會主席林森先生幾次催我把話說得簡短點，我都置之不顧，代表們以奇異的表情來聆聽我的講話。究竟他們接受了多少，我一點也沒有考慮。我把世界現行選舉制度的弊害列舉了許多，把比例選舉制的歷史演進、派別以及其各自的優劣批評等等說了許多，最後才把我所主張的黑爾投票制（Hare System）的理由說出。我看會場沒有良好的反應，雖然還有很多話要說，一是因為我說話的時間太久，二是我自己的興趣似乎受了會眾冷淡表情的影響，要說也說不下去了。最後只得終止我的說明，沒精打彩的走下臺來。主席隨即以本案宣付討論，於是在場代表紛紛報名發言，一場激烈的討論便隨之開始。

    發言代表約有十人，王恒、劉蘆隱是贊成本案的，戴季陶、劉伯倫是主張保留慎重考慮的，其他便是毛澤東、宣中華一些共產份子堅決的對本案表示反對，而本黨同志中如王樂平、胡謙一些人，則均站在反對的一面。

    為了保存歷史的真實性：我特把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上所載毛澤東、宣中華等的發言抄寫在下面：

    「三十九號毛澤東說：『現時比例選舉制係少數黨所運動出來的結果。本黨為革命黨，凡利於革命的可採用，有害於革命的，即應擯棄。比例選舉制有害於革命黨，因少數人當選即有力量可以破壞革命事業，採用比例選舉制即是予少數派以破壞革命之機會也。本席根本反對本案，因此本案不能討論，更不能付表決！」

    毛澤東發言的態度是如此的橫蠻無理，好似在和我吵架一樣。最可笑的是本案已經由主席宣付討論，在他發言之前已有王恒、劉蘆隱等幾位代表發言贊成，本案已經在討論進行中，而他卻說本案根本不能討論。按照會議的常例，一個提案既然已經在討論中，無論你贊成與否，總得要用表決的方式來決定，究竟是贊成的多而把它通過呢？或是反對的多而把它否決呢？除了最後用表決的方式之外，再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處決一個提案了。但毛澤東說本案不能討論，已經是荒唐之極，而他更說本案不能付表決，豈不更是可笑、更是無知嗎？共產黨有一套祖傳的法寶，那就是武斷與無知，民主社會所習慣的一套表達民主的方式，共黨是從來不會尊重的。繼毛澤東之後站起來發言的是他同黨的宣中華，他說：「比例選舉制乃資產階級騙人之物，本席反對黃君提案。」

    毛、宣二人交替爭著發言反對，我看見情形不利，便搶先取得一發言機會，我說：

    「比例選舉制是實現全民政治的一種新的制度，你們可以不贊成，卻不可以歪曲事實，說它是資產階級的產物。它的作用在團結人心，糾合群力，來發達民權。如果用之來團結革命力量，打倒共同的敵人，是無堅不摧、無敵不破的。因此比例選舉制的採用是有利於我們革命黨的。如果你們一定要認為它有害於革命，那麼你們不是有意的胡說，便是一種可笑的無知。我要為比例選舉制呼冤！」話說到這裡，我的情緒表現得非常的緊張，我對毛澤東、宣中華二人似乎是存了很輕視的態度。

    我方把話說完。還沒有坐下，宣中華緊接著站起來，又咆哮了一番，無可理喻的表示反對本案。宣中華還沒有坐下，毛澤東又緊接著起立發言，他們好似事先有了安排，用一種循環式的發言戰術把時間佔據，不讓其他的人有發言的機會，使得一個會場似乎只有反對的人，而沒有贊成者。共黨這一種戰術，在以後的若干情形下，成了萬變不離其宗的用來佔據會場劫持眾議的手段。在北伐前後，民眾運動方在萌芽時代，一般的講，民眾既無組織，又缺少經驗，共黨的確能善用這種有組織的技巧，以極少數的人，弄得對方頭昏眼花，無法對付，終於受其劫持。

    毛澤東大聲急迫的說：

    「比例選舉制雖然為各國社會黨所採用，但只限於在沒有當權時是如此。若在取得政權後，便擯置不用，因此一制度實有害於革命之本身。如此自由給予反對黨，革命事業便十分危險。」

    他這一番話，說得真真可笑，他的座位離我不遠，我正擬向他質問究竟有甚麼事實可以證明比例選舉制是為各國社會黨所採用？有那一個社會黨在當權以後便把比例選舉制擯棄不用？可惜沒有適時取得發言機會。其實當時正是一九二四年英國工黨第一次選舉勝利，由麥克都納（McDonald）起來組織內閣，而英國工黨在野時既不曾有過比例選舉制的主張，組閣之後的工黨當然也不會有擯棄比例選舉制而不用的事實。他的話實在是閉起眼睛瞎說，這顯示那時他的知識，實在對這一問題是一無所知。由他的話中可以看出一點，那倒是千真萬確，就是「如以自由給予反對黨，革命事業便十分危險。」這就是極權主義的一個不可移易的教條。反對黨 固然不應有自由，反對的意見，甚至凡是不相同的意見，在共黨政權之下，是不容許存在的。換言之，反對者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是該死。他當日如此說，現在統治了整個大陸便是如此做。這是極權國家從蘇俄起便是如此一套的作法。今日民主世界與極權世界兩大思想的分野，便是在這一重要的基礎上發生其衝突。在民主的世界唯一可寶貴的原則是：反對的意見和不同的意見，不僅不會該死而且可以並存。反對黨的存在，更為民主政治能敏活運用的一個重要關鍵所在。老子有一句名言：「萬物相生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倒是對今日民主政治真諦的一種深透的了解的說法。中國的哲人，在幾千年前便已體會到今日世界民主政治的真諦， 可見民主畢竟是人類所需要的真理，合於人性要求的良好制度。極權國家的謬誤。是把反對的意見和敵對的意見等量齊觀。所謂反對與敵對的意見的區別，前者是意見主張的不同，在公平、對立之中可以獲致和諧、協調，後者則是以武力暴行抹殺對方，有我無人的專斷行為。所以極權便是一種暴政，既不容許不同意見的存在，更不容許反對的政黨的並存。毛澤東當時的發言真是一語道破極權政治的真諦了。他以後的種種行為便是在演繹當日他所發出的那句極權政治的老話。四十年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鬥爭豈僅是一政治的因素嗎？這實在是一種帶有世界性的思想戰爭。這一戰爭的開端，遠在四十年前，此一事例便已發其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