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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國民黨清共驅鮑之役，為中國現代史一大事。當鮑氏囘俄路過鄭州時，一迎一送兼翻譯之責，均余任之。其間經過，多為時人所未知。茲篇由當年個人詳細紀錄中，摘要書出，或足為現代史料之補充，而不致被視作「明日黃花」也。

    馮玉祥氏之西北軍于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卅日，克復鄭州。六月七日，國民黨軍政領袖譚延闓、汪兆銘、孫科、徐謙、顧孟余、于右任、鄧演達、唐生智等，由武漢到鄭，與馮總司令會商。馮于十日到鄭，即開聯席會議。一連兩日（十一、十二）議決今後軍政大計多端。此外，對於黨國前途發生大影響者，即是：南方諸領袖將共產黨在兩湖之跋扈兇暴實情，向馮詳述，甚表不滿，而尤以湖南軍唐生智部將何健、劉興等，恨共產黨刺骨。時，馮早已厭惡共產黨徒在陝西各處及本軍中之胡鬧與搗亂，尤恨其「直接行動」，隨意殺人，惟格於國民黨當時聯共政策，一向隱忍不言，未便採取反共行動，以免蹈違反黨紀，甚或「反革命」之罪名。（按：當時共產黨與親共的左派，對於反共同志均橫加以此罪名而排擠或屏黜之。）至是始恍然明瞭共產黨禍國殃民的罪行之普遍。後來，馮氏之澈底清共，蓋肇源於此。

    會蔣總司令中正與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多人，因不滿於鮑羅廷及共產黨與左派之把持武漢政局，即於四月中旬（時，另一部由蔣統率之國民革命軍已佔領閩、浙，皖、蘇、諸省），在南京組織中央黨部及政府，與武漢方面分流。方武漢南軍與西北軍於五月下旬沿京漢、隴海線攻擊奉軍之際，蔣亦提師沿津浦線進攻孫傳芳余部，克復鄭州。六月十七日，乃電約馮前往商議軍政黨務。時，武漢方面諸人已南歸，馮於十九日乘火車抵徐，與蔣、胡（漢民）、李（煜灜、石曾）、吳（敬恒、稚暉）、李（烈鈞）、張（人傑、靜江）、蔡（元培）、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黃（郛、膺白）、鈕（永建、惕生）諸人會晤。

    馮在徐州，亦飫聞甯方諸同志表示對於蘇俄代表鮑羅廷顧問及共產黨之不滿，與漢方同志如出一轍。在聯席會議上，共同決議清党去鮑及貫徹北伐大計諸事。蔣、馮二人即於廿一日會銜發出聯合北伐之通電。馮隨而單獨發電與漢方，請去鮑羅廷，電文有云：

   「所有以前發現共產黨對本党及國民革命破壞之陰謀與實據，先應設法矯正。至於鮑羅廷顧問，鼓動政潮，已失助成國民革命之本意，應送其囘國。而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必須統一，萬不可分離，以爲國民革命之障礙。」（按：原電係致唐生智者，見拙藏「馮玉祥自傳」原稿下冊。）

    此電實是驅逐鮑羅廷的第一炮。發出後，馮遄返河南，進行第二步軍政工作，積極準備第二次北伐。

    囘到鄭州，馮即實行徐州會議所共同決議之清黨運動。首先將軍中所有共產黨徒驅逐。清党章程，係由徐謙（季龍）手訂，由馮核准施行者。徐向有極端左派親共分子之稱，此事外間鮮知眞相，故不憚煩述於此。緣由廣州到武漢後，徐亦日漸明見共產之專橫兇暴，憤恨於心。馮出師至潼關，徐首先去電陳說一切。是時，馮軍中共有共黨五六十人，幾全在政治部工作。馮下令：全軍各級政治工作人員，一體到開封受訓練及甄別，並訂定對付共產黨三種辦法：一、自己報告是否共黨；二、凡是共黨，一概脫離政治部；三、如有共黨仍欲繼續國民革命工作者，須宣佈脫離共黨而誓忠於國民黨。此大概是上言徐謙所擬之章程之一部份也。令既下，首先解職者爲把持全軍政治部之共党首領劉伯堅。另有四十余共党黨員被查出。馮派兵以專車押送赴漢口。其餘少數或自行離開軍隊，自覓去路，或則宣佈脫離共黨。尚有一二人，因言行過於激烈，干犯軍紀，致被監禁者。全軍清共運動，至爲徹底。

    是時，武漢方面各委員，自鄭州囘來後，即發現共黨進一步圖吞併國民黨之大陰謀，因即厲行清黨運動。先是，蘇俄史太林把持之「第三國際」，爲鞏固及申張中國共產黨勢力計，密令鮑羅廷等，施行下列各條：一、排去國民黨諸領袖，而代以共黨；二、編練農軍數萬人爲共党親信軍隊；三、准農民直接佔有田地。鮑固陰鷙深沉，素持穩健緩進政策，以爲此數種辦法如一旦施行，適足以惹起國民黨全體之反感，必致令共黨及俄人無立足地，遂不贊成，且力主不宣佈。不意有第三國際代表印度人羅易（M．N．Roy或譯魯依），堅決主張服從「第三國際」命令，自行宣佈此密令。其原文摘要如左：

   「無土地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無土地革命，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將變成不可靠將領的玩物。我們很堅決的贊助從下級沒收土地。（按：意謂不經上級機關——國民政府，下令沒收土地。）

    少數老國民黨中央委員，在現在的情況下，發生恐慌了。他們態度動搖，想妥協。目下，在中央委員中，增加工農的領袖，已有必要。他們的勇敢聲音，可以使老中央委員增加堅決的性質，或者將老委員代替了。國民黨的構造，必須改變了；應當從土地革命中所產生的新領袖，納入國民黨的上級機關。

    依靠不可靠的將領之現狀，應消滅之；應當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加上從兩湖挑選五萬工農，組織新軍隊，以軍校的學生擔任指揮之責。這樣子，在時機未晚之前，組織我們可靠的軍隊。否則不能保障勝利。」（上文錄自徐謙：「鮑羅廷罪惡之罪惡」小冊，頁四～五，民十七年二月私印）。徐氏又云：事後「聞鮑乃逐羅易離漢，使其党暗殺之於途中，詭稱遇匪」。（補注：原令譯文詳見蔣永敬：「鮑羅廷與武漢政權」頁三三八—三三九，民五二年台灣商務版。）

    密令一宣佈，武漢方面國民黨諸委員如聞青天迅雷，霹靂一聲，大受震驚，勃然憤怒。既恍然覺悟「第三國際」及史太林之陰謀毒計，圖以併吞手段消滅國民黨，深信不能繼續施行聯俄聯共政策，乃決議驅逐鮑氏及所有俄顧問，並厲行清黨運動。此實「天奪其魄」，事出意外，鮑氏竟被犧牲。假如羅易不宣佈密令，鮑氏不致被驅逐，而國、共、兩黨之關係與此後時局之變化，又不知成爲如何局面了。

    鮑既被逐，不敢沿長江，經南京，赴上海，只得取道豫陝、甘，經外蒙古庫倫一途而囘國。遂由漢口乘專車一列，叫所有俄人及共黨與親共死黨若干人以俱行，隨帶汽車數十輛及大量糧食。（聞汽車多輛係在上海定購，皆美國貨，故美領事得事先忖測其行蹤。）七月廿八日過鄭州時，馮氏仍以禮待之。余當時在西北軍爲中央党部特派政治委員，兼任總司令部外交處處長，是總部內唯一操英語者，故被任招待及傳譯之責。

    馮于兩日間邀鮑晤談數次，均由由余任雙方傳譯。所談諸問題，極有趣味，且饒有史料價值，茲以當時個人紀錄摘要敍述如下。

    次日（廿九），第一次會晤之下，寒喧既畢，鮑先發言：「蘇俄用了三千余萬鉅款，我個人費了多少心血精神，國民革命才有今日之成功，而今則人人皆迫我去。我失望之極，傷心之極了。」

    馮答：「我國所需要的是國民革命，不是共產革命。你們在兩湖橫行無忌，使鋪夥打店東，佃戶打地主，學生打師長，猶且焚殺搶掠，行同土匪。您須認罪！」

    鮑言：「連您也通電驅逐我，尤令我大大的失望。大約是環境迫您，旁人勸您，說我壞話，故爾如此。」

    馮答：「武漢諸同志，汪、顧、徐、孫等來此，均說您們不是。我所以發電請您囘國。」

    鮑言：「起初，我們對您有很大的希望，期待您入豫之後，出兵由徐州攻南京，一舉而打倒蔣介石，即推您爲全國總司令。可惜我當時因病未能來鄭州晤見而勸您。而今則機會已去了。但您何故要去徐州與蔣聯合呢？」

    馮答以理由甚多，請其猜猜。

    鮑謂：「第一、因餉械之補充，須仰仗南方；第二、因雜派隊伍及山西閻錫山之牽制，使您不敢助漢攻寧。是否即此理由？」

    馮答：「你所猜的都對，不過尚有一要點，您所不知。蔣已聯絡了岳維峻（舊國民軍二軍），使其攻陝，襲吾後路。我舉動稍一不慎，全軍即被截爲數段，蔣已叉着我的咽喉（言下，以手作勢，自扼喉部）。我怎能不到徐州呢？」鮑乃表示瞭解。

    翌日，鮑又謁馮，仍由余傳譯。是次談話範圍，多關於革命方法之討論——不，其實是辯論。鮑明白表示意見，主張民衆——農、工——直接行動，認爲這才是徹底的革命方略。馮謂不然，駁之曰：「如果在軍閥或專制政府之下，實行秘密革命工作，則此類行動，很爲合理，藉以推翻他們。然而在革命政府之下，此事可以按軌道，而且必須按軌道，否則不特社會秩序破壞，兼是自己革自己的命了。」

    鮑質問其有何具體例證。馮乃一一數出陝西黨部及民衆運動之胡鬧行爲，或隨意殺人，甚有持鍘刀殺人，鍘至頸上則又縮手收囘，致令其人飽受驚嚇，宛轉啼號，方被害死者。

    鮑乃強辯，謂：「在革命時期，過火舉動，在所難免。此輩冤死者，乃爲革命不可免的犧牲；俟革命成功後，舉國將以花圈紀念之。」

    馮聽了，有些兒焦急，亦有些兒忿恨，力駁雲：「那是另一問題。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承認此類行動是對抑或不對——是非問題。」

    鮑又問：「黨怎樣麽說？」

    馮答：「最可痛的就是：黨以爲是對的。」

    鮑似乎自鳴得意，欣然答曰：「既然黨以爲是對的，那末，一定是對的了。『党權高於一切！』我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馮高聲云：「然而並不是全黨，或大多數都說是對的，不過那是少數幾個執行委員的主張罷了。」

    鮑即爲之開解說：「那末，不成問題；少數應當服從多數啊。多數應懲罰那少數啊。」