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號本刋「民國人物小傳」童冠賢小傳中，述及新中學會，謂該會主幹之一「高仁山主持藝文中學」，下註「高仁山於民國十六年四月與李大釗、路友于等，被張作霖自蘇俄大使館搜捕後絞死。」按俄大使館一役被捕者並無高仁山在內，高氏亦非死於該役。但上述傳說流傳甚廣〔註〕，却並非事實。筆者於高氏之死略有所知，且在高氏被捕之前迭有接觸，所商談者正是高氏致命之由。且就記憶所及，略事辨正。

    〔註〕按此說首見於民國廿四年出版的「現代史料」第四集下篇，「在俄大使館之李大釗」一文中。原書由上海「海天出版社」編輯兼出版，新光書局經售。筆者手頭所有者為近年香港波文書局翻印本。此書名為史料，實則虛構和誣械某煞莶簧伲�像是國民黨情治機構外圍所主持，用以打擊共黨份子、黨外和反政府人士；甚至區區如筆者也受到光顧，乃連筆者本名也未搞清。有關俄使館一文署名「國華」，文中「李（大釗）在被捕以後」一節，謂：「此時北方之政府視國民黨與共產黨為 一，因此國民黨要人如路友于、高仁山之流亦在內。」後文「被捕之黨要人」一節中，又稱：「當日在俄使館被捕的黨人，據說除李大釗外尚有路友于、高仁山等二十餘人……路、高為國民黨。」次節又稱：「當日在俄使館被捕的黨人，據說除李大釗外，尚有路友于、高仁山等二十餘人……不久都儘數上了天橋的斷頭臺。」按天橋並無斷頭臺，只有執行槍決的刑場。高仁山確死於天橋；李守常等則在軍法機關內秘處絞刑。

    民國十六年在近代中國史上是重要的一年。在南方，國民黨由容共親俄而反共反俄；在北京，張作霖自稱為陸海軍大元帥，儼然以北方軍閥的國家元首自居。國民黨與北京政權雖然敵對，却有一點相同，就是對共黨份子絕不容情，動輒處死。所不同者只是北京政權對於國共兩黨一視同仁，均予殺戮。諸如四月間北京處決的由俄大使館附屬機關逮捕的李大釗一案中， 如路友于、張挹蘭均非共黨。天津於前一年冬天在英租界義慶里四十號所逮捕的一批青年，都是國民黨工作者，其中只有江鎮圜（老同盟會員、參議員江浩之子）等少數人是跨黨份子。奉系軍閥不分皂白，概予處死。入秋以後，京津破獲共黨機關多起，其中有天津地委負責人李季達、粟澤，北京破獲北方區委和北京地委，就逮者有中共中委、北方區委負責人王荷波，北京地委書記王藎臣，地委李渤海等多人，幾乎全部處死。惟一得獲倖免的是李渤海，那是由於當時任警察總監陳興亞的憐才一念。後來李改名黎天才，成為張漢卿先生親信，並在西安事變中頗露頭角。漏網者中共中委蔡和森，以中共中央特派員身份來到北方，秉承中共「八七會議」的盲動政策，要在北方發動奪取政權的農村暴動。筆者好友、五四天津學生運動健將，並曾為國民黨第一屆候補中委的于方舟（蘭諸），卽死於該役。高仁山先生情形略有不同，他並非共黨份子，而只是具有國民黨籍的一位學者。

    高氏學歷與經歷，筆者不甚了了；只知他是一位著名教育學家，在北大任教 授。他和他夫人陶曾穀女士（卽日後的蔣夢麟夫人），辦有藝文中學。該校位於故都東安門外燈市口路南。已故香港時報社長許孝炎立委卽曾在該校任教職，又曾任該報和工商日報總編輯劉念眞是該校學生。高氏夫婦在藝中倡導道爾頓制〔註〕，運用此制教學，該校乃成為二十年代故都中學的佼佼者。

    〔註〕道爾頓制是一九一九年在美國麻薩諸塞州西部達爾頓（Dalton）市發展的一種教學方法，稱為「道爾頓計畫」，將學生作業分成若干「協議單位」，規定要在一定時限中完成。猶憶二十年代末年筆者閱過一本蘇聯的教育小說，敍述學生不滿意校中所運用的教育方法，喊出「打倒道爾頓伯爵」口號，可見當時此制流行之廣。

    高氏不是共產黨員，也不是國民黨北京執行或市黨部職員，他不會和李守常等人一起住進俄大使館的附屬機構。他要經常在北大教書，同時還要處理藝文中學的日常業務和教務。但那時期的一般知識份子，面臨軍閥統治最黑暗最混亂的時期，很少人不懷有革命思想，而置身於當時群衆運動之外。「三一八」慘案有四十幾位青年喪身於執政府前槍彈之下，恐怖氣氛瀰漫故都，像過去頻頻舉行的天安門國民大會一類羣衆運動已不可能再演。但北京的革命暗潮仍在洶湧，特別是國民革命軍北伐節節勝利，勢如破竹，更激起一般知識份子的革命熱情。只是當時的革命陣容已在分化，國民黨有親共與反共之爭，政權有寧漢雙方的對立。北方各省市的國民黨組織，遠自十三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成立時起，特別是在北京、天津，都在親共勢力掌握之下，筆者卽在其間擔任直隸省黨部執委（彼時尚未改直隸為河北省），因此都傾向武漢。同時另有反共一派的國民黨，如所謂西山會議，也暗中另成機構。高仁山顯然和當時多數知識份子一樣，屬於親共的國民黨一派。到俄大使館慘案後，在奉系軍閥高壓統治之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仍保持強大實力，殘存的國民黨則主幹被殺，殘存者紛紛南下，其親共的一系 已是不絕如縷。

    約在當年春天，有兩位卓越的社會科學學者由國外歸來，分別來到武漢和舊都，大受歡迎，充實了兩地的革命理論陣容。兩位學者都是陳姓。到武漢者是陳啟修，即日後以迻譯日本河上肇「經濟學大綱」和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陳豹隱。到北京者是陳翰笙，他立卽在北京大學任教，不時發表有關國際政治或社會科學論文或公開講演，一時成為故都文化界的紅人。他與高仁山等人鑒於北方政局的黑暗反動與南方革命運動蓬勃，也想在北方的革命低潮中盡點力量。他們大致同情共黨，却不甘做史大林黨的「革命職業家」；另一方面，又感到寧粵國民黨捕殺共黨份子過份殘暴，因此乃以國民黨左派相標榜，團結了一些文教界人士和青年，與武漢政權下的國民黨相呼應。當時武漢國民黨政權已成強弩之末，並逐步醞釀着分共反共。但一些自命為國民黨左派者仍在做困獸之鬪，例如江蘇張曙時等人，甚至葉挺、賀龍的南昌暴動與「南征」，也仍掛着國民黨旗號。高仁山、陳翰笙等人在此際進行北方國民黨左派運動，可說是不合時宜的舉措。但他們關懷國家民族命運並想有所表現的存心，畢竟是無可厚非的。

    約在當年八月初，陳翰笙來到天津，準備創辦一座中學，藉以推動他們的運動。無如天津依舊只是保守的商業城市，北大的紅教授在當地並無號召力，辦學計畫亦卽胎死腹中。他同時要和津地國民黨連絡，協調雙方活動。津方卽由筆者和他周旋。記得有一次曾在特一區（前德租界）起士林餐館暢談數小時，交換有關策進組織活動的意見。不久筆者又應邀前赴舊京，作進一步的具體商談。一天晚間，我們假挪威銀行買辦某人寓所從事正式商談，參加者有高仁山、陳翰笙，和北京農業大學一位教授（姓名已記不起，只記得他是四川人，對農業經濟和我國土地問題很有興趣。若干年前，據亡友黎天才告知，其人即是董時進），和筆者四人，縱談政治綱領和進行方式。那是一座北京舊日內城式的豪華住宅，座落在東城史家胡同東首路北第一家。我們商談所在是該住宅西面花園中的客廳。事後據堂兄李鐵格（曾任清廷奏事官多年）相告：那住宅原是我家祖產，在我曾祖父逝後，祖父兄弟析產，卽將該房售出。祖父詩集中有「先嚴逝後遷出史家胡同舊居有感」一詩。不想相去百年，我竟有機會一覘祖屋面貌，可說是一次不平凡的際遇。

    那晚談到深夜，分手時還約定次週再繼續商談。乃不久卽傳來仁山被捕消息。

    在當時故都那種肅殺氣氛之下，從事革命運動要冒絕大風險，如共黨組織卽完全轉入地下。高、陳等人要在文教界中發展，自難嚴守秘密，尤其是他們都負有教學責任，尤其是高仁山還要兼顧藝文中學校務，身份更難隱秘，乃遭當局的警騎偵知，高氏卽遭逮捕。藝文中學亦被封閉。陳翰笙立卽逃避，乃波及北新書局，亦被封閉並逮捕店員。不久仁山卽以進行赤化共產活動的罪名判處死刑，那是天大的冤枉。他當時和中共負責人至多只是略有交往，他只是從事國民黨左派運動。對他執行死刑不像李守常諸人之秘密絞殺，而是綁赴天橋刑場槍決。我家一位老家人曾目擊那次「出大差」，他從永定門外到我家來，途中聽說要槍決一位北京大學教授，便在路旁觀看；據他說高君態度從容，面無懼色，並向路旁觀衆說：「給我個好兒吧」，於是衆人立卽高呼「好！」「好！」，有如平劇戲迷喝彩一樣。按過去北方盜匪在綁赴刑場途中，每多顯示愍不畏死氣概，高呼「再過二十年老子又是一條好漢」，觀衆即大聲喝彩。押送的軍警向不干涉，不想仁山先生這樣一位文質彬彬的學者，到臨命時也表現出這種草莽英雄氣概。同時也可見他不僅是一位只知教書辦學的書生。

    此案似乎並無許多株連。其實高、陳運動僅在發軔，並無重大發展。而北方的所謂國民黨左派運動，自此也就煙消火滅了。

    在那以後月餘，筆者偕同一位東北朋友馬驊（五四運動天津學生運動健將馬駿之弟，兄弟二人均甫自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囘來），搭京奉鐵路車赴瀋陽（當時仍稱 「奉天」），路過塘沽站，馬君忽驚呼：「那不是莫斯科中大同學顧××女士嗎？」原來當時正有男女二人下車向碼頭方向走去，女的是顧××，男的是陳翰笙。他們夫婦顯已脫險，正在間關南下，不久在報上就看到陳翰笙夫婦出國消息。前幾年還聽到陳氏在赤都從事學術活動，不知至今仍健在否？

    直到北伐軍克復故鄉之後，藝文中學始經陶曾穀女士恢復經營，陶女士旋卽再嬪為蔣夢麟夫人。

    高、陶子女情形，只知他們一子在大陸，詳情未悉。女名燕錦，在南京讀書時卽經名報人馮有眞夫人呂亦陶女士收為義女，經常住在馮家，像親生女兒一樣看待。歷經在上海孤島、皖南屯溪，和一九五○年前後的香港，都一直是馮氏家庭的一員。其在屯溪時，曾和我女李立在徽女中同學。到一九五○年五月間，與造船工程師林君結婚，陶曾穀親來香港為他們主持婚禮。夫婦來美多年，僦居馬利蘭州，子女均已成人。

    久想會晤燕錦女士，探詢有關仁山先生生平詳情，均以衰懶未能如願。但關於仁山先生為進行國民黨左派運動而犧牲的事實，相信除筆者外，已沒有幾個人知悉。

    自從民國十五年「三一八」慘案，在段祺瑞執政府前殘殺革命青年四十餘人開端（筆者胞弟廉楨，畢業於交大京校的一位數理天才，卽慘遭犧牲於該役），若干年來，不滿現狀的革命青年死於非命者不知凡幾。北洋軍閥之殘暴不足責，而國共二黨也不斷誅鋤異己，肆行殘殺。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是誅殺最烈的一年，從平津、上海、兩湖以迄廣州，到處是一片血腥！這種情形，除抗戰期間一度消歇外，一直持續到大陸易手前後。即如當年和筆者共同奮鬪之朋輩，多數都死於非命。那些不幸死難者多屬才智勇毅之士，容或一時認識不清，有人誤認共產主義是最高理想及救國的唯一途徑，不惜冒險犯難，甚至以身相殉，實為一件大可悲的事。乃在中共擁有政權之後，竟視知識份子如寇讐，歷經三反五反、鳴放的「陽謀」、反右，以至所稱「十年浩刼」的「文革」，幾乎任何在文藝學術方面有所表現的人都難倖免。那些慘遭不幸者可說都是民族菁英，成為知識份子「史無前例」的一大浩刼，嚴重斲喪了國家元氣。像高仁山先生之遭受不幸，相形之下，不過是滄海一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