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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同志們：

    我自從一九二○年（民國九年）隨諸同志之後創立本党以來，忠實的執行了國際領導者史達林、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機會主義的政策，使中國革命遭了可恥的悲慘失敗。雖夙夜勤勞而功不抵過。我固然不應該效「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可笑的自誇口吻，把過去失敗的錯誤而將自己除外。任何時任何同志指摘我過去機會主義的錯誤，我都誠懇的接受了，我絕對不願爲要掩護我個人的錯誤，（自從八七會議到現在，我不但對於正當的批評不加掩護，即對於一些超過事實的指摘，也以爲是個人細故默不答辯，）而使過去無產階級付了重價的痛苦經驗埋沒下去，得不到一點教訓。我不但不願掩護我過去的錯誤，即現在或將來，如果我在思想上在行動上有了機會主義的錯誤，同樣不願掩護，同樣希望同志們在理論上在事實上加以無情的批評。只要不是附會造謠，我都虛心接受。我不能有瞿秋白、李立三那樣的自信力。我深切的認識任何個人任何黨派，想免除機會主義的錯誤，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深邃的馬克思主義者如考茨基與普列哈諾夫，晚年尚犯了不可恕的機會主義；長期追隨列寧學習的如史大林與布哈林，現在也犯了可恥的機會主義；像我輩這樣淺薄的馬克思主義者，更何可自滿。一旦自滿，更是自己阻住自己的進步。就是反對派的旗幟也決不是張天師的靈符。小資產階級意識沒有根本去掉，對過去機會主義的系統沒有深刻了解，並堅決參加鬥爭的分子，若僅僅站在這一旗幟之下駡幾聲史達林、李立三的機會主義，便以爲機會主義的魔鬼永遠不會近身，這便是妄想。我們要眞能免除機會主義的錯誤，只有在馬克思、列寧的遺教中，在無產階級羣衆鬥爭中，在同志互相批評中，不斷的虛心學習，才庶幾可望。

    我堅決的認爲中國過去革命的失敗，客觀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黨的機會主義之錯誤，即對於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策之錯誤（附注一。）當時中央負責同志尤其是我，都應該公開的勇敢的承認過去這種政策毫無疑義是澈頭澈尾的錯誤了。但只是簡單的承認錯誤還不夠，必須忠實的徹底的認識過去的錯誤即機會主義的政策之內容及其原因結果是些什麽，並且毫無顧忌的暴露出來，然後才可望不至繼續過去的錯誤，方可望不至使下次革命又陷以前機會主義的覆轍。

    本党創立之初，雖極幼稚，然在列寧主義的國際指導之下，尚未曾做出很大的錯誤，如堅決的領導工人鬥爭和對於國民黨階級性之認識。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由國際召集的遠東勞動人民大會，中國方面是由本党領導國民黨及其他各社團的代表進行的，大會的議決，在東方殖民地國家應進行民主革命的鬥爭和在革命中進行農民蘇維埃的組織。於是中國黨的第二次大會（一九二二年）遂議決了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政策，并根據此議決發表時局主張。同時青年團國際代表大林來中國向國民黨提出民主革命派聯合戰線政策，國民黨的總理孫中山嚴詞拒絕了，他只許中央及青年團分子加入國民黨，服從國民黨，而不承認黨外聯合。大會散會不久，共產國際即派代表馬林來中國，要中共中央全體委員在西湖開會，提議加入國民黨的組織，力言國民黨不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黨，而是各階級聯合的黨，無產階級應該加入去改進這一黨以推動革命。當時中共中央五個委員，李守常、張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對此提議，其主要的理由是，黨內聯合乃混合了階級組織和牽制了我們的獨立政策。最後，國際代表提出中國党是否服從國際議決案爲首，於是中共中央爲尊重國際紀律遂不得不接受國際提議，承認加入國民黨。從此，國際代表及中共代表進行國民黨改組運動差不多有一年，國民始終怠工或拒絕。孫中山屢次向國際代表說：「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該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的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國際代表馬林因此垂頭喪氣而回莫斯科。繼他而來的鮑羅庭，他的皮包中挾有蘇俄對國民黨巨量物質的幫助，於是國民黨始有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的改組及聯俄政策。

    在此時期前後，中共所染機會主義還不很深，所以還能夠領導二七鐵路大罷工（一九二三年）和五卅運動（一九二五年），都未受國民黨政策的牽制，並且有時還嚴厲的批評國民黨的妥協政策。五卅運動中，無產階級一抬頭便驚醒了資產階級，戴季陶的反共小冊子即應運而出了。是年一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我在政治決議案委員會提議：戴季陶的小冊子不是他個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資產階級企圖鞏固自己階級的勢力以控制無產階級而走向反動的表現，我們應該即時準備退出國民黨而獨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領導羣衆，而不爲國民黨的政策所牽制。當時的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負責同志們一致嚴厲的反對我的提議，說這是暗示中共黨員羣衆走向反對國民黨的道路。主張不堅決的我，遂以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我的提議。

    次年（一九二六年）○○○的三月廿日政變，正是執行了戴季陶的主張，在大捕共產黨，圍繳省港罷工委員會、蘇俄視察團（內多聯共中央委員）及蘇俄顧問的衛隊槍械後，國民黨中央議決：共產黨份子退出國民黨最高黨部，禁止共產黨份子批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共產黨及青年團須將加入國民黨內黨員團員名冊繳存國民黨，我們都一一接受了。同時我們主張準備獨立的軍事勢力和蔣介石對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廣州和國際代表面商計劃，國際代表不贊成，並且還繼續極力武裝蔣介石，極力主張我們應將所有的力量擁護○○○的軍事獨裁來鞏固廣州國民政府和進行北伐。我們要求把供給蔣介石、李濟深等的槍械，勻出五千枝武裝廣東農民，國際代表說：「武裝農民不能去打陳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國民黨的疑忌及農民反抗國民黨。」這一時期是嚴重的時期，具體的說，是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公開的強迫無產階級服從它的領導與指揮的時期，是無產階級自己正式宣告投降資產階級，服從資產階級，甘心作他的附屬品之時期（國際代表公然說：「現在是共產黨應爲國民黨當苦力的時代」。）黨到了這一時期，已經不是無產階級的党，完全成了資產階級的極左派，而開始墮入機會主義的深淵了。我在三月二十事變後對國際報告中，陳述我個人的意見，主張由黨內合作改爲黨外聯盟，否則其勢不能執行自己的獨立政策獲得羣衆的信任。國際見了我的報告，一面在眞理報上發表布哈林的論文，嚴厲的批評中共有退出國民黨的意見，說：「主張退出黃色工會退出英俄職工委員會，已經是兩個錯誤，現在又發生第三個錯誤——中共主張退出國民黨。」一面派遠東部長吳廷康到中國來，矯正中共退出國民黨之傾向。那時，我又以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我的提議。

    其後，北伐軍出發了，因爲我們在機關報（嚮導）上批評因北伐而抑制後方的工人運動和向農民勒派軍費，大受國民黨的壓迫，同時上海工人將近要起來暴動驅逐直魯軍，暴動如成功，必然發生政權問題。此時我在中央擴大會議的政治決議案起草中提議：中國革命有兩條道路，一是由無產階級領導始能貫徹目的；一是由資產階級領導，必然中途背叛革命；我們此時雖然可以與資產階級合作，同時要奪取領導權。國際駐上海的遠東部一致反對我的意見，說這樣的意見會影響同志們過早的反對資產階級，工人不必有代表參加。那時我又因爲他們的批評，而未能堅持我的意見。

    一九二七年北伐軍佔領上海前後，秋白所重視的是上海市政府選舉及聯合小資產階級（中小商人）反對大資產階級；彭述之、羅亦農和我的意見以爲：當時市政選舉及就職並不是中心問題，中心問題乃是無產階級的力量若不能戰勝蔣介石的軍事勢力，小資產階級不會傾向我們，○○○必然在帝國主義指揮之下屠殺羣衆，那時不但市政府是一句空話，勢必引起我們在全國範圍內的失敗；因爲○○○如果公開的背叛革命，決不是簡單地他個人行動，乃是全中國資產階級走到反動堡壘的信號。當時由述之親到漢口向國際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數負責同志陳述意見和決定進攻蔣軍的計劃。那時他們對上海事變都不甚措意，連電摧我到武漢。他用以爲國民政府在武漢，一切國家大事都應該集中力量在武漢謀解決。同時國際又電令我們將工人的槍械埋藏起來，避免和蔣介石軍隊衝突，勿以武裝力量擾亂租界等。亦農看了這個電報，很憤怒的把他摔在地下。那時我又以服從國際命令，未能堅持我的意見，而且根據國際對國民黨及帝國主義的政策，和汪精衛聯名發表那樣可恥的宣言。

    我於四月初到武漢，第一次會見汪精衛即聽到他一些有反動傾向的言論，和在上海談話時大兩樣，我告之鮑羅庭，他也說是如此，並說汪精衛一到武漢，即受了徐謙、顧孟余、陳公博、譚延闓等的包圍，漸漸和他疎遠了。○○○、李濟深相繼屠殺工農後，國民黨日益看輕了無產階級的力量，汪精衛及國民黨全體中央委員的反動態度與政策日益發展。我在本黨的政治局會議上報告兩党聯席會議時說：「我們和國民黨的合作日益入於危險，他們和我們所爭的，表面上好像是各樣各個小問題，實際上他們所要的是整個的領導權，現在只有兩條路擺在我們的面前：放棄領導權，或是和他們決裂。會議上以沉默的態度答覆了我的報告。馬日事變後，我兩次在政治局會義上提議退出國民黨；最後一次，我說：「武漢國民黨已跟着蔣介石走，我們若不改變政策，也同樣是走上蔣介石的道路了。」當時只有任弼時說一聲：「是的呀！」和周恩來說「退出國民黨後工農運動是方便得多，可是軍事運動大受損失了。」其餘的人仍是以沉默的態度答復了我的提議。同時我和秋白談論此事，秋白說：「寧可讓國民黨開除我們，不可由自己退出。」我又和鮑羅庭商量，他說：「你這個意見我很贊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許。」那時我又以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下去。我自始至終都未能積極的堅持我的提議，一直到此時實在隱忍不下去，才消極的向中央提出辭職書，其主要的理由是說：「國際一面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我實在不能繼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