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世鑒】製作組，提醒任何意圖對【析世鑒】有關發佈內容做再傳播者，請務必閱讀我們關於【析世鑒】發佈內容的各項聲明： http://boxun.com/hero/xsj2

★【析世鑒】製作組，強烈鄙視任何未經著作人、著作財產權人或著作財產權受讓人等同意而略去原著述人、相關出版資訊等（例如：期刊名稱、期數；圖書名稱、出版機構等。）的轉發者及其相關行爲。

★ 囿於時間與精力，【析世鑒】所收數位文本之校對未能一一盡善，鲁鱼亥豕諒不能免，故我們忠告任何企圖以引用方式使用【析世鑒】文本内容的讀者，應核對有關文章之原載體並以原載體文本内容爲準，以免向隅。

★ 除特別說明者外，【析世鑒】收入的數位文本，均是由【析世鑒】製作組完成數位化處理。

    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個普通政黨，而是一個非武裝的軍隊，它有堅強的組織和紀律，有巧妙的宣傳技術和策略，攻擊計劃一定全體動員攻擊，作宣傳戰，故可積非成是，指白爲黑，一般人民不明事實底細，易受其騙，它認爲欺騙得了人是有本領，若以一般道德標準去衡量它，那你已經失敗了，它所動員攻擊的物件，一定是它的勁敵，可無疑義。

    十三年本黨改組，采聯俄、容共、農工三政策，若總理健在，共黨絕不敢如此囂張，不料十四年總理北上而逝世於北京，鮑羅廷遂勾結汪精衛，採取擁汪倒蔣政策，當我於十四年底奉蔣校長迭次電召赴粵，遂被強留任校長辦公廳機要秘書，是時蔣校長處境十分艱難，胡漢民先生被趕走，廖仲愷先生（蔣校長最好朋友）被刺死，老同志被稱爲西山會議派者，都不敢來粵，蔣校長雖軍權在握，統一了廣東，但在「以黨治政，以政治軍」的口號下，蔣校長隨時可以被汪免職，因党主席、國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及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均由汪兼任，而實權則屬於俄顧問鮑羅廷與季山嘉。蔣校長曾一度被迫赴俄，隨行者唯我一人，幸我竭力勸阻，未成事實，唯以放逐未成，遂有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之事變，此一事變，幸蔣校長先下手爲強，共黨之陰謀失敗，本黨始收回党權及政權，蔣校長乃得兼任本党中常會主席、組織部長、軍人部長，此時張靜江先生及家兄果夫均被邀赴粵，旋即由張靜江先代中常會主席，家兄代組織部長，本党党權遂由共黨手中奪回，而組訓工作亦由此開始，當時協助家兄工作者有蕭錚、鄭異、段錫朋、余俊賢、駱美奐、王樂平、曾養甫等，均本黨之鬥士也。亦即共黨所指稱爲CC派之中堅也。

    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事變之成敗，爲本党戰勝共黨，亦即北伐之能否開始之重要關鍵，蔣校長不願使此事擴大，而使共黨仍與我合作共同北伐，使蘇俄之軍事援助以供北伐者仍能來到，乃爲極高明之一著，於是奪取中山艦三人中之一的歐陽格被捕了，國共合作北伐之合約訂立了，唯獨熱心做領袖而願將党權奉送共党之汪精衛，則知罪出走香港，使黨政各主管能順利地全部改組，爲與蔣公合作之人繼任，例如譚延闓之國府主席、李濟琛之軍事主任、黨中央各部主管重入本党同志之手。蘇俄中央亦不願放棄唯一的東方盟友，鮑羅廷仍繼續任中國共黨的督導者，以謀再度奪取政權，不料遇到了反共最厲害之張靜江與陳果夫二人，前者對鮑毫不客氣予以責備，後者埋頭苦幹以奠立本黨下層基礎，因此鮑發動反張運動，其口號爲打倒「昏庸老朽的張靜江」，後來靜江先生在上海見到了我，笑語我說：「如果我眞的昏庸與老朽，還值得打倒嗎，我老朽則有之，昏庸則未必！」共黨遇到了勁敵，才會動員黨員誣衊他，打倒他，可見張先生與家兄二人是對付得了鮑羅廷啊！

    清黨之役之所以一舉而成功，全靠四種力量之結合：㈠本党元老之打頭陣，此則全賴中央監察委員張靜江先生與家兄二人深悉共黨之陰謀，促使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等均公開出面反共；㈡西山會議派一向在廣東以外地區，反對廣州之容共政策，而懷疑蔣公爲親共者，及三月二十日之事變發生及戡平，始瞭解蔣公爲反共者，唯尚在懷疑何以北伐進行中蔣公仍與共黨合作，到了清共，都全部歸隊，成蔣公之助力矣；㈢在三月二十日事變之前，組織部爲共党楊匏安任部長，各省党部委員（地下工作者）過半數爲共黨份子，及家兄接任代理部長後，經訓練而派往各省党部屬委員，清党時本党同志已占了過半數，而已有力量克制共黨。㈣軍隊方面政訓工作，共黨份子雖爲數不少，但軍隊長官都討厭政訓人員之替共黨宣揚，故一經中央決策反共，政訓人員全部失勢而反正。至於國共之開始決鬥，早在十五年底，當蔣總司令乘兵艦過安慶時，當地黨部開群衆大會歡迎蔣總司令，在會畢後，本党同志與共党決鬥，事前我與楊虎均隨侍蔣公在艦上，安徽同志們上船向楊虎（安徽老同志）請示，謂彼等受共黨之壓迫已久，是否可以乘此機會反擊，楊不敢回答，就商於我，我說：「可以，唯必須在蔣公離開會場之後。」其結果，本党同志打勝了，此爲國共鬥爭之開始，亦即對共黨方法之示範也。

    北伐完成之後，中央召開全會，家兄認爲以往本党同志在軍閥勢力範圍之下，從事黨的工作，而不能用本党名義，否則難以存在，故各地用各種不同名稱，以資掩護，而經組織部備案者，例如華北有興中會、實踐社、大同盟等，長江一帶AB團、學術研究會等，今則國家統一，一切都可以公開，此類小組織，自無存在之必要。家兄乃聯合若干中央委員，提案主張取消一切小組織，經會議通過，通令施行。唯華北興中會、實踐社，不肯遵令登報取消，中央遂派我去北平查明此事，始知彼等受共黨之挑撥，謂中央自己有小組織，名曰「中央俱樂部」，英譯爲Central Club，簡稱CC，爲何一定要你們取消，你們不應該「上當」」，此一捏造之謠言，居然發生影響，經我解釋後，兩小組織領袖張清源、童冠賢始瞭解受騙，遂登報取消。但此一CC名稱，中共後來改爲指陳果夫及陳立夫（陳氏之英文名Chen，稱兩陳用CC），用以挑撥本黨內部，因當時家兄仍在代蔣公爲組織部長，而我則由組織部調查科長調任中央秘書長，我兄弟二人，整天均在中央黨部辦公，爲老黨員辦登記，對新黨員之大量徵收，一切黨內法規之訂立，黨的調統工作日見其成效，黨的組訓及宣傳進入系統化，以上均使共黨畏懼者，故以CC名稱集中攻堅，並用以挑撥離間本黨內部，少數不滿本党黨員分子不察，亦借用此一名稱，以泄私怨，CC名稱遂不踁而走矣。後來又用「四大家族」，以攻擊本黨及政府，其中亦包括陳氏在內，可見反共最力者，共黨知之最深，而以頭號敵人視之也（以今日國際情勢大變觀之，家兄與我乃爲先知先覺者），其實稍一靜思，即知CC爲共黨所偽造者，其理由如下：

    ㈠本党總章，明文規定不許有小組織，焉有党掌理組織者，自己反而違紀攪起小組織之理。

    ㈡党的英明領袖，絕不容許部屬攪小組織，而不予懲處，否則他自己犯失察之罪。

    ㈢以戴笠調統工作之嚴密，其能放過CC而不深究嗎？難道找不到一點證據嗎？

    ㈣我兄弟二人，民族觀念很深，即便有之，亦絕不會用英文來命名自己的小組織的。

    有此四點，可見CC，絕對爲中共所偽造，無而爲有，久假成眞，亦不得不佩服共党宣傳之高明，際此我的回憶錄出版之機會，爲使國人咸知CC名稱從何而來，以眞相向大家報告，俾歷史學家不再爲其所欺，則幸甚矣！

    本黨自興中會開始組織成立以來，所有參加份子均爲慷慨赴義之士，抱犧牲生命之精神，一向不重形式，若欲與嚴密組織之共黨鬥爭，絕無勝利之可能，所以家兄自代理組織部長期間，乘此北伐勝利時機，建議蔣公大量徵求青年黨員，以充實本黨在各省市之基礎，並一方面訂定一切有關組織訓練及選舉之法規，使本党各級逐漸成爲現代化組織之黨部，另一方面組織部成立調查科，專事對付共黨之組織而予以破壞之，此一工作，則交由我負責推行，一正一反，使共黨知所畏懼，不敢放肆，各下級黨部均附有調統部份，故本党亦漸漸成爲反共之戰鬥體。而吾兄弟二人亦成爲共黨攻擊之目標矣。

    吾兄弟二人少承祖訓：

   「壽本乎仁，樂生於智，

   　勤能補拙，儉可養廉。」

    故一生忠勤職守，廉潔自持，爲衆所周知者，唯對於國家財政金融制度之不合乎國情者，不得不建言改革，期能合乎三民主義之原理，而不爲帝國主義者用以剝削殖民地人民，其性質爲純粹商業，對於工業農業，毫無好處。我曾著文批判之，及蔣公在江西剿共，親見農村無金融機構，始悟國家應有利農之金融機構，乃派家兄擔任農民銀行董事長，始將該行之百分之百的商業貸款改變過來，以利農民，中國之合作制度亦爲家兄所首倡，故又使兼合作金庫董事長，其後複使兼任交通銀行董事，共党遂利用此一機會攻擊家兄在金融界之地位與力量；而在《蔣宋孔陳》一書中，陳家亦被列入攻擊爲四大家族之一，共黨之惡毒有如此者。

    我方之反共係站在中國文化觀點，故對於共党青年予以自新之路，凡來歸者不咎既往，而予以中國文化及歷史課程之補習，並任用彼等於各級黨部，先後來歸者爲數約一萬五千餘人，此爲共黨所最痛心疾首者，後來共党之特務工作首領顧順章，亦由武漢調統工作主管蔡孟堅同志所感化，暗中來歸，使共党在各地特工組織，爲我方一網打盡，周恩來在上海如慢了五分鐘，亦可能爲我方所捕獲（此乃周恩來在政治協商會議宴會席上親自告我者），此者，共黨之所以恨我兄弟二人最甚之極大原因也。

    我人之反共既基於中國文化，我遂從中國文化之根源——易經——找到唯物史觀之錯誤，生存才是進化之中心。生命必須包括心與物二者，亦即國父所發明之生元（生命的元素），具有心物二者，而非唯物，依「孤陰不生，獨陽不長」之原理，祇有「唯生」，才能存在，遂著《唯生論》，由理論方面從根駁斥之，共產黨曾下令黨員著文攻擊，唯無一能駁倒我的創見也。共黨因此更增其對我之仇視，家兄除對本党擴大及堅強組織外，對於本黨財務方面多多策劃，使華僑捐款善得其用，例如南京城內自南至北之中山馬路、陣亡將士公墓、中央廣播電臺，及華僑招待所等建築，均由華僑捐款所造成，華僑之四海歸心，亦有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