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個大學來轉移一時代學術或社會的風氣，進而影響到整個國家的青年思想，恐怕要算蔡孑民時代的北京大學。北京大學現在已經有三十二年的歷史，最初是京師大學堂，裏面分進士館、史學館、醫學館等，無一館的學生不是官氣十足的。據最初一班的人說：差不多一個學生要用一個聽差，上課的時候，有聽差來通知「老爺上課了！」於是這些學生老爺，才由鴉片床上爬起來，睡眼矇矓地帶著一個聽差到課堂去。醫學館比較多些洋氣，但是和進士館也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別而已。等到辛亥革命以後，稱為國立北京大學，最初一些做過初期校長的人，對於這個學校，也沒有什麼改革，到了袁世凱時代，由胡仁源代理校長，胡仁源為人，一切都是不足道，但是聽說當時不曾列名於籌安會，上勸進表，倒也算是庸中佼佼者。蔡孑民做北京大學校長這件事，是范源濂發動的，因為他對於蔡孑民極其推重，同時國民黨的人，分為兩派，一派是贊成蔡去的，一派是反對蔡去的。直到五四運動以後，反對派之態度才改變過來。

    蔡到北大的一年，適巧是我去進北大的一年，當時的情形，可以說是暮氣沉沉，真是腐敗極了。教員之中，沒有一點學術興趣的表現。學生在各部掛名兼差的很多，而且逛窰子個個都是健將，所以當時北京窰子裏有兩院一堂之稱（兩院者參議院眾議院一堂者京師大學堂也），當時蔡初去時，本科分為四科，有四個學長，蔡接事後，重聘四科的學長——文科學長陳獨秀、理科學長夏元瑮、法科學長王建祖、工科學長溫宗宇。並決定工科按期結束以後，併入北洋大學而將北洋大學法科併入北大。這件事自然引起工科中很多反對，只是教員也很不高興。文科方面，則生氣較多，胡適之是新從美國回來，章行嚴也到學堂來教幾點鐘邏輯。國文方面，則蔡挑了一批章太炎的學生如黃侃（季剛）、錢玄同、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更有一位經學大師劉師培，和一位兩足書櫃陳漢章。還有一位劉半農，本來是在上海做無聊小說的，後來陳獨秀請他到預科教國文。當時大家很看他不上，不過慢慢地他也走上正路了。英文方面，則有辜鴻銘，擔任外國詩，從前有幾個英國人——英國下等流氓——在裏面教英文，蔡到以後，一氣把他們辭退了，這件事鬧到英國公使館出來干涉，而蔡不為之動，所以把無聊的外國教員肅清一下，但是以後所添的外國教員，也並不高明，除了一位地質系的葛利普是一位特出的學者，替中國在地質學上打下一個很堅固的基礎。理科方面，則有秦汾、何育杰、王烈、王星拱一般人。法科則以官僚任教為多，如余棨昌、張孝簃等都是大理院廳長一流的官。法科一直等到民國九年下半年王世杰、周鯁生等加入北京大學以後才日見起色。最初實在沒有什麼大的整頓。所謂文化運動的出發點，還是文科。我方才說過，文科的人物，很有趣味，因為蔡對於聘請教授是主張兼容並包的，凡是一種學說苟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只要在學術上是說得過去的，他總讓他在大學中有機會去發展。所以拖辮子復辟的辜鴻銘，籌安六君子的劉師培，以至於主張急進的陳獨秀，都能熔化在一爐，而北京大學遂有百派爭鳴之勢（蔡之取兼容並包主義，有時候也有太過度的地方。從前有一位劉少少，做了一部「新改老」，可笑極了，蔡先生也讓他在北大開一門功課，可笑得很）。各派之中，勢力最大，而且最易號召者便是所謂新舊文學兩派，當陳獨秀沒有進北京大學以前，他就在上海亞東書局辦了一個雜誌叫做「青年」，胡適之不過是一個投稿的人，而易白沙這些人，都是這個雜誌的主幹，胡適之發表「改良中國文學芻議」一文，以八事相號召，此文發表以後，陳獨秀就做了一篇「文學革命論」，其主張較胡適之更為激烈。故「文學革命」四字乃是陳獨秀提出來的。胡適之接上又做了一篇，「建設新文學革命」。因為胡適本來於革命二字，有點害怕，所以於文學革命之前面，戴了一個「建設」的帽子。胡適之初到北京大學，我曾去看他，他的膽子還是很小，對一般舊教員的態度還是十分謙恭，後來因為他主張改良文學而陳獨秀、錢玄同等更變本加厲，大吹大擂，於是胡之氣燄因而大盛，這裏彷彿有點羣衆心理的作用在內。當時陳獨秀提出文學革命的時候，大家已經嚇得目瞪口呆了，而錢玄同更加提出廢除漢字的主張，所以許多人更目之為怪誕。他們因為要找一個反對的人做罵的對象，所以錢玄同便寫一封假名的信，用「王敬軒」的假名字，這封信是特地用舊派口吻，反對文學革命的，當時劉半農就做了一篇什麼連刁劉氏鮮熘ザ及�括進去的一封覆信，狗血噴頭地把這位錢玄同先生的化身王敬軒罵一頓。這封信措辭輕薄，惹引了不少的反感。後來新青年社中人，亦甚感懊喪。劉半農還有一篇「作揖主義」也是同樣的輕薄口吻的文字，所以大家都看得不大起。當時新青年社是由六個人輪流編輯的，陳獨秀筆鋒很厲，主張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驚人之語。他的毛病是聰明遠過於學問，所以只宜於做批評社會的文字而不宜於做學術研究的文字。胡適之在當時還是小心翼翼的，他回國第一年的功夫，拼命的在寫著他的「中國哲學史」上卷，他自己親手抄了兩道，的確下過一番苦功。（但是這是依他在美國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作骨幹而以中文寫成的，所以寫起來比較快，一年就完事了。）當時他所做的「建設文學革命論」很引起大家的同情，他做了一些似詞非詞似詩非詩的所謂白話詩，雖然失之於淺薄，但是在過渡的時代裏是很適合於一般人口味的。錢玄同本來是一個研究音韻學的人，是章太炎的學生，是自己主張白話卻是滿口說文言的人，是於新知識所得很少卻是滿口說新東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說他有神經病，因為他也是一個精神恍惚好說大話的人。他的哥哥錢洵，做過意大利公使的，錢玄同很怕他的哥哥，他在外面一向主張很激的人，然而見到了哥哥卻一點也不激烈了。他當時主張廢姓主張廢漢字，因此大家更覺得這種主張可怕，而更覺得錢玄同是同瘋子一樣。沈尹默也是一個編輯，但是他是很深沉而喜治紅老之學（「紅樓夢」與「道德經」）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謀士的態度。北京大學許多縱橫捭闔的事體，都是他經手的。他不做文章，也不會做，但是因為他常做白話詩，而胡適之贊賞他的詩做得好，所以也就成為新青年六編輯之一。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國的留學生，他外國書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讀書顧問，但是他的中國文字太壞了，而且他讀書不若胡適能得簡，且沒有綜括之能力，做出來的文章非常笨（以後他還出了一部「孟和文存」，真是可笑之至）；但是因為能夠談什麼社會問題、家庭制度等等，所以他也成為一位編輯了。第六位編輯是劉半農，他的地位和工作，我以前已經說過一點了，當時大家對於他很不重視，乃是一種實在情形。以後北京大學派他到法國研究音韻學對於他乃是一種很大的幫助。新青年除了六位編輯以外，更有許多投稿的人，如李大釗，是當時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他的文章很寫得好，人也很樸素。周作人是極注意於寫小品文字的，他「自己的園地」等一類稿件，都是那個時候寫成的。魯迅即周樹人，乃是周作人的哥哥，當時在教育部做一個科長，還是蔡孑民做教育總長時代找他進部的。以後他宦隱於教育部者多年，這時候也出來打邊鼓，做「狂人日記」、「藥」等很傳誦一時的小說。至於舊派方面，劉師培在學問方面是公認為泰斗的，他賦性柔弱，對於此類問題不去計較。黃季剛則天天詩酒謾罵，在課堂裏面不教書，只是罵人，尤其是對於錢玄同，開口便是說玄同是什麼東西，他那種講義不是抄著我的呢？他對於胡適之文學革命的主張，見人便提出來罵，他有時在課堂中大聲地說：「胡適之說做白話文痛快，世界上那裏有痛快的事，金聖歎說過世界上最痛的事，莫過於砍頭，世界上最快的事，莫過於飲酒。胡適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頸子來給人砍掉。」這種村夫罵座的話，其中尖酸刻薄的地方很多，而一部分學生從而和之，以後遂成為國故派。還有一個人，讀書很多，自命不凡並太息痛恨於新文學運動的，便是陳漢章。（陳漢章乃是前清一位擧人，京師大學堂時代，本要請他來做教習，他因為自己沒有得到翰林，聽說京師大學堂畢業以後可得翰林，故不願為教師而自願為學生。他有一個兄弟，乃是一個進士。當年他兄弟中進士的時候，要在他家祠堂中央掛一個表，他堅決的反對，他說你的表不能掛在祠堂中央，中央地方要留給我中了翰林時候才可以掛的。那知道他在當年十二月可以得翰林的，八月間便是辛亥革命，所以到了現在，他到祠堂裏面尚不敢抬頭仰視。）他所讀的書確是很多，十三經註疏中三禮的白文和註疏，他都能個個字背出，他一上講堂，便寫黑板，寫完以後一大篷黑鬍子變成白鬍子了。他博聞強記而不能消化。有一次我問他中國的彈詞起於何時？他說，我等一會兒再告訴你。我問他是上午九時，到十一時，接到他一封信，上面寫了二十七條都是關於彈詞起源的東西，但是沒有一個結論，只是一篇材料的登記而已。他自負不凡，以為自己為了不得，只有黃季剛、劉申叔還可以和他談談，這位先生也是當時北大一個特色。還有朱希祖、馬敍倫等人，則游移於新舊之間，講不到什麼立場的。從新青年出來以後，學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響的，像傅斯年、顧頡剛等一流人，本來中國詩做得很好的，黃季剛等當年也很器重他們，但是後來都變了，所以黃季剛等因為他們倒舊派的戈，恨之刺骨（最近朱家驊要請傅斯年做中央大學文學院長，黃季剛馬上要辭職）。

    當時我們除了讀書以外實在有一種自由討論的空氣，在那時我們幾個人比較讀外國書的風氣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我三個人，尤其以喜買外國書，大學的圖書館，對於新書的設備比以前也好些，大家見面時候，便討論著自己所讀的書籍而囘去的時候便去看書或寫信給日本凡善書社去定買外國書。除了早晚在宿舍裏面常常爭一個不平以外，還有兩個地方是我們聚合的場所，一個是漢花園北大一院二層樓上國文教員休息室，如錢玄同等人，是時常在這個地方的。另外一個地方是一層樓的圖書館主任室（即李大釗的房子），這是一個另外的聚合場所。在這兩個地方，無師生之別，也沒有客氣及禮節等一套，大家到來大家就辯，大家提出問題來大家互相問難。大約每天到了下午三時以後，這兩個房間人是滿的。所以當時大家稱二層樓這個房子為羣言堂（取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語），而在房子中的多半是南方人。一層樓那座房子，則稱之為飽無堂（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語），而在這個房子中則以北方人為主體。（李大釗本人是北方人；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顧亭林批評北方人的；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是他批評南方人的話。）這兩個房子裏面，當時確是充滿學術自由的空氣。大家都是持一種處士橫議的態度。談天的時候，也沒有時間的觀念。有時候從飽無堂出來，走到羣言堂，或者從羣言堂出來走到飽無堂，總以討論盡興為止。飽無堂還有一種好處，因為李大釗是圖書館主任，所以每逢圖書館的新書到時，他們可以首先看到，而這些新書遂成為討論之資料。當時的文學革命可以說是從這兩個地方討論出來的，對於舊社會制度和舊思想的掊擊也產生於這兩個地方。這兩個地方的人物，雖然以教授為主體，但是也有許多學生時常光臨，至於天天在那裏的，恐怕只有我和傅孟眞（斯年）兩個人，因為我們的新潮座和飽無堂只隔著兩個房間。當時學生界的思想也有一個劇烈的變動。最初的北大學生看外國書的很少，到了我們的時候，看外國書的便比較多起來了。傅孟眞和我兩個人，是每月都要向日本凡善株式會社（代收西書的書店）報効一點款子。傅孟眞是拋棄了黃季剛要傳章太炎的道統給他的資格，叛了他的老師來談文學革命。他的中國文學，很有根柢，尤其是於六朝時代的文學，他從前最喜歡讀李義山的詩，後來罵李義山是妖，我說：當時你自己也高興着李義山的時候呢？他回答說：那個時候我自己也是妖。傅孟眞同房子的有顧頡剛。俞平伯、汪敬熙和我，都是他房間裏的不速之客。天天要去，去了就爭辯。還有一位狄君武（膺）是和傅孟眞同房子的，但是他一天到晚咿咿唔唔在做中國小品文字，以斗方名士自命。大家群起而罵他，且當面罵他為「赤犬公」（因狄字為火及犬構成），他也無可如何。這雖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可見北大當時各種份子雜居一處的情形及大家有一種學術自由的空氣。因為大家談天的結果，並且因為不甚滿意於新青年一部分的文章，當時大家便說：若是我們也來辦一個雜誌，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於是新潮雜誌便應運而產生了。新潮的英文名字為The Renaissance，也可以看見當時大家自命不凡的態度。這個誌第一期出來以後，忽然大大的風行，初版只印一千份，不到十天要再版了，再版印了三千份，不到一個月又是三版了，三版又印了三千份。以後亞東書局拿去印成合訂本又是三千份。以一部學生所做的雜誌，陡然有這樣大的銷數，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最初大家辦這個雜誌的時候，還抱著好玩的心理，等到社會看重了，銷數一多，大家一方面有一種高興的心理，一方面有一種害怕的心理，因為害怕，所以研究的空氣愈加緊張，而新潮第二、三、四、五各期從客觀方面看來，卻比第一期要進步一些。當時負責編輯的是我和孟眞兩個，經理人是徐產之和康白情兩個，社員不過二十多來人，其中有顧頡剛、汪敬熙、俞平伯、江紹原、王星拱、周作人、孫伏園、葉紹鈞等幾位，孟眞當時喜歡談哲學，談人生觀，他還做了幾個古書新評，是很有趣味的；我着重於談文學和思想問題，對於當時的出版界常常加以暴烈的批評。有些文字，現在看過去是太幼稚了，但是在當時於破壞方面的效力，確是有一點。比較起來，我那篇「什麼是文學」在當時很有相當的影響，「駁胡先驌文學改良論」也很受當時的注意。頡剛的文字，多半是關於掊擊舊家庭制度和舊社會制度，關於婦女問題，也有許多篇文章加以討論，在當時大家以為是駭人聽聞的話，有婦女人格問題一篇，主張女子應當有獨立的人格，這篇東西，被江瀚看見了，拿去給徐世昌看，說是近代的青年思想至此，那還得了。於是徐世昌拿這本新潮交給傅增湘，傅示意於蔡孑民，要他辭退了兩個教員，開除了兩個學生，就是當時所謂四凶，這兩個是「新青年」的編輯，兩個是「新潮」的編輯。蔡孑民先生當時堅持不肯，他覆林琴南的那一封信，不只是對林琴南說話，並且是對徐世昌而發的。林琴南的背後是徐樹錚，也就是段祺瑞，是代表當時軍人派之意見；而徐世昌也是所謂北洋文治派的領袖，當時北大同時受北洋文武兩派之反對，其情形之危險也可想而知了。但是蔡孑民這一封信得到了絕大輿論上之勝利，反因而學術界對他非常敬仰，這真是蔡先生有道德勇氣（Moral Courage）的地方。於是所謂新文化運動，到了這個時候，其勢遂不可遏抑。還有一個「每週評論」，也是很值得注意的。這是陳獨秀、李大釗和新潮社幾個人合辦的，是一個短小精悍的小報。不料這個刊物遂成為以後一切小報的祖宗。不過它的性質是完全談文藝、談思想和批評現實的政治社會問題的。這個雜誌，當時有很大的影響，那時候進步黨討論系的「國民公敵」（藍公武、孫洪伊為主筆）和研究系的「晨報」（蒲殿俊、張梓芳、陳博生為主筆）也先後在北京響應，在上海方面，則戴季陶奉中山先生的命令，辦「星期評論」，同「每週評論」幾乎是兩個姊妹報紙。關於文學政治社會等問題也加以猛烈的批評。而上海的進步黨所辦的「時事新報」，也聞風景從，張東蓀和張君勱等還辦了一個「解放與改造」，雖然談社會問題比較多些，却也是響應文學革命的刊物，自此以後所謂新文化運動似乎佈滿全國了。但是新文化運動之所以佈滿全國，中間還有兩個政治運動在裏面，第一個運動是比五四運動早一年，因為反對對日的參戰借款和中日密約而起的。那時候還是馮國璋做總統，段祺瑞做內閣總理，這個反日運動，是從日本留學生發動的。我記得有一天晚上，兩個留日學生的代表，其中一個叫阮湘，在北大西齋飯廳慷慨激昂的在演說，大家莫不義憤填膺，但終覺束手無策。最後我跑上講堂對著大家說，這個事體，徒然氣憤也沒有用處，我們如果是有膽量的，明天便結隊到新華門圍總統府去，逼迫馮國璋取消成約，若是他用軍警干涉，我們要抱有流血之決心。這句話出來以後，大家受了一個極大的刺激，當場表決，第二天去闖新華門。到了那時候，果然北大學生還同其他幾校的學生，集合在新華門口，一直圍到下午五點多鐘大家才散。那知道回來以後，蔡先生提出辭呈。蔡先生之辭職是會使北大發生根本危險的，這件事我們是很不願意的。我自己是不願意北大坍臺，而顧頡剛反把我痛罵一頓。後來費了很大的力氣，才叫馮國璋把蔡先生的辭呈退囘，我們自己也去對蔡先生說，這件事體，完全是同學為著國家大問題而出此，不是不顧北大。經過了一再解釋，蔡先生也就答應下來。這場風波也就結束。這是學生運動的第一次。也是學生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勾結而有所表示的第一次，這是五四運動的先聲，然而這件事卻很少有人提起（說句沒出息的話，這也是民眾請願的第一次）。有了這件事做引子，再加上所謂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五四運動的產生，幾乎是事有必至。自從這次請願以後，北大有一部分學生，組織一個國民雜誌社，其中重要的人物是易克嶷、段錫朋、許德珩、周長憲、孟壽椿等，當時，他們也要我加入這個組織，但是我對於這種比較狹義國家觀的刊物不很熱心，而且自己還要專心去辦「新潮」，對於「國民雜誌」，只算是一個贊助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