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雜誌」裏面的人，多半是實行的人；新潮雜誌社的人，多半是偏重於學術方面的人，所以五四運動發生以後，學生會裏面組織分為七股，各股的主任幾乎是國民雜誌和新潮雜誌二社的人平分的，這兩個雜誌，所以也可以說是五四運動的基礎。

    在此地附帶說幾句話以結束新文化運動的敍述，當時還有一派北大學生和教員辦了一個雜誌叫「國故」，其目的在於和「新潮」對抗的，這一派的主幹，在教員之中，便是黃侃，學生之中，便是張煊（後來是張學良的機要秘書），他們關於文藝的理論，是非常薄弱的，其掊擊新文學的地方，也不能自圓其說。其中登了許多文藝的文字，也多半是故國斜陽的吟呻而已。所以「國故」雜誌出來，很不能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和重視。而且有許多人很輕視它，辦了不久也就停止了。毛子水在「新潮」上做了一篇「怎樣用科學方法來研究國故」一文，倒惹起許多舊學家的稱許。當時對於新文學的抵抗力不外三種，一種是林琴南派，一種是東南大學的胡先驌和他所辦的「學衡」雜誌，一種是北京大學內部的「國故」雜誌。但是綜合起來，抵抗力還是很薄弱的。

    現在講到五四運動了。五四運動產生的重要原因，不外乎下列幾種：

    第一、是前次新華門事件的連續，第二、是新文化運動所產生的思想變化的結果，第三、是大家受了蔡孑民的影響，一變從前羨慕官僚的心理而為鄙視官僚軍閥的心理，並且大家有一種以氣節相標榜的態度，有意去攖官僚軍閥之鋒。第四、是正當巴黎和會的時候，感覺到中國受人支配和帝國主義國家協以謀我的痛苦。正是那一年的三、四月裏，朝鮮發生徒手革命，也給大家以深刻刺激（當時我到北大圖書館裏面去看報注意到大家都在搶著關於記載朝鮮徒手革命的報紙看）。第五、因為受歐戰以後各國革命潮流的激盪（特別是當時蔡孑民所提倡所謂德國是軍國主義，戰敗是應當的，並且當時國際聯盟的論調甚高，北大也常常有這一類的講演）。以上是這個事件的原因，至於這件事體具體的釀成，都完全由於中國在巴黎和會的失敗。在四月裏，日本要求中國撤換兩個專使的消息紛紛傳來，北大學生開了一個會，並且捐了幾百塊錢打電報，一方面打電報給巴黎和會中國代表，要求他們堅持，一方面通電全國，反對因為外國壓迫而撤換本國專使的事，這兩個電報打出以後，所捐的電報費還存三百元左右，於是用四個幹事的姓名，共同負責，存在學生銀行裏面。到五月一、二號的時候，外交消息，一天惡似一天，傅孟眞、許德珩、周炳琳、周長憲和我等幾個人，商量要在北京取一種積極反抗的擧動，但是我們當時一方面想對於國事有所主張，一方面對於北大又要保存，所以當時我們有一種非正式的成議，要在五月七日國恥紀念日，由北大學生在天安門外率領一班羣衆暴動，因為這樣一來，北大的責任可以減輕。五月三日那一天，清華大學擧行紀念典禮，許多北大的人，都到清華去參觀，那天我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點鐘才囘來，不料三號那一天，邵飄萍到北大來報告，說是山東問題已經失敗，在校的一班同學，於是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臨時會議，最初由邵飄萍報告，以後由許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的演說，還有一個劉仁靜（他現在是共產黨中很重要的人物），當時還不過十八歲，帶了一把小刀，要在大會場上自殺。還有一位，要斷指寫血書的，於是當場主持的幾個人，不能維持我們以前決定的五七發難的成議，當場議決在第二天（卽五月四日）聯合各學校發動，並且當場在北大學生中推出二十個委員負責召集，我也是其中一個，由他們各學校聯絡進行。我們九點鐘由清華回來，看見他們會也要開完了，什麼決議都已經定好了，當時我們還在埋怨許德珩，說是我們好在五月七日發動，而現在改了期，不是要把北大斷送了嗎？可是埋怨儘管埋怨，大家的決議還是大家決議，是不能更改的。於是他們叫我連帶簽了字，把前存學生銀行的三百元拿出來買竹布，費了一夜功夫，請北大的書法研究會及畫法研究會的同學來幫忙，做了三千多面旗子，除了北大學生個個有旗子外，其餘還可以送給旁的學校。（所以當時大家疑心五四運動以為有金錢作背景，不然為什麼以北大窮學生臨時有這許多錢去做旗子呢？其實這個錢是打電報省下來的。）各代表當夜分途至各學校接洽，約定了在第二天一點鐘在天安門會齊。當夜十一點鐘的時候，各代表在北大開了一個預備會議，當場擧出了三個總代表，一個是我，一個是江紹原，一個是張廷濟，並且當時推我寫了一個五四運動宣言，由狄君武送到北京大學印刷所去印了五萬份，第二天的早上，我們還預備了一個英文的備忘錄，送給各國使館。到下午一點鐘，大家便齊集在天安門了。我們三個所謂總代表，因為預備各種文件，一直到一點十分才到天安門，當時步軍統領李長泰、警察總監吳炳湘，都已經先我們而到，對大家講了一番話，勸大家解散。當時衆怒難犯，那一個肯聽？於是大家從天安門出發，一走走到東交民巷口，便被警察擋住了。只有我和江紹原兩個人進去到使館內去找美國公使。那一天芮恩施到西山去了，由他的參贊出來見我們，他對於我們很表示同情，說了一番很漂亮的話，並且說，由他去和使館界的警察交涉，讓他放我們通過，我們從美國公使館出來以後，又到了別的幾個使館，告訴他，我們示威的意思。回轉身來到美使館去問美參贊，同使館界警察交涉允許我們通過的結果怎樣，他說，使館界的警察是答應可以的，但是剛才警察總監有電話來，說是不可以讓學生們通過，所以我們不能這樣辦。這個消息一傳出來，大家更是憤怒，當我們報告交涉經過的時候，大家便要求我們硬擠進去，後來想硬撞不成事體，反而給別的國家以不好的印象，於是大家便高呼口號「我們去除國賊吧！」於是掉轉大旗向曹汝霖家前進（曹家在趙家樓），曹汝霖的房子，是一座很大的滿洲王府式的平房，我們到他家門前，大門已經關了，門口站著一大隊荷槍實彈的警察，大家到門口便大罵國賊，最初拿旗子向屋頂丟去，後來打破了一個短墻的窗子，大家便爬進去，首先進去的人，據我眼睛所看見的，乃是北大的蔡鎮瀛，一個預理科的學生，和高等工業學校一個姓水的。大家看他們進去了，於是接上爬進去的幾十個人，把大門打開，而曹宅的院子裏還站著許多警察，因為學生向他們極力宣傳，所以他們已沒有什麼抵抗。適巧那一天曹汝霖同章宗祥、陸宗輿和一個日本資本家在那裏商議事情，他們以為有着警察保護是不要緊的，我們打進去的時候，曹汝霖便換了警察的衣服混在警察堆裏，從後墻跳出去，陸宗輿怎樣逃走，我們却不知道，聽說他也來喊口號，喊打倒賣國賊，混在羣衆裏面逃走的，是否確實，却不知道了。章宗祥比較老實，他和那個日本人一道躲在一個小房間裏，羣衆跑進去的時候，日本人還掩護着他，於是大家知道他是一個要人。羣衆便把他們圍起來了。不久一個北大的校工進來，他說自己是認識章宗祥的，並且說這就是章宗祥，於是大家便動手打起來，打了一頓，忽然有人說「打錯了」。大家便一鬨而散，於是這個日本人和曹家的用人，便把章宗祥抬出去，停在一間雜貨店裏面，這個日本人也去了，於是羣衆中忽然有人叫「剛才並沒有打錯」，大家便去找章宗祥，在他後門雜貨店中找着了，當時這個日本人還掩護着他，羣衆們便用雜貨店中鷄蛋來丟這個日本人，重新把章宗祥拖進曹宅來，拆散了一張鐵床，拿鐵床的棍子來打，所以當時章宗祥確是遍體鱗傷，大家以為他已經死過去了。曹家的裝飾品、古玩……簡直是打得乾乾淨淨，他的姨太太和他的女兒的房子裏許多香水，都一捶一捶的打碎在地上，當時香氣四溢，不可嚮邇。我還親眼看見江紹原拿了一床紅綢的被子，拖在地上，撕了一塊紅綢，拿在手裏，亂晃幾下，說是「勝利了！勝利了！」至於放火的擧動，乃是高等師範的學生開始的，我看見有兩個學生，自身上掏出許多自來火來，如果他們事前沒有這個意思，為什麼要在身上帶來這許多自來火呢？結果，曹宅燒起來了，徐世昌便下了緊急命令，叫軍警捉人。那時候，傅孟真把他一本日記簿，上面寫著許多代表名氏的，往火裏一丟，馬上燒掉了。我們還是從前門出來的，當時街上的救火隊和水夫，已經擁擠不堪，很難通行。在曹宅裏面還沒有出來的，還有幾十個人，於是便當場被捕。我從趙家樓出來以後，便向北大東齋（卽第一宿舍）去，當時自己實在疲倦極了，從五點鐘睡到六點鐘，六點鐘以後，重新振刷精神開始活動。當時派定了多少代表，向各家學校聯絡，預備在第二天，全北京的高等以上學校，自大清早起，一律罷課。那天晚上適派我到各報館去解釋這件事體，等到十幾家重要報館都跑空以後，時候已經是半夜三點多鐘了，所以那一晚便沒有睡，第二天早上，果然全北京專門以上的學校，一律罷課，並且各校代表齊集北大一院第三十六課堂開會。學生聯合會的組織，也就是那個時候形成的。當時各學校的中心，自然是北京大學，至於北大主持這個運動的軀幹，要算是新潮社及國民雜誌社裏面的人，在五四那天，曾經開了一個會，大家本來要推傅斯年做臨時主席，忽然有一個浙江籍的學生姓陶的，打了傅斯年一拳，這一拳就把傅斯年打得不幹，自此以後，五四運動和傅斯年便不發生關係了。因為他是一個以感情用事的人，一拳被打萬念俱灰了。我當時因為在各處接洽的事太多，所以不願意做會場上固定的事，經大家一想再想，最後推出段錫朋來，由他做北大學生會的代表，結果就是北京學生聯合會的主席。段錫朋在五四以前，北大學生，很少有知道他的，他總是穿一件藍竹布大衫，扇一把大摺扇，開口就是我們廬陵歐陽公的文章氣節，所以大家都當他有幾分迂氣，那知道被選擧出來以後，他處理事務非常靈敏，運用羣衆，大有特長，於是段錫朋的名氣陡然間聞於全北京。這一次蔡孑民先生確是有一種特別的表現，就是五四事情出來以後，他不和前次一樣的辭職，反而聯合各大學的校長，負責的要求北京政府釋放被捕的學生。到了五月六日那一天，他們接洽好了，聽說吳炳湘竭力奔走，要求各校校長於五月七日命令全體學生復課，以此為條件，可以赦放在捕的學生。徐世昌也有這樣主張，因為他們知道如果長久的罷課下去，一定是要出事的。而且五月七日是國恥日，更容易出事。我們全體罷課的決議，乃是五月五日通過的，五月六日的晚上十點多鐘，蔡孑民及湯爾和（醫專校長）以及其他專門以上學校的校長，到北大的校長室裏面，把我們找去，說是現在同吳炳湘已經有這樣一種瞭解，只要明天全體復課，他明天就立刻可以放人。當時去見這幾位校長的，有我及方豪（俶新）等四、五個人，他們都說：「昨天才決議罷課，明天便要復課，乃是辦不到的，我們也負不起這個責任。」我說：「現在如果儘讓同學們關在裏面，也不成事，況且我們這一次有放火及毆傷等重大情節，（當時章宗祥還沒有離危險境界，有兩天沒有大小便，醫生說他命在旦夕了。）適巧政府又捉去我們幾個人，用這幾個人去抵命，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因此我便問他們幾位校長說：「若是我們明天復課，他們不放人，怎樣辦？」他們說：「我們可以用生命人格為擔保，而且吳炳湘也曾發誓過『如果復課而不放學生，我吳炳湘便是你們終身的兒子。』」於是我以為旣然如此，我們明天復課好了。但是我這句話說出來，許多人便反對，以為我們答應下來乃是越權，許多同去的人，也是反對我意見的。我說：「現在為減少被難同學之危險，這件事非如此辦不可，我們只有從權辦理了。」於是當夜我們分成五隊，去通知全體同學，明天復課。除每個宿舍派一隊外，其他兩隊，是負責通知宿舍附近公寓裏面的同學的。大家出發的時候，已經是十二點鐘，同學們完全睡着了，一個一個房間敲起門來，把睡熟的人叫醒了，告訴他們這件事，他們還不相信，還要費許多心血去解釋，解釋不明白的時候，還要受大家的責罵。半夜醒轉過來的人，相對講話，口中臭氣是最令人受不了的。這可以說是我在那一晚上特別記得深刻的一種感覺。幸而能得大多數同學之了解，謝謝大家對於我們還有最低限度的信任，所以第二天北京各大學亦先後復課了，到了十點鐘，全部被捕同學從警察所送回學校來，大家都列隊在門口迎接，當時那種痛哭流涕的情形，眞是有家人父子於亂離巨刼以後相遇時之同樣感覺。當時章宗祥的病還沒有離危險期，時時有死耗之傳聞，剛巧北大有一位同學叫郭欽光，在這個時間死了，他本來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約因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當時大家怕章宗祥和我們打官司，所以定下一個策略（這個策略之最初主動者便是狄君武）硬說郭欽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用人打死的。於是郭欽光遂成為五四運動中唯一烈士，受各處追悼會之無數鮮花美酒弔祭，和輓章哀辭的追悼。在上海還有一位女士，當衆痛哭郭烈士。郭君那一天因為走路過多，身體過勞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確實的，這是我們應該同情他，但是把他造成五四的烈士，全國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點滑稽。等到被補的全放出來了，章宗祥也被打了，曹汝霖的房子也被燒了，照常理說，這件事情可以告一個段落，但是當時有兩種情形，是決不能使這件事告一個段落的，一件是山東問題還沒有了結，而且一天比一天的失敗下去；一件便是蔡孑民先生於五月七日學生出獄以後，便當夜出京，沒有一個人知道的跑了。跑的時候，他留下一封信，就是那最出名的「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迄可小休。」（這封信的頭兩句話如此）這封信出來，許多人很費推測，於是大家去詢問國文教授，請他們去查這個典故的來源。因為這些國文教授見大家紛紛請教，當時也得意了一下。蔡先生去了以後，北京大學自然是第一個恐慌，為維持北京大學，北大學生不得不繼續鬧下去，而且不能不聯合旁的學校學生一同的鬧下去，於是五四運動又重新緊張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